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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把定都杭州,视为偏安的标志,北宋杭州全面发展,是南宋定都的基本的条件之一

宋朝历史那些事儿
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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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在五代北宋时有了"东南第一州"的美誉--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原其他地区惨遭兵祸,而杭州则独享太平清净,二是这期间杭州对水系的整治。如五代钱氏浩大的治理海岸石塘的工程,号称捍海塘,称得上是名至实归。因为五代以前,实在未有这样的雄伟工程。运河以及城内诸河也得到有力疏浚。到两宋之交,杭州已经发展为东南中心,人口数全国第一,商税额全国第一。经济地理的优越条件,此刻愈发凸现得淋漓尽致。杭州位于杭嘉湖流域边缘,南接浙东,北邻浙西,凭借运河,出镇江以后北通淮泗;西面又与长江沿岸城市取得联系,远至成都、广州;南达温台海运乃至闽粤要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南方的经济重心则在东南,东南的经济重心在杭州。然而,杭州的地理位置就政治中心的需要来说,还是显得比较单薄,广袤的北方地区是杭州难以驾驭的。相比之下,建康(南京)城的地理位置则显得好很多。如果不是"靖康之耻",北宋宗室惨遭浩劫,迁都之说大概永远不会提起。如果不是赵构称帝,以忍辱负重姿态甘愿半壁江山,杭州大概永远不会出现在新帝都的选择范围之列。历史的机缘巧合让杭州在南宋的草创阶段,粉墨登场,站在了它自己都城命运史的巅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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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杭州实在是有着无可厚非的经济优势。但是,两宋之交,战火频仍,都城时刻可能成为军事目标,因此军事上的战略意义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杭州,似乎在此之前未有让人感受过如此的军事价值。然而,强敌的劲旅主要是骑兵,他们在平原开阔地带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旦来到河网密布、沼泽丛集的南方,施展起来就显得力不从心,大打折扣了。因此,相比有天堑之称的长江庇佑的建康而言,位于杭嘉湖地区的杭州反倒在这时变得可爱起来。韩世忠围困金兀术黄天荡达四十多天,依赖的正是这种地理优势。宋高宗显然也看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杭州与建康的选择,能够于无声处微妙地传达出赵构苟且偏安,不图大业的政治用意,这使得貌似强大的金朝暂缓军事活动,可以体面的进行整顿修养,以待来日;而赵构也可得以喘息,进行国内政治活动,巩固其帝王之位。

由此而言,杭州其实是得到天时地利人和,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优势,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名临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迁都临安后,大量至高规制的宫殿楼宇破土动工,拔地而起。它们集中在临安府城之中的皇城,俗谓大内,又称南内。与之对应的是北内,这是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做太上皇居住的宫殿,又名德寿宫。

除集中于城内的官方府邸之外,临安城还有大量散布于市井坊巷的街道、民居,这里演绎了不知多少南宋都城繁花似锦的如烟往事。而今天,杭州那车水马龙的中山中路高架桥下,压着的正是南宋的御街;那武林门繁荣街区,正是昔日的鼎沸坊巷;那"财源滚滚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的码头,正是当年近接闽粤、远启南海诸邦的船坞许多学者都把南宋定都杭州,视为偏安的标志。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府(杭州市),2008年是南宋定都870周年。我们必须对定都杭州之事,历史地、辨证地给予评价。不少学者都忽视了杭州经过唐宋数百年的发展,至北宋,已经成为“东南第一州”的事实。从当时形势看,这是南宋选择都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撰写此短文,目的是抛砖引玉。 杭州的正式建置,是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次年州治从余杭县迁至钱塘县(今杭州市)。钱塘县,是杭州的前身,始置于秦朝,县治在武林山麓,人称山中小县。隋朝迁州治于今杭州城南钱塘江边凤凰山麓的平原上,与江南运河相邻,成为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这为杭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建设,杭州已成为“江南大郡”,再经过五代吴越国近百年的建设,至北宋,已被汴京(河南开封)文人誉为“万物富庶”的“地上天宫”。 吴越国以杭州为首府,对杭城的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两次扩大杭州城区的范围。