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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掏空了中国精英大学生的心?

行业研究报告
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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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君说

导语

一个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爱国的;结果当她意识到国的异己性时,她只能归于虚无;为了在这虚无中得到一点慰藉,她只能宣称这天地间的一切心灵都如她自己一般虚无,只为一己之私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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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一向被视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北大学生也被视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继承者。而近期北大心理系徐凯文老师一篇「四成北大新生认为活着没意义」的文章在网络空间飞速流传,把「空心病」这个形象的词汇带到大众眼前,道出了长期盘踞在中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幽灵:「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文中,徐批评中国的功利心态和应试教育让孩子一味追求成功,而没有得到「最好的陪伴和爱」,结果造就了「价值观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碍」。

徐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积弊已久。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心理咨询」消费热,大概在十年前显著兴起。抑郁症、焦虑症等等心理健康问题,也随着崔永元等名人的「科普」而变得众人皆知。人们对精神健康的重视,也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市场和精神科医生、注册心理咨询师、网络情感达人、成功学专家等等正规或不正规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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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情况更加特殊。徐老师把国人心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北大学子放在火上烤,佐以科学心理学严谨的实证调研手法,用让人触目惊心的「40.4%」的数据说话——使得价值观缺陷造成的情绪困扰作为社会问题,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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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利己」的北大精英,与解构式的个人解脱

正如徐老师文中所提,他的忧思可与另一位北大教授钱理群老师的吶喊比照来看。2012年,钱教授指出,如今的北大已经堕落,「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远去,青年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聪明、灵活、雄心勃勃,把自己的才智在追求个人成功方面发挥到最大。

徐凯文认为空心人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他没有说透的道理在于——空心人恐怕就是想成功而不得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在中国,要成为北大学生,就要在高考中「干掉上万人」。走进北大,你往往对自己有习惯性的成功期待。如果能继续在所在院系中成绩名列前茅,在社团中众星捧月,恋爱轰轰烈烈,最后又顺利拿到北美名校全奖 offer,或进入法、政、商等专业领域就业,你大概是不会表现出空心人症状的。

而如果偏偏自己的成绩不再突出,身边的天才同学就是不学习也考满分,或者你发现自己除了学习并无一技之长,在各种文艺明星学生前黯然失色,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已经由社会关系、家庭人脉铺好了路……总之,如果你已经习惯享受人群里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又无法继续,你很可能就会因严重的挫败感而感到抑郁。这可能正是徐凯文所说的,精英大学「空心人」有抑郁情绪却并不是典型抑郁症的根源。

上述现象在一篇北大学生「芈十四」写来响应徐老师的文章中也得到印证。作者清楚地看到:对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社会阶级流动几近堵死,唯才是用的教育价值和通过学术水平换来的一点文化资本,在强大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运作体制中,越发杯水车薪。「利己主义者们」很难再保持精致优雅的生活,要吃相难看,或许才能分一杯羹。

但是,芈十四看似通透论述却未能自圆其说——她说「已经参透,人生本无意义」,并认为任何一种所见的「意义系统」都是人们的建构。而在当下,上一辈的意义遭到了解构——我们「没有经历过立国的艰辛,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有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共同记忆,所以无法把个人价值溯源完全植根到宏大叙事里,」于是我们的人生路上,前方永远是一片雾茫茫,险象环生,如临深渊。

但芈又认为,这种意义缺失的恐慌,最终是会被克服的,不是以生命主动终结的形式,就是忍受不确定性继续生活,直到习惯了思想的漂泊,成就罗曼罗兰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看清了生活,然而继续爱它。」显然,她选择了后者。

到这里,芈十四完成了自己所认同的意义证明过程,但却停止于此。

按照她的逻辑,这一选择也是某种建构,不是必然存在的。如果芈用同样的方式解构自己的意义系统,会发生什么呢?像她自己所说,她发现同龄人中,这样的一种「无意义的意义」很普遍,「啊,原来大家都一样。」当一个社会中的精英青年,不少都被这样一种无意义感笼罩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并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巧合,这样的论述也不是人群中随机生发出的零星火花——这是一个强大的意义系统,根植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藉助媒体、教育、家庭中流通的话语不断强化,并通过民间讨论不断地自我复制、升级,影响着青年。

