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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

文史哲杂志_plth1
201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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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悦 读

作者/ 刘光裕,原《文史哲》编辑部主任

原载 /《文史哲》杂志2011年第3期

我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七八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3年到1975年初,主要是主持《文史哲》复刊;第二阶段为1979年到1984年底,我从山东省委回到山东大学,重新主持《文史哲》编辑工作。复刊时的社会环境,与现在已有天壤之别。当年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刊物处于风口浪尖上,我们动辄得咎,还有没完没了的检讨与检查,所以整天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十多年前,就答应北京友人以“我与《文史哲》”为题写回忆录,可是,“忆苦”未必“思甜”,再加手头事情不断,总是半途而废。如今,纪念《文史哲》创刊六十年,编辑部嘱我写点文字。我且把1973年复刊及相关事情,凭记忆记录于后,仅供参考。

一、全国十家综合性大学学报同时复——《文史哲》复刊由山东省革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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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文史哲》复刊时,山东大学在曲阜,不在济南。1970年夏秋间,山东大学奉命一分为三。理科留在济南,改称山东科技大学;生物系合并到泰安的山东农学院;文科全部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称山东大学。大概是1973年4月间,曲阜山大党委决定由校党委副书记李镇为《文史哲》编委会主任,校革委副主任吴富恒教授为编委会副主任,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吴富恒(1911—2001),河北滦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瑞恰慈教授;1942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教授;1950年,随华东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文革”前是山大副校长,人称“吴校长”;1973年,为校革委副主任。李镇,工农干部,初中文化,曾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文史哲》编辑部成员,除我外,计划中的编辑部主任是在北京工作的山大校友丁伟志(未到任)。编辑有刘蔚华(代表曲师院)、孟繁海(未到任)、史学通、侯宜杰等。另外,调原来在编辑部工作的顾琴芬、宋桂芝两人立即回来工作。

借此机会,我想纠正当今传媒上误传的两个数字。《中国出版网》“出版人物”栏有关我的介绍材料说:“1973年初夏,全国16家学报同时复刊。山大《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由山东省革委回山大后,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以其富有学术色彩,征订数高达70多万份,为全国仅有。”“1979夏,回山大;9月,再次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1983年,《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高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这些文字中,两个数字有些出入。其一,在我记忆中,1973年复刊并公开发行的学报是10家,不是16家。这10家,都是直属教育部的综合性大学,没有师范大学,没有理工科大学。这10家,除山东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出版网”的16家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根据。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报都停刊了。1973年10家学报的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文史哲》也是如此。1973年以后,公开出版的学报逐渐多了起来。“十年浩劫”的后期,全国的刊物以大学学报为多;学报以外的刊物,大都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其二,在我的记忆中,《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好像不是1983年,应是1982年。这些事情,年代久远,记得的人越来越少。不过,仍有档案可查,并非不能弄清楚。

再回到《文史哲》复刊。山大党委为何任命工农干部李镇为编委会主任,吴富恒教授为副主任?《文史哲》创办时吴富恒就是副主编,1955年后一直是编委会主任。“文革”十年是非常不正常的特殊时期,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工作都必须走阶级路线,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李镇因为是校党委副书记,是工农干部,所以能做《文史哲》第一把手;吴富恒因为是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只能做第二把手。这样的任命符合阶级路线,可是我的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今后业务问题该请示谁,听谁的意见呢?

《文史哲》停刊七年后复刊,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编辑部成员中,除刘蔚华一人很快报到,其他人要从外单位调进来,不可能很快。刘蔚华有一篇文章要写,暂时无法做具体工作。所以,做编辑工作的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办《文史哲》,吴富恒本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我只需跟着他做事就行。1973年,吴富恒62岁,我37岁。我们师生一老一少,很容易形成默契。首先是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主要是征求山大教师的意见,也在山东师院等校外单位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办刊方针与复刊计划,并向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汇报。这些事情要在当年的5月完成,否则就影响当年复刊。接下来的任务,是筹集文稿。充实编辑人员与建立编辑部工作秩序,只能与筹集文稿同时进行。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复刊号在第四季度问世,并在年底或年初将1974年第1期文稿送印刷厂。1973年余下的半年间,我必须拿到两期文稿;否则,复刊可能落空。千头万绪,哪一项都不能不做。困难真的很大,幸好复刊的人气很旺。山大文科自搬到曲阜以后,教职员工们一直闷闷不乐,听说《文史哲》复刊,无不欢欣鼓舞,希望借复刊恢复文科声誉,促进搬回济南。校内校外,支持复刊的人很多。校园里几乎人人都乐意为复刊做工作,有事请谁帮忙都可以。人心齐,泰山移。1973年我忙得天昏地黑,然而一路顺风,并不觉得太累。