大顺元年(890)年,第一次扩建杭州城墙,从隋朝的30里范围扩充到50里。据载“新筑夹城,环包家山、泊秦皇山而回,凡五十里。”第二次扩建城区范围,是景福三年(893年),钱镠率军卒20万,又从五十里扩为七十里。据载:“泊钱塘湖(即西湖)、霍山、范浦(在艮山门)凡七十里。” 经过吴越国的两次扩建城区范围,使杭州城开始从今城南钱塘江岸向北延伸至武林门外,与江南运河南端终点一带码头接轨,成为附近诸州府的物资集散交流中心;向西延伸,靠近风景秀丽的西湖。经过两次扩城之后,杭州城的平面是“南北展,东西缩”,形状酷似腰鼓,故人称杭州为“腰鼓城”。 北宋建立后,吴越国王钱弘俶,又以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的版图自动归顺北宋统一王朝,这种以和平的方式,成为北宋王朝的一统天下的版图,又为北宋杭州继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第一,宋仁宗誉杭州为“东南第一州”。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皇帝以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挚知杭州,临行时,赐诗宠行:“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挚又以诗之首句名州衙中厅堂为“有美堂”,命欧阳修撰《有美堂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称誉杭州“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梅挚临行时,他又赋诗《送梅龙图公仪知杭州》诗一首送行。开头两句是:“万室东南富且繁,羡君风力有余闲。”称赞他的治理富饶繁剧的杭州绰有余裕。 第二,城市人口增加。隋朝刚废钱塘建置杭州时,据《乾道临安志》卷一《户口》载,户仅15380,到了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年),户数已为隋初的十多倍。 〔注〕据《乾道临安志》、《宋史·地理志》资料制表。 从此表可见,唐宋时期杭州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人口的增加,与江南诸大城市相比,杭州户口数已名列前茅。今以元丰三年(1080年)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列出四大城市北宋资料作依据比较:从上表可知,北宋中期杭州的户口数为四大城市之首。据《宋史》卷88《地理志》载,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户口数字与元丰年间大致相等,户达203574,口达296615。 由此可见,杭州在南宋定都之前,已是江南人口数量最多的州城。 第三,城市经济繁荣。随着江南运河的通航,杭州成为南端终点,使杭州日益成为钱塘江两岸的货物集散最大的中心。 中唐以来,杭州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至道元年(995年),北宋王朝在杭州设置“织务”,专门管理与收购本州及附近州县的丝织品。每年收购绢数,高达25万匹,占浙东七州的三分之一强。《咸淳临安志》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及其所属九县的夏税是:纳绢95831匹,绸4486匹,绫5334匹,绵54000两。崇宁年间,宋徽宗曾命童贯设置造作局于苏、杭,仅织绣工匠即达数千人,可知规模之大。雕版印刷,杭州也居全国之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统计,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哲宗时,福建商人徐戬在杭雕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发售,获得甚厚,后被杭州知州苏东坡所禁。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镂版……禁私印及鬻之者。”除此之外,酿酒、造船、制扇等业都很发达。苏东坡说:“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城市商业,也相当繁荣。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杭州每年商税12万贯左右,当年商税高达183800多贯,超过了江南大城市江宁府(57283贯)、成都府(171630贯)、广州南海郡(68695贯),还超过了首都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等。 把杭州的酒课额与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相比,超过了四京,名列第一。今据《文献通考》卷十七资料列表: 第四,交通运输发达。。

