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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理想主义者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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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是以“虚伪”著称的。然而,对这样的一个人物,一切都以“虚伪”来解释,说它简单化,恐怕还在其次。王莽之所以能够夺权篡位,自己做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理想。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强烈的帝王意志,又使王莽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社会理想,而在失败的道路上迅速走向灭亡。

王莽改制前的历史形势

汉初,一切放任无为,诸如盐铁之利、铸币之权,都赋予了私人;赚了钱的人,财大气粗,胡作非为,毫无顾忌地兼并土地和人口。在这样的放任之下,六七十年之间,一个经济实力雄厚而又无所忌惮的豪强兼并势力就形成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因为大肆对外开战,拓展疆土,国家几十年的储积,转瞬之间告罄。于是,国家开始向商人征收车船税和现金税,叫作“算缗”;再后来,则干脆实行“告缗”,鼓励民间对隐瞒财产、逃避国家税收的行为相互告发;隐瞒的财产一律没收,并以其一半奖励告发者。“告缗”的结果,是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就这样,汉兴以来所形成的豪强兼并势力,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汉武帝)

除了算缗和告缗,汉武帝还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统制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把大量商贾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要利用商人在经营工商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商抑商。而在此之前,从事此类事业的商贾,从来都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旦变身为官,更是长袖善舞,与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越发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于是,当“盐铁富家者”变身为政府官员时,“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的局面就形成了;而在实行均输、平准的过程中,“豪吏富商”、“轻贾奸吏”,“私作产业”,“积货储物以待其急”,“收贱以取贵”,更成为家常便饭,结果就催生出一股与政治特权关系更紧密的新的豪强兼并势力。

武帝去世,昭帝时,西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之后,朝廷逐渐放松乃至放弃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统制经济政策,重新采取放任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所催生出来的新的豪强兼并势力,便迅速膨胀起来。一如《汉书》所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而对国家伤害最深刻的,就是凭借着与皇亲国戚及朝廷高官的勾结,“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这使得汉朝不仅经济上基本为豪强兼并势力所控制,朝廷对地方也处于基本失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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