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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滔: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制度机制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20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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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俊伟/文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2016年12月15日,中正大学历史系邀请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滔老师至系上演讲,题目为“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制度机制”,由中正大学历史系张秀蓉副教授主持。现将吴滔教授是次演讲内容整理如下:

明清时期的“江南”有各种说法,吴滔教授认为主要是指太湖流域的五府一州(松江、苏州、常州、湖州、嘉兴五府与太仓州),江南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专业化市镇,如棉织业与丝织业的市镇,而为了交换粮食,米粮业的市镇也随之兴起。已往学者多运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解释此一现象,以“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为分析工具,着重于江南本身的经济体系。但从崇祯年间《松江府志》载:“松之布衣被海内,吴绫上贡天府,亦云重矣。”当地生产之物也需上贡朝廷,如此则需要透过京杭大运河,加上“松之布衣被海内”的内容,说明江南市镇形成的制度机制,不局限于江南本身,应放在全国的尺度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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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学者对江南的研究更为深厚,最初是从社会经济史入手,主要围绕两个问题:1、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2、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或官民关系。这也衍伸出对江南社会的讨论,其中城乡关系也是吴滔教授关注的部分。

回到江南本身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江南开发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火耕水耨”、“围田/圩田”、“分圩”,分别代表了江南早期、中古和明清的开发历史。江南的地形为一碟形湖盆,经济的扩展主要是依赖于低地的开发,在唐宋时期,由于水利工程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此后随着江南的开发逐渐稳定下来,江南由此成为9世纪以降一千多年的中国经济财赋中心。吴滔教授并举嘉兴地区为例,该地在唐时需借助军屯,到了吴越国时期水利系统有了突破,采用一种棋盘式的灌溉渠道“塘浦圩田系统”,并随着宋朝的持续发展,形成了陆游所说的:“苏常熟,天下足。”

此时江南也形成了重赋的格局。如两宋苏州的秋粮在30万石左右,至元初为88万石,到了明初则增至290万多石,其中的原因在于,最初是宋代贾似道实行的“公田法”,使朝廷买了许多私田为公田,后来随着元代的土地兼并与元末的战争,明初时朝廷掌握大量的官田。由于民田只需缴交10%至20%左右的税额,但官田则需缴纳50%,朝廷官田的增加,所收税额也随之增长。且不只苏州,湖州的情况也是如此。

而南宋至明初之重赋由来,可从一、开发的角度看:明初有名的江南官田重赋,正是由于存在新田不断增加这一事实,才有可能实现重赋。只要低地圩田造田还在持续,在该地财富的产出、流动、再分配结构中,就能充分消化这种重赋;二、从贡赋的角度:买公田的性质类似汉唐时期的“和籴”,只是后者是朝廷向民间用较低的价格购买粮食,前者则是将生产粮食的田地直接归于公家。

明初由于定都南京,江南运送粮食至京畿:“不一二日可抵皇都,……所以民不受害。”但成祖后定都北京,造成“王畿”供应体制的北移,导致:“由永乐间转输北京,饷道辽远,粮长以一征三,府二百七十万石,加征至八百万石。”江南粮食运送至北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反映在江南的重税上。对此,也有官员如应天巡抚周忱认为应该减税,最后于宣德七年(1432)减少苏州府赋额72万石,此外还有平米法、可交金花银或布匹替代粮食、京俸就支法等改革。其中金花银或布匹可替代粮食作为税收的政策,间接促发了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移,派官布的地区和不派官布的地区,存在着赋役负担上的巨大差距,故归有光言:“小民得以其布上纳税粮,官无科扰,民获休息。”也带动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是故江南市镇的兴起,显然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理论不同,而是王朝赋役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体制。

市镇对当地社会的改变,可以依据产业的不同讨论。首先是棉织业,由于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从万历《嘉定县志》载:“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市米,以米兑军送。”可看出最终还是要“兑军送”的贡赋体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棉业市镇,并与东南、岭南地区交易,而一些地方权势看到棉业、米业交易有利可图,也企图直接掌控市镇的棉花、棉布和粮食的交易权,因此创立很多市镇。

吴滔教授也举了两个例子:一为“唐市”。唐市旧名“尤泾”,后在该地有一定势力的唐氏,其中一位族人见人入市,辄问往何,若不答「唐市」则不让入,久之“唐市”一名取代旧地名而广为人知。另一例为“何管两姓争市”,何、管均欲以己姓名市,如管氏人问行人往何,答何市者即挨两个拳头,答管市者即送两个馒头。生动地描写当地权势欲掌握市镇的情况,以及“主姓创市”的现象。

其次是蚕桑丝织业。宋元之际时,各地开始种棉花:“关、陕、闽、广,曾得其利。洪、永之际,遂遍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但由于湖州卑湿,不适合种棉,只得种桑养蚕,到了明代导致“桑争稻田”,也使乡镇丝织业蓬勃发展。文献也记载了湖州丝织业兴盛的情况,例如:“不远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等。

在此情况下,江南的米粮产量不足,产米的地区从宋代所谓的“苏常熟,天下足”,逐渐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江南也从湖广地区获得充足米粮。以往江南产米缴交朝廷的模式,转变为江南以棉织业、蚕桑丝织业等市镇交易,换取米粮来上贡朝廷的模式。所以湖广地区并非成为明清财富的供应地,而是在江南市镇的发展下,被卷入明清帝国对江南贡赋的体制之内。

最后,吴滔教授提到要更好地理解清中叶以后相对晚出的乡镇志文本编纂中的权力话语,反思所谓“从宋元草市到明中叶以后的专业市镇逐渐形成”这一目前市镇发展的一般解释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还要更多地发掘与市镇起源及市镇区域形成的制度变化,和贡赋经济下的社会运作机制,并着重市镇社会城乡关系的流动性。

在演讲完后,吴滔教授也与学生针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以及士大夫与城乡关系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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