研究办刊方针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学术与大批判的关系。“文革”以来的文章,以大批判最吃香。当时,全国各省市都有专门从事大批判的写作班子,称“写作组”或“大批判组”。有些地委或大企业,也有大批判写作组。在座谈会上,多数老师希望办一个学术刊物。不过,有些人在会上会下提醒我们,不搞大批判恐怕不行。这提醒绝不是没有道理。“文革”以来,斯文扫地。为了求保险,求安全,大批判非搞不可。最后,吴富恒与我商量决定走中间路线。向省里汇报的办刊方针是我起草的,其中不乏极左语言,如:“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学科领域封、资、修的反动世界观”等。另外,坚持两个内容。其一,重申《文史哲》是“山东大学学报之一”,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其二,公开倡言“双百”方针。办刊方针中说:“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通过讨论和实践正确解决科学中的是非问题,认真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文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作出贡献。”上面两个内容,前者是刊物性质,后者是工作方针。

复刊工作的重要事项,如办刊方针、出刊计划、编辑部班子等,先经山大党委讨论通过,再经山东省革委政治部讨论通过后才生效。“文革”中的山东省革委,分政治部与生产指挥部。政治部管党务,相当于省委;生产指挥部管生产,相当于省府。《文史哲》复刊为何由省革委直接领导?其中原因,大概因为《文史哲》的社会影响大,另外可能与“最高指示”有关。1973年年初,毛泽东主席说:“有些刊物为什么不可以恢复?”“学报不要光在内部搞,可以公开。”民间有一种传说是,毛泽东主席问起《文史哲》,才有这“最高指示”。当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真有假,很难弄清。5月的一天,山东省革委召开《文史哲》复刊会议,由政治部主任曹普南主持,与会者有宣传部长林萍,教育厅长丁方明,山东省出版总社社长谭天,济南市邮局负责人及其他有关领导,代表山大出席的是吴富恒与我。吴富恒汇报《文史哲》复刊计划后,讨论很顺利,复刊计划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就顺利通过了。曹普南当场作以下决定:一、《文史哲》复刊后暂定为季刊,一年四期;二、编辑部设在山大,由山大党委领导,编辑部经费由山大负责;三、刊物由济南新华印刷厂承印,印制经费由山东省出版总社负责;四、在全国公开发行,由济南市邮局负责。最后,曹普南说,省革委责成山大党委把《文史哲》认真办好,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有关部门要配合,大家努力做好这件事。因为由省里来领导复刊,曹普南主任在会上说了这些话,所以《文史哲》复刊后的印刷与发行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复刊计划在省里顺利通过,我们非常高兴。在一片极左喧嚣中,我们办刊方针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重申《文史哲》为“综合性学术刊物”,另一是公开倡言“双百”方针。后来,我为复刊号写“编者的话”,原文抄录复刊计划中这些话,仅在前后加了两小段衔接文字。1973年复刊的学报中,公开倡言学术刊物与“双百”方针者,唯我《文史哲》而已。

二、搞大批判还要办学术刊物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走钢丝

“文革”中刊物都有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就是必须为政治服务,主要是为大批判服务。“大批判”,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今天已很难理解。“文革”时期,党政系统瘫痪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执掌大权,呼风唤雨,什么都靠大批判开路。大批判的对象,或是“文革”当局认定的阶级敌人、革命对象之类,或是“文革”当局认定的敌对观念、异己思想之类,总之想批谁就批谁,想批什么就批什么。当年名闻全国的山西大寨经验中,有一条叫“大批促大干”。根据“文革”当局的诠释,“大批促大干”的哲学含义是精神变物质,社会财富将因大批判而源源而来。“文革”当局搞大批判,全国报刊务必闻风而动;否则,就有大祸临头。舆论界跟着上面的指挥棒转,一窝蜂地搞大批判,谓之“舆论一律”。

不搞大批判,不为政治服务,等于自取灭亡,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省革委批准的复刊计划规定《文史哲》是“学术刊物”。有这样一条根据,我与吴富恒商量,可以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把《文史哲》办成“学术刊物”。从以后的结果看,既为政治服务,搞大批判,还想办学术刊物,好比白日做梦。可是在1973年,我与吴富恒真心实意想做这个梦。

