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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孟子】(15)文天祥:於人曰浩然

孟子研究院
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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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南宋末年文学家、爱国诗人、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都督诸路军马抗元,后被拘。被囚禁在元大都北京三年,至死不屈。壬午年(1282)冬,就义于柴市口。文天祥在国衰势颓,蒙古入侵时,挺身而出,在两宋忠义史上留下了浓重、光彩而绵亘千载的一笔。

一、文天祥的母教情缘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由此段可看出,文天祥忠义的精神品质是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而这种精神品质的形成离不开文天祥母亲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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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三迁教子、孟母断机杼成为了千古佳话,母教对正在成长的孩童价值观影响很大。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出身书香门第,深明大义,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天祥在狱中回忆母亲时曾写道:“母亲曾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在文天祥奉诏勤王之时,她支持儿子毁家纾难,并随二子辗转各地,“夫人游二子间,无适无莫,虽兵戈纷扰,处之恬然”。文天祥牢记母亲的叮咛嘱咐, 不敢稍有失误, 以期“及泉会相见, 鬼神共欢喜。”可见曾德慈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影响了文天祥忠节大义的一生,文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慈母。

二、文天祥舍生取义

《孟子·告子上》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文天祥生活的南宋末期,他一生历经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五朝。在接连遭受蒙古铁骑的欺凌和威胁时,王朝的权柄却几乎握在权臣的手中,他们为了巩固权位,任用奸佞小人,排除异己,打击忠贞之士,粉饰太平,苟欢于江南的美景之中,只图眼前享乐,醉生梦死。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之际, 文天祥恪守自己的人生品格,勇敢得承担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 为保全国家而英勇抗争,为保存人际的品格而求仁取义, 在生与死、鸿毛与泰山之间作出抉择, 慷慨献身, 从容徇道。文天祥常说为国尽忠而死是所谓“义死”,他作诗:

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

一死鸿毛或泰山, 之轻之重安所处。

妇女低头守巾帼, 男儿嚼齿吞刀锯。

杀身慷慨犹易勉, 取义从容未轻许。

仁人志士所植立, 横绝地维屹天柱。

以身徇道不苟生, 道在光明照千古。

同时,他在《高沙道中》指出: “夫人生于世, 致命各有权。慷慨为烈士, 从容为圣贤。”他以“烈士”、“圣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终目的。在文天祥被俘之后,元朝用各种金钱利益进行诱使文天祥投降,但都被文天祥的正气所打败。在被囚三年之后,文天祥就义,实现了人生忠义的理想。

可以说,文天祥一生都在践行孟子的舍生取义,将“义”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三、文天祥权变思想

《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日:“礼也。”日:“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另外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对墨守陈规不知权变的“执中无权”思想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提倡遵守原则性的礼和义,但是在面对一些具体问题时,不应该死板应对,而是要灵活变通,虽然说男女授受不清,在特殊情况下,人的生命要大于礼的规定,这时候就要有权变的思维,要懂得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变通。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文天祥伯祖母梁夫人卒。梁夫人本是文天祥父亲文仪的生母,因文仪过继给叔父而成其伯母,后来梁夫人又改嫁刘姓。梁夫人病逝,文天祥应如何服丧,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文天祥作《通庙堂》书,与朝廷探讨“坟典礼意”,论证自己为已经改嫁的伯祖母“承心制”(只服心丧,不穿丧服)是完全合乎礼教的,而某些妒贤嫉能者散发《龙溪友议》,诬蔑自己违礼,则是错误的。文天祥理直气壮的辩驳,可见其于“古圣人制礼之意”,“昭然大明”。还有他的《深衣吉凶通服说》,“参互经传,博采旁证”,论述深衣虽为吉服,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通用于凶事。凡此说明,礼仪虽然“器数精微,制度详密”,可是文天祥了如指掌,并且能用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这一件事情上,就说明,在守礼方面,文天祥做到权变,即遵守了礼,又符合了情感要求。

在南宋灭亡,在太皇太后谢道清遣使请降,朝廷降元既成事实之后,仍不肯屈身投敌,不改抗元初衷;囚系大都,亡国之君赵显前去说降,也遭坚拒。文天祥以身相许的是赵宋社稷,并不只是忠于皇帝个人。在回答元朝丞相博罗的诘难时,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说:“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君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宋朝理学兴盛,讲究忠君爱国,在国家危难,汉民族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文天祥并没有只对君主尽忠,一切听从君主的安排,文天祥很清醒得认识到,在君主在的时候,他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帮助君主匡扶江山,摈除奸臣小人,当君主已经不能保全江山社稷,不能保证民众安危时,文天祥要服从的不是忠于君主的小义,而是尽自己全力来争得百姓苍生的福祉,做到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的大忠,这不仅体现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体现了权变的思想。

四、文天祥忧民仁政情怀

孟子(《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的这句话意在说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必须弄清楚民有何乐、民有何忧。人民乐的是社会治安稳定、经济繁荣昌盛、个人充分就业、生活幸福美好和日益增长的需求得到满足。一旦明确了人民的忧乐所系,就要及时地为民解困,雪中送炭,这样老百姓才会乐得其所。

文天祥的爱国思想、文天祥的爱国情怀是与他的忧民情怀密不可分的。始终谨记民本思想,关心民众的疾苦,身体力行为百姓谋福利,是文天祥忧民情怀的具体内容。文天祥这一情怀的形成,首先是受儒家传统教育,尤其是理学的影响形成的。儒家所主张的“仁”、“爱”、“爱民”等理念深入其心。其次,也与文天祥的家庭情况以及他自身曲折的经历有关。文家只是清贫自守的一般家庭,但是这却使得他能与普通民众相处日多。他的诗文作品中就记载了不少卜卦之人,表

明他曾频繁地接触下层民众;德祐二年(1276)二月他从京口逃脱,后经由海道奔赴行朝期间,多次得到各类形形色色的一般民众的帮助。此外,蒙(元)军的入侵,致使杀戮无穷,民不聊生,“平淮千里,莽为丘墟”,这更大大的激起了文天祥的忧民情怀。

文天祥不仅是吸纳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虽然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跃出前人的理论框架,但是其中亦不乏新颖之处。例如他在孟子“民贵君轻”这一民本思想基础之上,文天祥又做进一步的引发,指出了社稷是百姓的社稷。他指出:“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要“以人民社稷之重”的主张。

此外,他还曾经借用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说道:“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已累?”认为:作为贤人,应该如同关爱自己的同胞亲兄弟那样关爱民众。此外,这种忧民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其《跋鄱阳徐应明梯云帙》一文中有着更为充分地展现。文天祥指出:当此世事险阻之日,圣贤之人应有心忧天下、心忧民众的情怀,关心民众的疾苦。 这种关心民众疾苦、谨记以民为本的忧民情怀在文天祥的言行当中均有充分体现:在《御试策》中,他就曾发出了“今之民生困矣”的呼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以求民生”。

文天祥终其一生,践行了儒家仁义思想,忠于社稷,爱护人民,一身正气,浩然长存时间!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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