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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军人

粗鲁蛮横至今是人们心目中北洋军阀的形像。但我要说,北洋军阀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军人。可能大多数人不相信,那我们就来摆事实讲道理。

吴佩孚,人称“秀才将军”,最具有代表性。幼年曾入私塾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吴佩孚高中山东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后投笔从军。著有《春秋正议释证释》和《易箴》等书。

著名军阀阎锡山早年也曾入读私塾,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3年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阎锡山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也是其主政山西时取得不俗政绩的重要原因。晚年退居台湾著有《三百年的中国》一书。

徐树铮,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早年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曾师从梁启超、谭嗣同。1905年至1910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后加入北洋军。1919年出征外蒙迫使外蒙古撤销自治并坐镇经营。徐树铮文武双全,才华横溢,著有阐述他政治思想的《建国铨真》及文学作品《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

据统计,北洋军阀65名上将中,44人曾入读军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或短期军事培训;文人从军者7人;出身行伍者仅限8人;起于草莽者仅4人;另有2名世袭贵族。那44名读过军校的上将,早年也大多读过几年私塾。

综而观之,相对而言北洋军队的军官受有较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北洋军阀,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军阀,比如云南的蔡谔、广东的陈炯明,比之以前和以后的军人,文化素养都要高。他们大多文武双全,武能征战,文能理政,是明末清初,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

我们再来看看,产生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基本上,自秦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就不习武从军了,而专意学文。这是与政治制度的转型相适应的。秦之前,是分封制,贵族是社会精英。而贵族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既需要懂内政,还需要征伐御敌,因而需要文武双修。而秦之后,是郡县制。皇帝就不需要反而忌惮文武双全的人才了。天资聪颖者学文成为官僚型精英与天资平平者习武成为军队将领,对于巩固皇权最为适宜。文武彻底分离,只是偶尔有文人跨界统兵的情形,如明朝的袁崇焕,清朝的曾国藩等。军人跨界搞政务的就更少了。而随着隋朝建立起科举制,就将这样的人才培养和筛选偏好制度化了。这样,军队将领的文化素养普遍就很低、产生不了社会精英,

但到了清末,清廷实施新政,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这就打乱了读书人的职业规划。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的通道沒有了。其实,前几年的“戊戍变法”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就已经对读书人的职业规划产生影响了。像蔡锷,考中秀才后,就转而进入新式学堂,后又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那时,科举尚未废除。另一方面,当时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需要大量军官,薪俸又高。加之,“军事救国”思想对热血青年的影响,不少天资聪颖者的读书人就选择入读各式军校,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

这就与以往的情形有所不同。以往是优秀分子概不从军,军队无从产生社会精英。而北洋时期,军队中则不乏社会精英,这也正是北洋时期军人当政的主要原因。

这种现象昙花一现。再往后,读书人又不投军了。可能是因为随着西方技术的引进与制度转型,读书人的职业发展渠道拓宽了,出现了许多适合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如记者、教师翻译、工程师,企业家和金融家,而这些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另一方面也与权力的重新集中相关。以后的黄埔军人整体上就不如北洋军阀优秀。北洋军阀属于优等生,而黄埔军人则属于二等生。

中国的军队产生不了社会精英,这种传统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军队始终是工具,不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会出现军人政府。这与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军队就非常不同。这些国家的军官团体是社会精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一不合意就会出现军人干政的现象。这个传统正是“党指挥枪”组织原则能顺利推行的坚实基础;不好的一面就是军队素质先天不足,肯定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201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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