其实,我对大批判还是比较熟悉的。党委遴选我做编辑部副主任,主要不是因为我的学问比别的老师好,而是因为我37岁已有18年党龄,另外还在“省写作组”工作过。“文革”中期,各省市纷纷成立“写作组”,撰写大批判文章。1970年夏秋间,山东省成立写作组,我第一批应召加入。山东省写作组以“路阳”为笔名,撰写大批判文章,全国报纸多次转载。我因为写过这种文章,知道其中的诀窍是善于上纲上线,可以不讲逻辑,不必占有充分材料。以前,我跟老师学的是科研文章,可能受了老师的影响,内心深处仍旧留恋科研文章。我从小就尊敬老师。大学老师虽然挨批了,老师的影响却挥之不去,想除也除不掉。人的思想有时候真的很奇怪,自己也捉摸不定。自从加入写作组,去北京写文章可以坐飞机,可以读省军级文件,我得到的优待与羡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从“臭老九”真的是一步登天了。一步登天以后,又觉得梁园虽好,非我久留之地。一方面,心里窃窃自喜,洋洋得意;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以此为业。犹豫的结果是在写作组待了两年,主动要求回山大。党委选择我,是因为我在省里搞过大批判;我不希望把《文史哲》办成大批判文集,也是因为自己搞过大批判。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复杂,不可预料。

我与吴富恒都认为,《文史哲》必须是学术刊物;不是学术刊物就不是《文史哲》。因此,在为政治服务的同时,要避免成为大批判文集,避免成为时政刊物。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走钢丝,操弄平衡之术。这好像是悬崖边上的游戏,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省委一个朋友知道我去办《文史哲》之后,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不要命了!”不过,我自以为对政治并不陌生,对操弄平衡之术信心很足。

1973年夏天,“批林批孔”风起云涌,行将成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运动。所谓“批林批孔”,“批林”是批林彪,“批孔”是批孔子。我与吴富恒这样分析形势:现在各省都有写作组,网罗人才搞大批判。写批林文章,大学教师不如写作组;写批孔文章,写作组不如大学教师。再者,批林必以政治为重。文章内容以政治为重,非我山大所长,乃我山大之短。有鉴于此,《文史哲》不能不批林,但重点应该放在批孔上。批孔,并非今天才有,战国以来历代都有。以批孔为重点,既可以发扬山大以文史见长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特色,还可以避免搞成时政刊物。我说:“跟着‘五四’运动再一次‘打倒孔家店’吧,《文史哲》只能如此。”吴富恒是谦和长者,他赞同我对形势的分析,很快形成统一意见。

复刊号内容,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决定以批孔为重点,以《红楼梦》研究为次重点,在山大校内与校友之间展开组稿工作。最终的复刊号上,历史一栏有批孔文章七篇,作者有高亨、刘蔚华、董治安、刘炎等。这一栏篇幅最大。文学一栏有《红楼梦》研究两篇长文,一篇是李希凡的《〈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序言》,另一篇是袁世硕、李志宏、龚克昌三人合写的《〈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署名袁宏昌)。另外,还有一篇是文字学家蒋维崧教授所写研究汉字简化的文章。时政文章三篇,大约占十分之一的篇幅。

1973年5月份做计划,争取该年10月出版,稿子必须在六、七、八三个月之内凑齐。从约稿到审稿、定稿,这些工作靠我一个人无论如何完不成。好在山大校内几乎人人都乐意为复刊做工作,编辑部有事请谁帮忙都可以。像高亨、李希凡的文章,是由袁世硕、董治安两人赴北京约稿定下的。《文史哲》封面,是临时请历史系老师祝明精心设计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炎等人的一篇批孔文章,是政治系老师臧乐源在山大员工赴北京“上访”时,主动代我约来的。关于这次北京“上访”,涉及山东大学一分为三以后的重新合并,以及李希凡写“内参”之事,故而多说几句。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1973年,对山东大学来说也是值得庆贺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文史哲》复刊,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在李希凡写的一篇《人民日报》“内参”上,作了山东大学在济南恢复1970年以前建制的批示。换句话说,曲阜的山大文科与泰安的山大生物系都可以回迁济南了。闻讯以后,曲阜的文科与泰安的生物系联合组成“山大员工代表上访团”,赴济南、北京“上访”,目的是督促领导迅速实现搬迁,在济南恢复山大原建制。时间好像是八月间,天气还比较热。我记得上访团成员有:政治系田玉良(上访团团长),政治系臧乐源,历史系胡汶本,外文系唐海,中文系曾繁仁,生物系钱新民,校团委张泰兴,《文史哲》编辑部刘光裕等。这次上访是学校党委批准的,事前与山东省革委政治部、国家教育部(时称科教组)打过招呼,上访过程一切顺利。

