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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唱千年的诸葛亮《隆中对》,竟一开始就出现误区

历史大学堂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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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诸葛亮是个英雄,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说英雄也经常会犯错误,诸葛亮也不例外,这一点同样有人相信。

千百年来评骘诸葛亮功过得失的文章、言论不知几何,称得上是多如过江之鲫。

其中直言不讳批评诸葛亮的缺点失误的亦不在少数,这种情况早在魏晋时代便已开始。

如《三国志》一书的作者陈寿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并说诸葛亮的北伐中原纯粹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云云。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然而他们多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局限于讲他军事指挥水平不高,用兵过于谨慎胆小,用人不免掺杂个人感情因素,尤其是他不遗余力地打压能征惯战的魏延更是为后人所诟议,事必躬亲以致没有及时培养好接班人,等等,却放过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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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并不像论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古代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典范之作,是杰出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

恰恰相反,它的基本战略方针乃是建立在虚幻、空想的沙滩上面,即战略筹划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或说是不存在的,故而在实际操作中注定要碰壁。

正是它构成了诸葛亮一生悲剧命运的怪圈,不论诸葛亮怎么拼搏,结果仍是跳不出这个怪圈,

“有意栽花花不发”,“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好让后人一掬同情之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隆中对》的核心,是建议在多极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刘备集团,乘天下动荡混乱之际,玩弄厚黑手段,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从刘表、刘璋等人的手中夺取战略要地荆、益两州,同时避免过早地和强敌直接碰撞,“跨有荆、益,严其险阻”。

在此基础上调整好各种关系,坐大实力,为逐鹿中原、光复汉室准备条件,酝酿基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

然后等到“天下有变”,也即战略时机成熟后,再分别以荆、益两州为基地,兵分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发动钳形攻势,进击中原,消灭曹操,实现所谓“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逻辑上看,这个著名的战略构想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它既有全面具体的战略预测和分析;

又有明确无误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内容充实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更有执行战略方针、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战略措施,真的是没有料想不到的,没有安排不好的。

无怪乎,古往今来,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它顶礼膜拜,推崇备至,尽用最动听的言辞赞美它!

“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

▲隆中对选自《三国志》作者陈寿西晋史学家,中国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时的谈话内容(促成三国鼎立的战略决策)。

可是,常识告诉人们,“残缺是美”

有问题的“计划”、有缺点的方案,才是具有可操作性、行得通的计划与方案,相反,最完美的东西却往往是最虚假的、最无用的。

完美(《孙子兵法》中称之为“全”)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事物。

然而正因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故而只能是“梦中情人”,往往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成为镜里花,水中月,变得可遇而不可求。

在战略上,如果处处求全,事事求备,就会不分主次,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进退难容,两头落空,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总之一句话,追求十全十美,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隆中对》的优秀,是它的统计战略构想系统完善,面面俱到,具体地说,就是:

1、

利用“天下思汉”的普遍心理,凭借刘备身为“帝室之胄”的优越背景,作为政治资本,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与曹操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相抗衡。

2、

推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做好“外交”工作,为自己争取安定的战略后方和比较可靠的盟友,从而保证自身的安全,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

3、

“内修政理”,整顿吏治,清明政治,发展经济,搞好内部建设,积蓄实力,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然而,《隆中对》的最大弊病,恰恰在于它的完美与圆满,从而成为一纸在实际行动中根本行不通的战略假设。

这中间的问题,在于诸葛亮所设想的刘备集团既要“跨有荆、益”两州,又要“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的水火不容。

荆州北靠汉、沔两水,南毗邻华南,东与吴郡和会稽郡相连,西和巴蜀地区相通,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谁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谁就可以四通八达,进退自如,攻守皆宜。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

对荆、襄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见解,古人多有共识。

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形势论》中曾指出,

“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

赵鼎言: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

陈亮言: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楚人用之虎视齐晋,与秦争帝。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

孟珙言:襄樊,国之根本,百战复之,当加经理。盖宋人之论如此……无荆襄不可以国,楚去陈徙寿春是也。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 ”

顾氏赋予荆襄在天下大势中最高的地位,为“天下之吭”

与荆襄之“吭”对应的蜀之“领”与两淮之“背”,战略地位则都要低一些。

顾氏还认可三位宋人极具代表性的言论,特别是宋将孟珙说“襄樊,国之根本”,以至于“无荆襄不可以立国”。

另一位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历史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则在《湖广方舆纪要序》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建立了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吕蒙成功袭取刘备的荆州,使其领土面积大大增加。

荆州既然是军事战略利益之攸关,这就使得谁也不肯放弃占有它的企图。

不但曹操方面要前来争夺,而且江东的孙权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地盘落到刘备的手中。

