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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见死不救的官员都能加官进爵,朝廷还有救吗

本文是【大鹏说《通鉴》之120】

朝廷干部的官帽子,自古以来都是皇帝给戴上的。皇帝能给你戴上,让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能给你摘掉,让你忽喇喇大厦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由此,对上不对下成为官员的从政习性,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毕竟饭碗在人家手里端着,小命在人家手里捏着。对皇帝忠贞不渝、忠心不贰是保住头上顶戴花翎,进而步步高升的不二法门。

表达忠诚的最佳时机,就是在皇帝处于危难之际,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挽狂澜于既倒,救皇帝于困境。

可卞敦偏偏就不是这样的人。

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到咸和四年,即公元327到329年间,驻守长江以北,作为东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第一线守备力量的苏峻、祖约,突然将刀把子转向对内,攻进首都建康即今天南京,要和成帝说道说道被陷害被逼反的委屈。

北有蛮夷欺凌,内有肘腋之患,华夏不绝如缕。国事乱成如此,总要有人出来收拾。这时朝廷的擎天之柱陶侃、温峤连发英雄帖,要求各地组建平叛军,“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有钱的帮个钱场,有人的出个人场,大家伙同去南京,剁掉苏峻那小子,勤王救驾!

帖子一到,各路诸侯都纷纷起兵,汇集南京去救皇帝,毕竟东晋王朝再烂,此时也是唯一的神州正朔之所在,是北方沦陷区汉人抵抗军的精神支柱。如果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那华夏真的就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了。

可湘州(今天湖南一带)刺史卞敦,仿佛变身铁公鸡,一声不吭,一毛不拔。不但不发精兵,而且连粮草都不帮衬帮衬,仅仅派个低级军官,带着几百老弱病残跟随者勤王军去南京看热闹,“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都护将收百人随大军而已”。

皇帝考察官员,群臣观察同僚,最重要的就在看你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能不能有所担当,能不能分君之忧,赴国之难。能力有限是一回事,关键是态度问题。

卞敦以如此态度对待皇帝的生死存亡、朝廷的安危祸福,自然引起舆论大哗,“朝野莫不怪叹”,这老小子老年痴呆了吧,这可是表忠心、献殷勤的绝好时候,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苏峻之乱平定后,皇帝论功行赏,自然要弘扬见义勇为、勤王救驾的大义正气,打击见死不救、作壁上观的歪风邪气,卞敦很自然的被抛了出来。

勤王军总舵主陶侃弹劾苏峻坐观成败,不赴国难,这样的干部是不能再用了,必须拔掉顶戴花翎,交付中央纪律检查机关严办。

但出乎陶侃意料的是,他的意见竟然没有被采纳。朝廷的老一辈革命家、社团和朝廷的缔造者、三朝元老王导发话了:现在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大乱之后,应当以慈悲为怀,宽大为念,“丧乱之后,宜加宽宥”,卞敦的事就不要盯着不放了,撤职查办是没有必要的,给他挪个窝吧,“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

能有这个结果,卞家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可卞敦这时却和朝廷耍起了脾气,爷有病,爷身体不舒服,爷去不了广州那不毛之地,“病不赴”。

确实,当年的广州还不是一线城市,顶多算四五线小城镇。

按说卞敦如此对抗朝廷,不服处理结果,脑袋上早就该有碗大的疤了。可朝廷仍然是对其关照有加,调到中央当了个不大不小的京官。尽管后来卞敦深刻反省,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以致“忧愧而卒”,但还是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谥号为干革命夙夜在公、办事情合法合规的“敬”,史称“卞敬公”。

对皇帝见死不救的卞敦,能得到这个处理结果,王导的意见显然起了主导作用。但王导和卞敦并没有太深的私交,只是此人的行政风格就是如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凡事没必要太认真,大家活在当下、偏安江南即可。

东晋朝廷纲纪混乱,网大可吞舟,与此不无关系,卞敦只是个缩影。幸好在北方沦陷区,华夏民族的健康力量逐步成长起来,最终恢复汉人江山,一统江南,神州国运就此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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