在北京上访期间,我主要为《文史哲》复刊拜访校友。首先,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李希凡。前一年,即1972年的年底,我出差北京,住在离人民日报社不远的商务印书馆大楼,一天下午,我到人民日报社“告状”,好像与一同出差的龚克昌一起去的。在会客室,我求见李希凡。我与李希凡只是见过面而已,因为他是校友,所以一见面就大声说:“我要反映山大文科下放曲阜的情况。”李希凡一听,马上说:“让何匡同志来一起听听。”他很快把何匡叫到会客室来了。何匡(1915—1999),理论家,延安抗大出来的革命老干部,在青岛山大做过党委副书记,后来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我读书时在山大学生会工作,与何匡有过几次接触;1971年,又随山东省写作组的孔阶平到人民日报社拜访过何匡及王若水、汪子嵩。我与何匡比李希凡还熟一些,说话不必拘束。我告诉他们,山大文科下放到曲阜,与曲师院合并,这样山大文科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就完了。曲阜师院培养中学师资,与山大文科的路数不一样。曲阜地方闭塞,交通不便,不宜办综合性大学的文科。现在,曲阜的教室、宿舍都不够用,图书堆在纸箱里,没有地方上架;老师没有房子住,家在济南的老师都想调走。在曲阜,看病要走三里路,没有公交车;冯(沅君)先生到曲阜后,水土不服,腹泻一直不好;山大文科老先生多,可能有不少要死在曲阜了。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是根据林彪1970年的一号命令;现在林彪死了,一号命令挨批了,山大应该恢复。听我说完,李希凡对何匡说,他在曲阜的山大同学也在信中讲过这些。性格爽朗的何匡率先提议:“老李,你写个‘内参’吧。”接着,他们讨论“内参”的事,我不宜在场,便告辞离开。

“内参”,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所写的一种供中央领导阅读的内部材料,范围限于省军级,我在省写作组偶尔见过。对于山东大学一分为三,山大员工用各种方式表示反对与不满。政治系臧乐源编了不少顺口溜,流布校内外,其中一首是:“山东大学一拆三,济南曲阜与泰安,理工文史乱了套,请问这是啥路线?管它路线不路线,反正老子说了算,小民百姓何需齿,醉死不认这酒钱。”我向李希凡“告状”,最大愿望就是写“内参”,这也是山大员工的共同期望。何匡提议李希凡写“内参”,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山大学生,是《文史哲》培养的“小人物”,以他这种身份写“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山东大学的情况,比较合适。李希凡一听我说要反映山大的情况,就把何匡叫来,看来他们早已有所考虑。后来,李希凡果然写了“内参”,这件事我想何匡也是起了作用的。山东大学一分为三以后迅速恢复原建制,这是校内校外有关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以李希凡写“内参”的功劳最大。这一次,我与外文系的唐海一起去人民日报社,一来代表我们“上访团”向李希凡表示感谢之意,二来向他介绍《文史哲》复刊情况,征求他的意见。此外,我还到《红旗》杂志找山大中文系同学胡锡涛,介绍复刊情况,征求意见;还到光明日报社等单位拜访同学,征求意见。

在北京“上访”期间,臧乐源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碰见山大历史系毕业的刘炎,得知他和另外两人合写了一篇批孔文章,文字太长,报纸不好发。臧乐源向我介绍了题目与内容以后,我请他把刘炎的文章马上拿来。这样,我的批孔文章就全部凑齐了。

从北京回来,正碰上公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我急忙组织政治系老师赶写两篇学习党的十大文件的时政文章。全部文稿于9月下旬编委会通过,接着从曲阜到济南发稿,这就是1973年第1期《文史哲》,1973年仅此一期,也称“复刊号”。按照山东省革委关于《文史哲》的决定,印制经费由山东省出版总社负责,所以刊物的定价是我与山东省出版总社的谭天社长共同商定的。当时,一个印张的价格为六分钱,《文史哲》六个半印张为三角九分,加封面一分,定价四角。在我记忆中,“文革”中学报的定价,以《文史哲》为高。

三、出乎意料之外

——邮局征订70万

根据省革委政治部决定,济南市邮局将《文史哲》发行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抓。我发稿完毕,邮局就往全国各地发征订单;征订单上特地印上《文史哲》复刊号的重要目录与作者。汇总全国各地邮局的征订数字,直线上升,很快就达70万份。我一听70万就着急了,对邮局说:“你们闯祸了!”马上要求停止征订。以后,邮局不再向我汇报新的征订数字,实际上大概超过70万份。

