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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新年快乐 | 赵汀阳:“一国多制”,惠此中国

编者按:

赵汀阳认为,古代中国一直是多种制度的复合政治秩序: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是多国一体;自汉以来,是一国多制。

一国多制的灵感来源应该是来自周朝的天下概念,但作为制度的确立是从汉朝设立都护府开始的。唐朝的羁縻制度在汉朝的基础上有了政治性的创新,以中原为政治核心却排除了文化中心意识,唐太宗对身兼天子和天可汗的双重身份颇为自豪。

现代中国在古代中国的基因上引入现代国家的性质而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现代主权国家。以欧洲各国为原型而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基本类型,多民族多文化的合众国(例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应为另一种现代国家类型。因此,很多关于现代中国性质的争议实际上是基于对现代国家概念的狭隘理解。

(以下内容摘自赵汀阳《惠此中国》第三章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111-118页)

中国的旋涡式存在不断卷入众多族群,必定形成多族群多文化的共存局面,而共存是一个共同的理性选择,否则各方永无宁日,显然不符合任何一个族群的利益。多族群多文化如何共存,或者说,如何在“合”中有“分”,就成为任何一个主政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先秦的天下时代中并不存在,因为天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分合一体模式,而在大一统的制度条件下如何实现分合一体,就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在大一统制度下建构万民共在方式的问题导致中国发明并一直实行混合制度,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

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毫无疑问,一国多制的发明与周朝的天下经验有着渊源关系,但不是周朝的发明。周朝的天下体系兼容并蓄,合中有分,万国一体而各有其俗,然而天下体系不是一国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并非一国多制,而是包含多国多文化的世界制度。但可以肯定,周朝的天下概念是一国多制的灵感来源,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大致奉行周朝天下体系“不求变俗”原则的政治遗产[1]。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变其俗,而是不全变其俗,各族群在共存中互化之事一直存在。

秦朝过于短暂,未及面对一国多制问题就终结了。当汉朝与匈奴卷入胶着博弈,继而又开通西域,才开始直面众多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汉承秦制,以“大一统”制度取代了周朝的“协和万邦”秩序,然而,一统制度只是解决了直辖地域的“同”问题,却不能解决“不同”之族群之间的“和”问题。对于军事实力与汉朝相当或虽略逊却难以平定的匈奴,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方式将其纳入朝贡概念,但匈奴与汉朝是竞争对手,并不是汉朝的加盟者,朝贡实为名不副实的概念挪用。不过,既然秦汉以来的中国仍然沿用天下的概念,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因此,汉朝并没有把匈奴看成是对等的外国,而是理解为秩序挑战者,因为漠北地区仍然属于舟车可达的天子法定地域,正如贾谊在解释汉朝与匈奴关系时所言:“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岂下临人之民哉?”[2]很明确指出了匈奴是天子之民,而不是他国之民。汉朝的政治新经验其实首先来自开通西域。西域存在众多小部族,缺乏统一性,众多部族之间多有冲突,与匈奴也有冲突,而又居于丝绸之路一带,与汉朝有着可期待的贸易利益,因此有积极性与汉朝建立加盟的政治关系并寻求强汉的庇护,“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3]。当汉朝的势力延伸至西域,就面临文化差异问题。郡县制的直接统治并不适宜于加盟的西域族群,于是汉朝发明了一种秩序延伸制度,称为“都护”[4],即监护官制度。汉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相当于郡的地位,却不是郡。都护府没有太守(行政主官),只设都尉或校尉(军事主官)。这意味着,都护府只是军事监护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都护府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据点,驻军屯田,看护西域,所看护的西域小国最多时达50个。[5]由于不具行政管理功能,都护府意味着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自治秩序,只维护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加盟关系。都护府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其“羁縻”原则[6]成为后来隋唐羁縻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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