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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

近年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问题的探讨,多侧重于其迁徙历程、学术成绩、政学关系等层面;①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学人群体的地域性抉择问题少有述及。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对战时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地域性抉择问题予以论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抗战军兴后,中国学术的版图——原有以北平、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学术网络,受时局的影响而发生变易。从地域层面来看,抗日战争以至国共内战,导致了学术群体的大转移与大流徙。史家聚集的北平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大批不甘为“亡国之史”的史家,纷纷南迁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学术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发生新的转移。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学术的三大区域:沦陷区、革命区、国统区,亦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各大院校的史学院系、史学专业研究机构,亦多南下重组。以高校而言,当时南迁的院校如表1所示。

除了高校史学院系外,国家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等,亦南迁昆明、重庆等地。史语所的南迁,在傅斯年的精心筹划下,研究人员、设备、相关图书皆得到了有效的转移,这也为战时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亦于1938年秋转移至昆明,当时的负责人为徐炳旭、顾颉刚。院址最初设在昆明近郊黑龙潭附近的落索坡,条件简陋,又多无书籍可凭,研究工作难以进行。[2]后又迁至昆明黄公东街10号。[3]对于迁徙的经过,北平史学研究所在“本所纪事”中记述道:“1938年4月初,伪组织竟派人接收,并将本所历年所积的古物及书籍完全运去。是年冬,徐炳旭、顾颉刚两先生陆续到昆明,二十八年三月,借得北郊黑龙泉观地址,工作人员陆续来滇,始又开始工作。”②当时研究的重心,侧重于“古史料之研究及山西发掘材料之整理”,“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资料,准备出版外,并从事云南边陲民族史料之搜集与考证。”③与史学研究机构的转移相伴随的,则是史家群体的南迁。

一、南迁之史家

依战争的进程而言,最先受到触动的是有“文化城”之称的北平。既有对1937年前后北平的关注,多是从政治、军事层面,加以论述,而对战争危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④而对战时中国史家南迁与留守的问题,除却相关学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记述外,相关记述尤有欠缺。故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史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学人的心理状态、留守或南迁的艰难抉择等问题予以论析,实有利于对战时知识界状况的真实了解和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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