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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在逃离雾霾 移民中介市场淡季竟成旺季

华夏时报
20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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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罩到空气净化器再到移民,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付出的代价正越来越大。

1月11日,北京诺亚新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诺亚移民”)市场总监徐艳告诉《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每到冬天,尤其是雾霾比较大的时候,他们的咨询量就明显增多,差不多能比春、夏、秋三个季节翻一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表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造成“脑流失”。事实上,面对雾霾,所谓的“移民”早已不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概念,加入移民队伍更多的是一群“从雾霾重的城市搬家到山清水秀的地方生活”的普通人。

决心

2016年12月20日8时许,周静(化名)安顿好停课在家中的儿子,驱车来到了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诺亚移民北京总部,办理了移民手续。3天前,她第一次打电话咨询移民事务,仅过了3天就痛下决心,签署了移民协议。而像她这样因为雾霾而移民的客户,移民顾问一周之内就接待了近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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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是南方人,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北京打拼,经过数年努力,成了一名资深的培训讲师,爱人也已是某知名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两人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

2012年,周静的儿子出生。同一年,“雾霾”、“PM2.5”也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频频发生的重污染天气,让周静身边的朋友考虑移民,并劝说她一起办理。不过,当时的周静完全不为所动,在她看来,好不容易在北京站住了脚,因为一个雾霾就放弃来之不易的生活,不值。再说,政府也一直在治理,过几年或许就会有所改观。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6年,曾经乐观的周静终于开始动摇。4年过去,雾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儿子4岁了,已经上幼儿园,每到冬天,就会不停地咳嗽,有一次甚至得了肺炎。周静和丈夫一趟一趟地往儿童医院跑,而医院的输液区全是和儿子病情相似的孩子。看着幼小的孩子打着点滴,输着抗生素,周静的内心非常痛苦。

2016年12月,北京又一次迎来了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儿子又开始有咳嗽的迹象。这一次,周静终于下定决心,必须移民。

再过3个月,周静一家的永居绿卡就能下来了,她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旺季”

徐艳发现,近两三年,每到冬天雾霾大的时候,咨询量就会明显增多,促签也特别容易成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话响个不停,顾问忙不过来,周末经常要加班,而且大家都在抱怨天气。”她表示。

很多时候,雾霾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例如徐艳的一位客户,纠结了两年都没下定决心,最近因为雾霾,终于决定要移民了。

“客户关注移民时会考虑很多东西,如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有很多现实的考虑。但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一个因素触动了,就会迅速做出决定。他们觉得,在国外不管怎么样都会活得比现在好。”徐艳说。

甚至还有纯粹因为雾霾而移民的。诺亚移民高级移民顾问刘佳林的一位天津的客户,上个月找到他,开门见山地就问,自己想要躲霾,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个国家。在此之前,这位客户甚至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想法。

过去,移民的很多都是高净值人群和“土豪”,为了进行海外资产配置、转移灰色收入,或者“跑路”;而现在,移民的群体则逐渐年轻化,很多都是家里有小孩的,孩子大约在4-5岁或者更小,抵抗力比较弱,一到冬天就容易生病,家长很着急。

也有不是为了孩子的。徐艳的一组客户,是两位50多岁的退休教师,把北京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痛下血本”,就是为了“换一种活法”。

徐艳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时候,客户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显示是海南或云南的手机号,她还以为是外地的客户。结果一问才知道,对方是北京人,只不过冬天跑到海南、云南去避霾。

“其实三亚、大理的房子也不便宜,同样的价钱都可以在欧洲买一套房子并且拿到一个身份了,因此很多人就把移民当做了一个备选方案。”刘佳林表示,还有的客户担心,南方的空气现在虽然好点,但以后会不会也有雾霾?

以前,在移民行业,一般春节过后直到10月份是旺季,春节之前则是淡季,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移民是件“大事”,不愿意赶在过年之前匆忙办理,都想“过了年再说”。但在北京,由于雾霾的缘故,使得移民中介的淡季变成了旺季。

此外,刘佳林还表示,以前移民较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方,如广东、浙江、福建一带,因为那里有移民的传统。而最近几年,北方的移民人数渐渐多了起来。

代价

徐艳表示,最早,移民出去的人大多是企业主、公司法人或股东,现在范围则扩大了,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在北京,拆迁户也特别的多。

刘佳林说,这些拆迁户大多是“老北京”,他们的移民过程其实非常矛盾和痛苦。有的客户说,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朋友圈、事业都在中国,如果空气好的话,肯定不会走;但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为了孩子能够呼吸到更清洁的空气,他们不得不走。

“干净的空气是基本的生存条件,不逼到一定份上,他们也不会做出移民的选择。”徐艳说,“有些人真的是犹豫了好几年,仍旧迟迟下不了决心。”

刘佳林表示,移民欧洲大约需要30万欧元,这笔钱其实算不上什么代价,真正的代价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新的思维模式,包括新的语言。

汪丁丁曾经撰文指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

而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象,最适合移民海外的将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的人,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如果放任“脑流失”发展,北京地区最终将只剩下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

事实也似乎证明,北京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这个冬天,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一直在寻找新的主教练,他们希望意大利名帅斯帕莱蒂能够出任;然而,斯帕莱蒂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非常在意,甚至给罗宁发过一张北京重雾霾的照片表达无奈,他的妻子也对雾霾极其抗拒。最终,斯帕莱蒂以无法说服妻子为由,拒绝了北京国安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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