征订70万,我应该高兴,为何反而着急?因为《文史哲》印多少,编辑部或出版社说了不算数,要经省委宣传部批准才行。曹普南在会上有句话:“这一期,你们印一两万试试。”一两万与70万,相差太大。我对邮局发行科长说:纸张太紧张,即使有纸,山东也不可能给《文史哲》印70万份。这位瘦高个的发行科长不断地向我诉苦,说邮局已经收了钱,退订工作很难做;新疆等地的读者坚持要刊物,不愿意退钱。我只能到宣传部长林萍那里去请求。林萍也为70万订户高兴,然而第一次只允许印10万份;再次请求,又增加5万;第三次请求,林萍允许印20万,同时交代下一期以10万为限。林萍说,省里没有纸,不能再多了。所以,复刊号印了三次,第一次印10万,以后两次都是加印5万。印20万份邮局仍不满意,因为退订工作不好做。我甚至懊悔自己同意将作品目录与作者印在征订单上,不敢再见那位发行科长。于是,吴富恒让我们办公室的郭钊代我与邮局联系。

复刊号问世以后,社会各界反应良好。征订70万份,订户坚持要刊物,不愿意退钱,以及不得不加印,等等,都说明刊物很受读者欢迎。这样的结果,吴富恒与我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其中原因太复杂。就《文史哲》本身而言,这一期内容,除了以批孔为重点,《红楼梦》研究为次重点,我们还尽量弱化了时事政治。这一期只发三篇时政文章,一篇为批林,两篇为学习十大文件。这三篇约占刊物篇幅的十分之一,在当年学报中算是很少的了。另外,我们没有随大流,《文史哲》复刊号没有转载十大文件,没有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也没有发表工农兵文章。

复刊时正碰上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不要转载十大文件成为我反复思考的一大难题。“文革”期间,报纸刊物转载中央政治文件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早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文革”结束。我以为,学术刊物不宜转载政治文件,之所以发表学习十大文件的两篇文章,是为了表示紧跟政治。我们的印制费用由省出版总社负责,所以我又找谭天商量。我说:“老谭,给我十个页码,转载十大文件。”谭天是革命老干部,年龄比我大,我们曾是宣传部同事。他说:“等你出版时,我早已把文件发出去了,早已人手一册或两册了。”他认为从实际出发,不必转载。我又问:“要请示(宣传部长)林萍同志吗?”他回答说:“你去请示,谁敢说不转载?”这样,我未经请示宣传部,最后决定不转载十大文件。

大概自1971年以来,“文革”当局竭力鼓吹工农兵占领学术阵地,报刊上用工农兵名义写的文章,越来越多,铺天盖地,直至“文革”结束。我对吴富恒说,蓬莱那位“农民哲学家”的著名文章《种花生的哲学》,其实是我与写作组一位同事奉命将他一个讲话录音,在山东宾馆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加工而成;他的讲话中原来无非用了几段《矛盾论》、《实践论》的语录而已。有了《种花生的哲学》,他从劳动模范成为名扬全国的“农民哲学家”。谁知道他这篇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我是代笔之一。吴富恒听后,不禁笑了起来。我说,像样一点儿的工农兵文章都有代笔,这种文章宜于报纸采用。我们是学术刊物,别人代写的文章总是不宜。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一样也是工农兵。我们是学报,发表工农兵学员的文章,既可以培养学生,质量又有保证。吴富恒赞成我的看法。最后,我选用三篇工农兵学员的短文,取代工农兵文章;在目录上,故意标明作者是工农兵“学员”。此外,“文革”中的刊物都把大批判文章、时政文章、工农兵文章,在目录上排成黑体,以表示突出政治。我们这一期目录,我交代技术编辑顾琴芬一律用普通宋体,结果一个黑体目录也没有。目录上不排黑体,现在看来微不足道,“文革”中因为事关政治,并非小事。

吴富恒和我一样,想办学术刊物。我们本是师生,学生的观念本源于老师,所以我想好的意见他多能接受,我们很容易取得一致。像不转载十大文件那样的大事,由我决定之后刊物就开印了。事后向他汇报,他只是微笑着说:“就你胆大,敢做这种事。”换了别的领导,至少要责怪我先斩后奏。吴富恒比我大25岁,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代沟,有的是观念的一致,是彼此的信任。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不过,我们在“文革”期间想办学术刊物,其实是白日做梦而已,因为我们不能不为政治服务,也无法摆脱“舆论一律”的指挥棒。像高亨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孔子是怎样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如果不请他写,或许他就不写了。可是,《文史哲》要复刊,不能不请名家高亨先生写批孔文章;既然我们请他写,他就只能写这样的题目。复刊号上的批孔文章,大都上纲上线,吓人的大帽子满天飞,说明学术根本无法逃脱做政治奴婢的噩运。我不过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只发三篇不长的时政文章,不转载十大文件,不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不发表工农兵文章,目录上不排黑体,通过这些,尽可能地弱化政治,或多或少地维护了学术的严肃,维护了学术刊物的尊严,如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还受读者欢迎呢?我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十年浩劫”毁灭文化,造成了全国性的文化沙漠,人们长期处于文化沙漠的寂寞与苦闷之中。《文史哲》复刊号的弱化政治与相对突出学术,客观上适应了文化沙漠中读者对学术的饥渴心理,与对政治的厌倦心理。说是客观上,因为我们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自觉观念,我们一心一意做学术刊物的梦。邮局的征订是读者的一种自愿选择。当时,读者只能在十家学报中选择,山中无老虎,我们刊物又是名气大,所以纷纷选择了《文史哲》。