这样的形势,注定了蜀汉要在保有荆州的前提之下,维系和东吴的联盟关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只要刘备一天赖在荆州不走,孙权就会跟他没完没了,双方联盟破裂,兵戎相见,乃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主和的鲁肃主持东吴军政时,秉持联刘抗曹的宗旨,尚能委曲求全,隐忍不发,使双方的关系不至于马上彻底闹僵,“然而肃之心,未遽忿羽而堕其始志也。以义折羽,以从容平孙权之怒。尚冀吴、蜀之可合,而与诸葛相孚以制操耳” 。

可是当鲁肃去世,主战的吕蒙接替鲁肃号令三军后,形势遂急转直下,大局糜烂,再也无法收拾了: “(鲁肃)身遽死而授之吕蒙,权之忮无与平之,羽之忿无与制之。 ”

在这个棘手问题面前,不但关羽这样的武将计无所出,就是智慧超群的诸葛亮本人也是束手无策。毕竟在现实中鱼与熊掌实难兼得,谁都不是容易被算计的傻瓜!

一旦孙刘两家闹翻脸,兵戎相见,那就不仅仅“外结好孙权”的愿望要彻底破灭,曹操集团也会从中大渔其利;

而且从实力和地理形势等综合条件来看,输家也肯定是刘备一方。

因为从实力上讲,刘备的势力与立国已三世的孙权政权相比,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实力不逮,在战争中自然只能处于下风。

从地理形势来说,荆、益两州中间隔着大巴山、巫山,交通极为不便,战事甫起,两大战区孤立分割,首尾遥隔,远水不能救近火,相互间难以支援;

而荆州和孙权盘踞的扬州,在地理格局上则连成一片,形成相对完整的吴、楚地区,可以做到进退自如,配合默契。从这个意义上看,地理形势也是有利于孙权而不利于刘备。

与兵要地理条件不利相始终的是,刘备集团本来兵力就有限,而“跨有荆、 益”,实际上是将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这诚属用兵之大忌。

毛ZeDong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症结。

▲诸葛亮墨迹拓本

战局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江陵之战和夷陵之战,孙权不仅一举铲除了刘备势力的头号大将关羽,轻轻松松地从刘备手中夺回了荆州,而且还“火烧连营七百里”,彻底挫败了刘备再占荆州的企图,赢得了荆州争夺战的最终胜利。

蜀汉势力“委弃荆州,退入巴蜀”之后,要再北伐中原,完成统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条件,这也意味着《隆中对》的战略目标从此变成了水中月、镜里花。

因为巴蜀毕竟是出入不易、偏居一隅的“独守之国”,用于自守尚勉强可行,用于进攻则实属艰难。

这一点古人早就有论说:“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

很显然,以剑门相隔的四川盆地作为保境自守的根据地尚且不够理想,更遑论以此为基地去进取中原,经营天下了。

益州之地的局促与闭塞,决定了蜀汉的人力、物力处于劣势。

用张俨《默记》的话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指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

这一现实,聪明睿智如诸葛亮者当然也心中明白:“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而其主要对手曹魏,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真可谓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

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所面临的敌方统帅,恰恰又是同样具有雄才大略、智慧卓绝的司马懿,“所与对敌,或值人杰”。

诸葛亮在军事指挥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地方,“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王夫之也认同陈寿的观点,指出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基本靠谱,“是其所为谋者,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者……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汉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

客观形势的不利,所遇对手的强悍加上自身指挥水平的局限,使得诸葛亮的北伐之举雷声大雨点小,只开花不结果,“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距离《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是越来越远,遥遥无期。

既然《隆中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是永远无法接轨的败笔,那么它就是一个无法用具体行动来证实的怪圈,是一座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空中楼阁。

脱离实际的理想,便是幻想;不能实现的计划,等于空谈;无法成功的战略,实属摆设。

诸葛亮走不出《隆中对》的怪圈,这意味着是诸葛亮自己终结了《隆中对》的前途。

这虽然令人遗憾,但是却让人信服。

可见,《隆中对》不但不是诸葛亮的光荣和骄傲,反而成了诸葛亮人生追求中的一大败笔。

杜甫称颂诸葛亮“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这作为同情之辞,可以理解;而作为笃评之论,当属臆度。

当然,《隆中对》的不足,并不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在人们的眼里,诸葛亮的人格始终是伟大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这种伟大集中体现为崇高之美,悲情英雄诸葛亮勇于向悲剧性命运挑战,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临危不惧、九死不悔等高尚道德情操的化身。

用他自己的话讲,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大家热爱他,崇敬他,主要不是冲着他的功业去的(历史上比他功业显赫的人多得去了,同时代的曹操论事功就远远超过了他),而更多的是对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不悔”的英雄人格与献身精神的仰慕和向往,即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摘自《历史名流-虚实之间的人物传奇》,黄朴民(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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