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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张岱年先生曾说:“惟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①]在张先生所讲“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文化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当属“变与常”。而“常”就是孔子所说的相“因”继承,“变”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发展。

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称“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这个“变局”从官制上说,就是从以前的“世卿世禄”改变为“布衣将相”之局;而其所以有这一官制的变化,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制度从以前的“封建制”改变为君主集权的“郡县制”,此即所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后汉书·班彪列传》)。在这一变局中,汉代儒家对先秦儒学既有相因继承也有损益发展。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首”,他的思想即体现了儒家文化之“变与常”的辩证法。由此来分析和评价董仲舒的思想,既可以肯定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又可以为当今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一 秦汉间的思想文化转型

“汉承秦制”,此“秦制”发端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故汉代的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在商鞅变法的措施中有“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又《史记·秦本纪》作“四十一县”),此即在秦国普遍地实行了君主集权的县制。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乃“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把郡县制普及到全国,即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此君主集权的郡县制下,法家的治国理念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任刑而不任德”。秦汉间的思想文化转型,虽然继承了“秦制”,但是到汉武帝时期也实现了儒家文化与“秦制”的整合,用儒家的以德治国、仁爱精神取代了法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与“秦制”的整合,在战国后期荀子的思想中已先发其声。荀子曾西游入秦,对其山川形势、百姓风俗、士人之“明通而公”、政事之“听决不留”给予了肯定,但批评其短处在于“无儒”(《荀子·强国》)。荀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即已部分地吸收了法家的思想(他把“重法”置于“隆礼”之下,并把“重法”与“爱民”相结合,应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而涵容了法家的思想因素)。当时秦国的强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后由秦国统一天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王夫之曾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所谓“大公”就是说秦的“罢侯置守”统一天下在客观上符合天心民意,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然而,秦王朝专以刑罚治天下,很快就陷入了政治危机,以致秦祚短促,二世而亡,这也使秦汉间的以儒代法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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