1973年征得70万订户,与其说是《文史哲》的成功,不如说是读者的苦闷与无奈,是国人的苦难与不幸,是时代的悲哀与荒谬。

四、从“功臣”变成“罪人”

——隔离审查三个月

随着复刊的成功,1973年是在一片赞扬声中结束的。阳历年一过,我便带领编辑部同仁从曲阜赴济南,住在招持所,发排1974年第1期稿子。这一期,继续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小心翼翼走钢丝。复刊号有一篇中文系学员写的《宋江形象浅析》,刊出以后,很快收到两篇争鸣文章。最早收到的是《农民革命的叛卖者——试论〈水浒传〉中的宋江》,作者王尚文。接着,又来一篇《也谈〈水浒〉中的宋江》,作者秦家伦。这一期文学栏,以讨论宋江形象的两篇争鸣文章为主。孔府在曲阜,历史栏以介绍孔府资料与批判孔府为主。

我们在“文革”中办刊物,整天提心吊胆,履冰临渊,随时担心大祸临头。开始时,校内有人议论复刊号有修正主义;后来,随着社会反应良好,这类声音总算听不到了。我最担心的是没有转载十大文件。当时都是宁左毋右,这种事只要有人跳出来批评,或许就有口难辩。幸好没有人批评,我庆幸平安无事。

可是,没有料到后院起火了。在济南,突然接到编委会主任李镇通知,要我停止发稿,原因是他要增加时政文章。当年是宁左毋右,他要增加时政文章,事关突出政治,谁也不能反对;反对,就罪莫大焉。不过,他事前不与吴富恒商量,也不听取我的意见,至少有违组织原则。我从济南返回曲阜后,便与他争论起来。我说,停止发稿以后,接着便是春节假期,工人在春节后要过半个月才能正常上班干活;而且,印刷厂必须在完成正常计划之后,才能给我们干活。这样一来,这一期势必不能按时出版。刊物与报纸不一样。报纸一天一张,《文史哲》三个月一期;报纸可以天天紧跟(政治),我们只能三个月跟一次。我们刊物不能按时出版,怎么办?这一次,我拍了桌子,批评他“瞎指挥”。这是我们关系闹僵的开始。

上世纪50年代有所谓“掺砂子”的说法。工农干部到大学工作,就是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砂子”。谁都知道,“掺砂子”是为了监督改造知识分子,出发点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一点从来不是秘密。教育是所谓“传道、授业、解感”,最需要的是知识,不可或缺的是学术。高等学府更是学术的圣殿、知识的工厂,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掺砂子”带进大学校园的,不是知识,不是文化,是无所不在又无所不用的政治,大概还有随处可见的粗俗。其结果是,学术不再神圣,知识不再有用,没有文化成为一种荣耀,粗俗成为一种时尚,斯文与儒雅荡然无存。像从不与学术沾边的初中文化的人做《文史哲》第一把手,像大字不识几个的劳动模范做山东大学革委会主任(校长),“知识无用”早已是人人看见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儒家为中华民族建立并维系了两千余年的知识价值体系完全被颠覆了。知识贬值以后,一贯自鸣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夹起尾巴做人”。知识分子似乎负有原罪,人人必须接受改造。李镇为什么不与吴富恒商量就下令停止发稿?为什么不把第二把手吴富恒放在眼里?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家是工农干部,吴富恒是教授。吴富恒教授虽然早已是中共党员,是党委常委,可是党员知识分子同样负有原罪,必须接受改造。不过,《文史哲》毕竟是学术机构。李镇与大知识分子吴富恒一起编《文史哲》,不免产生既自尊又自卑的复杂心理。1973年,我与吴富恒为复刊奔波忙碌,李镇作为第一把手始终不闻不问,我还以为他把编辑部放手交给吴富恒了。我到他住所汇报工作,他屡次说自己“初中文化,不懂”,其中既有自谦,然而更多的是真实的自卑心理。复刊的意外成功,令我们获得的荣誉太多,他难免心理不平衡。不作商量,便命我停止发稿,也是为了表示他李镇才是《文史哲》的第一把手,可见最后还是自尊心起了决定作用。他把我编的1974年第1期大动外科手术,撤下一些文章,加上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四篇工农兵文章。把刊物改得面目全非,连一个招呼也不打。时政文章增加以后,恰如我之所料,稿子躺在印刷厂不能发排,出版遥遥无期了。从此开始,李镇独揽大权,他有第一把手的名分,又有工农干部这块金字招牌。吴富恒虽是党委常委,然而头上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无法与工农干部抗衡,只能拱手让权,靠边站。

