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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一瑾死 百瑾生:明代太监干政的病灶何在?

史学麒麟
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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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历史的慰藉》

作者:杜君立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明朝不设丞相,永乐以后,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秩尊视元辅”,即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被称为“内相”,但因为更接近皇帝且受宠信,其实是在首辅之上。“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司礼监常常代表皇帝参加内阁廷议,以及三法司会审,对朝廷的各种决策都构成影响和监控。整个明中后期,司礼监的太监完全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居内阁上”,内阁大权旁落,“相权转归之寺人”。黄仁宇指出:“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示,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他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要抽看其中重要的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 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到了武宗正德时,太监刘瑾的权力几乎等同于皇帝,被称为“立地皇帝”,当时人说,大明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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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太监地位卑贱,根本无法与朝臣同日而语。“太祖旧制,内臣出外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旁,待过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冲其中道矣。” 风水轮流转,随着太监地位日高,他们不仅与朝臣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朝臣之上,侮辱殴打朝臣的事件屡屡发生。“朝廷纲纪,朝官进退,均在宦官之手,伴食者汲汲于奉迎其意,偶尔有硬骨贤良之士,亦无可奈何。” 既然太监炙手可热,识时务的大臣自然会极尽逢迎之事。王振问工部侍郎王佑:“你怎么不长胡子?”王佑厚颜无耻地回答:“老爷您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有!”汪直巡边,那些督抚总兵都出境几百里地远迎。从前再大的太监遇见大臣,也要跪拜,如今官吏要向大太监行跪礼。“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旨者俱拜为乾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 《明史》中记载:

(魏忠贤)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

大意是说:魏忠贤一年中多次出行,每次总是坐着文轩大车,羽帘青盖,四马如飞,铙鼓鸣镝之声,随着轰隆而过的车轮,隐没在飞扬的黄土之中。锦衣卫官校腰围玉带,踏靴着裤,提刀相随,夹驰于左右,厨师、优伶、百戏、奴婢这些随从的人,又以万计。百官的奏章,要用快马才能赶上。所过之处,数不清的士大夫趴在道路两边叩头,欢呼九千岁,而魏忠贤连看不看一眼。

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无限沉痛地感叹:“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按明朝薪俸,最高的正一品文武官禄米不过七十石,而大太监竟有多达数百石的。比如汪直累至三百余石。 实际上,太监贪污勒索受贿,所得远远超过其正常收入。太监经常担任的织造、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均是十足的肥差,且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成化十四年(1478),崇王府仆人杨福冒充大太监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一路行骗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级官吏争相敬奉孝纳,敛财无数。后来事发,成为当时一大丑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太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悬称卖官。权力的本质就是对事物的占有程度和占有范围。在一个专制社会,权力是财富之本,掌握权力,很短的时间便富可敌国。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超过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 。

继东厂之后,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正德三年(1508),再设立内行厂。这些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特务机构组织庞大,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一下子将太监这个群体的阴暗扭曲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腥风血雨之下,特务的触角伸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大明被打造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恐怖帝国。一些士大夫闻听厂卫传唤,宁愿自杀,也不愿进诏狱遭受诸般酷刑和凌辱。汪直执掌西厂时,特务密布,“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连这些轻微的举动都不放过,或者“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要不就将其妻室儿女扒光衣服,暴打一顿。这种高压恐怖使得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无论民间重足侧目,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

发生在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事件,其实是文官内阁与太监势力的一次对决,结果号称“东林党”的士人遭到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以受贿罪名入狱,“遂五日一比,惨酷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则受拶,弛拶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杨涟“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

明中后期,从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到熹宗朱由校,都是十足的“昏君”。朱厚照喜欢喝酒,太监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朱翊钧“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皇帝不见大臣,权力便逐渐落入太监手中。朱由校沉迷于木工,“引绳削墨”,对政事根本不感兴趣,一切都交给魏忠贤,“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狗仗人势,像魏忠贤这样的高级太监往往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定: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不管太监的权力有多大,权力都来自皇帝。作为皇帝的奴才,太监专权的根源是皇权本身。太监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皇权,就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嚬(即皱眉头)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刘瑾风光一时,一旦武宗翻脸,他就落得死无葬身之地。但只要皇权存在,太监就必然兴盛,“一瑾死,百瑾生”,杀了刘瑾,还有魏忠贤。崇祯帝杀了魏忠贤,他最信任的人还是太监,最后陪他一起殉社稷的也是太监。

在明朝一系列宫廷政治事件中,如“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和“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等,太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说掌控着帝国的政局。在皇帝、文臣和太监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中,皇帝常常与太监联手,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明朝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也严重败坏了吏治。

明末黄宗羲总结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

大意为:宦官之害经过汉、唐、宋,基本都差不多。但到了明朝达到极至。虽然汉、唐、宋三朝中也有干预政治的宦官,但没有宦官主导的政治。明朝现今,宰相以及六部,都必须听从宦官的口传和票拟,税收先供内库而后才是国库,司法审判先经东厂,然后才给衙门。其他也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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