左江右河,成为杭州航运的基本格局,促进杭州成为江南重要的水运中心与对外交流中心之一,为保证京都的物资供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钱塘江的航运,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至吴越国时,钱塘江“舟辑辐辏,望之不见首尾。”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又《浙江胜迹》载说:“杭之为郡,枕带四海,远引瓯、闽,近控吴越,商贾之辐辏,舟船之骈集,则浙江(钱塘江古名)为要津焉。”北宋在杭州建立了市舶司,成为北宋对外贸易的三大口岸之一。钱塘江的杭州段,更为繁荣,苏东坡为杭州地方官时,曾建议开凿石门运河,以疏通江运。他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说钱塘江上游两岸“自衢(今属浙江)、睦(今浙江建德)、处(今浙江丽水市)、婺(今浙江金华)、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贵溪一带)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杭州龙山(渡)。” 由于钱塘江航运的繁忙,船只的往来必须掌握钱塘江潮水涨落的规律,才能保证航运的安全与畅通。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八月,朝廷将作监主簿兼监浙江税场的官员吕昌明重新制订《潮涨潮落时间表》,公布在码头。这个潮水涨落时间表,是世界上最早的候潮表,比英国伦敦桥的潮水涨落还早150多年。此表春秋季、夏季与冬季三表,资料十分珍贵,保存在南宋淳佑九年(1249年)编撰的《临安志》卷10《山川·江》中。 江南运河的漕运也十分繁忙。在杭城北部武林门外,即今湖墅一带,就是运河大小码头集中的区域,装御货物,日夜不停;人来客往,热闹非常。苏轼知杭州时,十分重视运河的疏浚。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说:“首先运河乾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柴,亦缘此暴贵。寻划捍江军兵士及诸色厢军得千人,自十月兴工,至今年四月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见(现)今公私舟船通利。”(《苏轼文集》卷30《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这次疏浚,较为深广,据《宋史》载“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宋史》卷97《河渠志·临安运河》)。由于水陆交通发达、物货畅通,在杭州南北城郊形成了十余个小型商贸发达的市镇。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杭州近郊有18个市镇:即钱塘县有南场、北关、安溪、西溪四镇;仁和县有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四镇。此外,属县还有东安、南新、保成(城)、长安四镇。这十余个卫星镇市与江河航运的结合,有利于保证京师巨量的物资供应。 第五,“山水之美名天下”。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对西湖的保护与利用开了个好头。不仅筑堤防旱,解决了杭州附近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正如他自己在《别州民》中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他又美化其中孤山一带的景观,成为游览景点。这促使西湖作为水库单一功能,逐渐增加了游览功能。经过五代吴越国的疏治,景观日益增多,使游观功能得到了初步的强化。故宋初文人潘阆撰写了《酒泉子》词十首,赞美西湖景色,清晰流丽、多有佳句,一时盛体。今举两首: 《酒泉子》之四: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这段词大意思:潘阆居高临下,从楼上将焦点聚集到远处的渔舟。上片描写了西湖的静景:渔舟、岛屿、芦花和栖息的白鸟。而下片却侧重描绘动景:以动衬静,动静结合,有声有色,构成了全息立体的画面景色。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十分欣赏这首描绘西湖景色的词,相传他亲自书于玉堂屏上,以求常见与欣赏。 《酒泉子》之八: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手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仨旗旗不湿。别来几句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首词的前半段,是描绘观潮的热闹场面,有点视觉与听觉的效应;;后半段是赞扬弄潮儿的勇敢胆量与高超泳艺。反映了杭州人中秋节观潮的特殊习俗,有点亲临其境的感觉。 天禧五年(1021年),杭州知州王随在《放生池记》中称赞西湖说:“宝刹相望,绕岸百余寺,烟景可爱,澄波三十里,实“二浙”之佳,一方之上游也。”北宋时期对西湖疏浚治理功绩最大的是苏轼(1036-1101年)。第一次任杭州通判(第二把手)是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这时他才三十多岁;第二次始任杭州知州(第一把手)是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他上任不久,便向朝廷上奏《乞开杭州西湖状》,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提出西湖不可废的五大理由,都是与杭州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次年就发动民工20万人开始整治西湖,挖湖泥、除葑草。他利用湖泥、葑草堆积成一条长提,后人称为“苏公堤”,简称“苏堤”。此堤像一条彩带,把西湖分成东西两半,堤东为外湖,堤西为里湖;堤上架上六桥,堤上种上桃树、柳树、美化长堤。经过苏东坡的整治,西湖的景观更加秀丽,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地。综上所述,北宋杭州经济文化的全面、迅速发展,是南宋选择都城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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