由于《文史哲》1974年第1期的出版一拖再拖,谁也无法预料的问题真的悄悄降临了。再加上李镇的惊慌失措与处置不当,终于给《文史哲》酿成一场灾难。

1973年底,编辑部从曲阜搬到济南。包括我在内的少数济南没有房子住的山大员工,暂住曲阜,时称“留守”。大概在1974年2月下旬,校党委一个电话把我从曲阜叫到济南,吴富恒见我以后说,内蒙古军区两个战士给编辑部写文章,批评《宋江形象浅析》是“为林彪翻案”,党委已经开了全校批判大会,现在要查明事实真相。我一听,非常紧张。稍作镇定后,觉得这个大帽子太离谱,反而容易说清楚,答应后天就向党委常委汇报情况。在常委会上,我主要说明两点。首先,中文系三个学生写的《宋江形象浅析》所以有“为林彪翻案”的批评,其中原因,一是据说林彪自比宋江,二是该文对宋江虽有批评,可是肯定较多,观点比较传统。林彪自比宋江之事,一直到最近才在个别文章中透露出来,不见于中央文件与1972年公布的林彪材料。我们学生的这篇文章是根据1972年课堂讨论写成的,编辑部决定发这篇文章是1973年9月以前。那时候,林彪自比宋江之事尚未透露,无人知道,从时间上看不可能存在“翻案”的动机。其次,编辑部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讨论,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编辑部在1973年12月编定的1974年第1期《文史哲》上,已经发表两篇全面否定宋江的文章,足以证明编辑部的意图是学术讨论,不是也不可能是“为林彪翻案”。1974年第1期本来可以在2月出版。如果按时出版,读者见了这两篇否定宋江的文章,就不至于有“翻案”的误解。如今之所以会有“翻案”的误解,是因为《文史哲》至今不能出版,读者看不到我们早已编发的两篇否定宋江的文章。刊物至今不能出版的原因是今年1月,李镇同志不经商量,命我停止发稿。我当着众常委的面,再次批评他“瞎指挥”。

向党委常委汇报情况,不能不把事实真相讲清楚。从这件事情本身的逻辑看,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部,都不可能存在“翻案”的问题。党委关心的是“翻案”问题,听我说明情况以后,常委们大都松了一口气。

到济南后,看见校园里到处都是声讨宋江的大字报,杀气腾腾,铺天盖地,令人不寒而栗。按常规,接到两个战士的批评后,因为了解这件事的只有我一个人,理应立刻把我从曲阜召来,听我说明原委以后,再作决定。当年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很不方便,无法及时联系。李镇以为大祸临头,不等弄清事实真相,立刻召开批判大会,发动全校师生批判宋江。于是,两个战士根据自己一个无端揣测写成的一篇文理欠通的短文,竟把一个高等学府搅得天昏地暗,数千师生不得安宁。这件事,现在看来有点像是莫里哀讽刺喜剧里的可笑故事。实际上,它是可怕的悲剧,它反映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与干部临危履险、朝不保夕的苦难命运,以及在长期挨整中形成的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极端脆弱心理。一有风吹草动,便以为大祸临头。从主观原因看,主要因为李镇过于惊慌失措,处置失当。

那么,党委副书记李镇为何这样惊慌失措?他在批判大会上说:“我不懂,没有看稿子,把工作都交给编辑部了。”这样说不完全是事实,因为我两次请他看稿,他都以“初中文化,不懂”为由,推辞不看。不过,他说自己“不懂”应是真的,惊慌失措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自己“不懂”。发表《宋江形象浅析》的目的是为了讨论,与《文史哲》已经编发两篇否定宋江的文章,这两件事我都向他汇报过,他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宋江评价的来龙去脉,也不知学术讨论是怎么一回事,误以为与“海瑞罢官”事件差不多,因此吓得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客观上看,也是因为“文革”中弄得家破人亡的冤假错案太多,太可怕。于是,李镇来不及弄清事实真相,马上决定召开批判大会,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主动,求得自保;即使委过于我,那也是为了保自己过关,与故意害我有区别。这一点,我心里也清楚。小题大作以后,对我的立案审查就不可避免。我从复刊“功臣”的巅峰跌落下来,变成了“罪人”,不能不怒火中烧,冤气冲天,我对编辑部的戴述雨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李镇同志庸人自扰,自毁长城,好端端一个刊物要毁了。”

