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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滔: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制度机制

江俊伟/文

2016年12月15日,中正大学历史系邀请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滔老师至系上演讲,题目为“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制度机制”,由中正大学历史系张秀蓉副教授主持。现将吴滔教授是次演讲内容整理如下:

明清时期的“江南”有各种说法,吴滔教授认为主要是指太湖流域的五府一州(松江、苏州、常州、湖州、嘉兴五府与太仓州),江南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专业化市镇,如棉织业与丝织业的市镇,而为了交换粮食,米粮业的市镇也随之兴起。已往学者多运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解释此一现象,以“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为分析工具,着重于江南本身的经济体系。但从崇祯年间《松江府志》载:“松之布衣被海内,吴绫上贡天府,亦云重矣。”当地生产之物也需上贡朝廷,如此则需要透过京杭大运河,加上“松之布衣被海内”的内容,说明江南市镇形成的制度机制,不局限于江南本身,应放在全国的尺度上来看。

而日本学者对江南的研究更为深厚,最初是从社会经济史入手,主要围绕两个问题:1、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2、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或官民关系。这也衍伸出对江南社会的讨论,其中城乡关系也是吴滔教授关注的部分。

回到江南本身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江南开发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火耕水耨”、“围田/圩田”、“分圩”,分别代表了江南早期、中古和明清的开发历史。江南的地形为一碟形湖盆,经济的扩展主要是依赖于低地的开发,在唐宋时期,由于水利工程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此后随着江南的开发逐渐稳定下来,江南由此成为9世纪以降一千多年的中国经济财赋中心。吴滔教授并举嘉兴地区为例,该地在唐时需借助军屯,到了吴越国时期水利系统有了突破,采用一种棋盘式的灌溉渠道“塘浦圩田系统”,并随着宋朝的持续发展,形成了陆游所说的:“苏常熟,天下足。”

此时江南也形成了重赋的格局。如两宋苏州的秋粮在30万石左右,至元初为88万石,到了明初则增至290万多石,其中的原因在于,最初是宋代贾似道实行的“公田法”,使朝廷买了许多私田为公田,后来随着元代的土地兼并与元末的战争,明初时朝廷掌握大量的官田。由于民田只需缴交10%至20%左右的税额,但官田则需缴纳50%,朝廷官田的增加,所收税额也随之增长。且不只苏州,湖州的情况也是如此。

而南宋至明初之重赋由来,可从一、开发的角度看:明初有名的江南官田重赋,正是由于存在新田不断增加这一事实,才有可能实现重赋。只要低地圩田造田还在持续,在该地财富的产出、流动、再分配结构中,就能充分消化这种重赋;二、从贡赋的角度:买公田的性质类似汉唐时期的“和籴”,只是后者是朝廷向民间用较低的价格购买粮食,前者则是将生产粮食的田地直接归于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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