三十年「空心病」的政经起源

那么,这套主导今日青年的系统从何而来?早在36年前,《中国青年报》就刊登过一篇署名「潘晓」的青年来信,「她」在另一个时空里,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几乎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我求助于书本……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样一封「个人色彩」强烈的信,其实是上级授意的集体创作,也并非仅仅反映北大学子这个单一精英群体。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两位编辑马笑冬、马丽珍,在对当代青年进行思想状况调研时,分别发现了两个典型的例子: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出生于1959年的男生潘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本科二年级)。编辑把黄晓菊的经历与潘祎的观点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组成了「潘晓」。

8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 在当时的气氛下,「潘晓」们试图突出个人的优先位置,谈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貌似西方的、科学的、现代的价值观,直接冲击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意识形态。

但潘晓们不会料到,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无论是产业工人所处的单位,农民所在的村集体,还是青年学生所处的校园,过去那种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形式——都纷纷转型或解体了。「大家庭」不再,只有个人孤零零地飘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市场上,个人与资本,个人与国家直接对应,所有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除了小家庭,都烟消云散了。到今天,大学校园也不再是公共空间发育的场所,即便同一宿舍的人,也可以彼此非常陌生。

从这样的角度看,「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结构原因,正是自以为全能的个人,面对畸形社会时,深深的无能。

走出「空心病」,需要重拾创造力

三十年前,面对刚刚「告别革命」的中国社会,重新发现自我,反思集体形态下的权力压制,是需要勇气和诚实的。而三十年后,原子化的自我已经实现,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以更隐蔽又无处不在的方式与自我对接,互相强化。

个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爱国的;结果当她意识到国的异己性时,她只能归于虚无;为了在这虚无中得到一点慰藉,她只能宣称这天地间的一切心灵都如她自己一般虚无,只为一己之私而生存——这便是看似虚空、实则默认「社会达尔文主义」建构的机制。

显然,建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当代心理学,能诊断「空心病」的存在,却无法提出社会性的方案,有限的个人调适,最终无法应对变化的严峻现实环境。一切既有的物质追求、一切既有的关系,都越发索然无味,中国人也许已经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定义的时刻。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在这样一套特定的意义系统里生活下去,如果在我们的政治图景里,还有「可能更好」的价值要素,值得我们去建构、实践,那么接下来的路,要如何走?

想有所改变的第一个困难是:在今日中国的学校课堂、网络讨论、电影屏幕上,我们看到的都只有同一套「召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资本的关系,已经绝大程度上被消费关系所定义。当我们的情感唤起,只限于异性恋浪漫爱、爱国主义、和居高临下的怜悯时,我们如何去建构一个指向多元、自由、平等的空间,并确保这个新空间不是旧制度的复制?

这一切的症结,也许都在于我们如何去开创一条有所突破又有实在可行性的「道路」。既然身边的一切都是被定义,被建构的,那何不自己重新建构意义?而既然「我」可以是自己意义的立法者,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取代「我」,成为意义与生活的建构者,而不仅仅是既有经验道路的消费者和复制者?

往往,我们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恐惧,来自于不知道离开平日的「安全空间」后,未知中会有什么。因此,我们必须用广义的「知识劳动」,自己成为成新空间中文化、知识的创造者。立足于自己的劳动创造,所面对的就不是完全未知的虚空。也只有人们走出各自的原子领地,在新的共同体里创造不一样思想的要素,才能看到建构新意义的可能。

如果说中国年轻的精英一代有什么历史责任的话,那便是是从国家-资本手里夺回社会组织与意义感,改造文化,让它不再是对既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复。而最终,生活的诗意,将体现在被实践的未来,而不在已解构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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