我向校党委汇报以后,山大逐渐没有人相信“为林彪翻案”了。不过,事情闹大以后,欲罢不能,无法很快结案。我住在招待所大约三个月,接受审查,等待结案,不准回曲阜家中。在此期间,学校想调原政治系主任徐经泽为编辑部主任,徐不愿应命。后来,任命刚从北大调来的孔繁为编辑部主任。孔繁代表李镇劝我写检查,说检查后可以恢复工作。我不以为然。到5月间,外调工作结束,排除了所谓的“翻案”问题。这时候,山大党委完全可以自己结案,可是李镇却要到省里去请示,不料省里也怕负责任,不肯明确表态。他在省里碰了钉子,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可是,事情不能这样拖下去,总要有个了结。于是,吴富恒老人不得不自告奋勇,独自赴北京,无奈找学生帮忙。他在《红旗》杂志社找到中文系毕业的胡锡涛。胡锡涛看见白发苍苍的吴校长有事找他帮忙,马上通过《红旗》渠道见姚文元,要来了“是学术讨论”这样一句话告诉吴富恒。凭吴富恒捎回这句话,山大马上结案。接着,正式宣布我清白,“宋江形象”事件就此落幕收场。我坚持不写检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错。吴富恒也以为我没有错。审查结束后,碰见山大党委书记张国忠,他也安慰我说:“老刘,没有什么,再给理科办一个学报。”“宋江形象”事件是1973年学报界的一件大事,外地传闻很多,有的地方误传我被抓起来了。实际上,只是在招待所住了三个月,心情很郁闷;最后,是老师吴富恒与同学胡锡涛解救了我。胡锡涛1960年在山大毕业后,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后来,我在《红旗》杂志社,看见他晚上照顾编辑部一帮孩子到办公室看电视,嘻嘻哈哈,一派童心未泯的样子。“文革”后,胡锡涛去了湖北省社科院。吴富恒做了山大校长以后还常问起他。我说,胡锡涛做学生时,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不与争权夺利沾边;混迹政界多年,终究是个文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盛名之时不念“权势”二字,风云际会总以作文为乐。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傲而不狂,生性率真;重情义,念旧人,依旧一副书生脾气。吴富恒校长去世前还想起这个学生,我心里一直感谢这位同学。

审查结束已到1974年6月,我迅速返回曲阜,与家人团聚。接着,故意请“病假”半年之久,以泄胸中之愤。这件事,萧师涤非先生知道后,说我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说完,不听我解释,只是大笑不已。李镇大权独揽,吴富恒不得不靠边站。李镇以为“宋江形象”事件,至少是我轻率搞学术讨论给他惹的“乱子”,他决不允许我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走钢丝,我的个性也无法与他合作。此路不通,又因为得罪李镇太多,他是书记,我不得不于1975年初再次离开山大,回到省委写作组,重操捉刀代笔之旧业。到1976年,便写批邓文章,终究不能逃脱犯错误的命运。

我了解李镇办刊物的本领,无非一句话,就是紧跟(政治),就是紧跟,紧跟,再紧跟,此外就没有什么了。“文革”中,或许只有他这样才能办刊物。孔繁从外校调来,人地生疏。编辑部听从李镇的领导,结果必然是沿着时政刊物与大批判文集的路子,毫无阻挡地滑落下去。从客观原因看,也是因为社会上宁左毋右,刊物以紧跟政治为最安全,最保险。到1978年,杨向奎教授来山大,批评《文史哲》没有学术,此是后话。就我而言,对李镇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他为何一面说自己“初中文化,不懂”,一面又独揽大权呢?他哪里来的那么大信心?哪里来的那么多勇气呢?另外我也知道,李镇为人低调,在老干部中属于不好整人的那一类,在山大校部口碑尚好。如果做党务,大概是不错的干部;做《文史哲》第一把手,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想,要是没有“文革”,他做梦也不会到《文史哲》来。从“文革”的狂乱与荒谬看,可能容易理解些。1978年,我在省委宣传部出差菏泽,在一个公共场合最后一次与李镇见面,互致问候以后,彼此都有些尴尬。三十多年过去了,李镇与吴富恒都已故去,连我也过了古稀之年,个人恩怨早已置于脑后。今天写回忆录,不能不旧事重提,无非是为了牢记“文革”之苦难,不忘“文革”之罪过而已。

2011年1月于山东大学望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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