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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除了吃瓜群众,学者这样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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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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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当代话语中,农村渐渐取代了乡村,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用语上的变迁,而且还反应出了乡村这种社会形态和组织似乎正在从中国慢慢消失的境况。与农村不同,乡村既承担着一定聚居地内的经济社会功能,同时还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而现在,这种文化上的意义逐渐集中聚集在了城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乡村更像是一个运行良好的自治单位。

近代以来,数次革命和改革几乎毁掉了这种具有文化内涵的自治单位。然而,乡村应该就这样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抛弃吗?上个世纪,以梁漱溟、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掀起了重建乡村的运动,一面是对近代过于激进的破坏的反思,一面也是试图从传统中获取新的中国发展的路径,同时实现文化主体性的传承。

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2016年举办的“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的学术研讨会上,渠敬东、王铭铭等一众学者都就乡村重建如何在当代进行下去发表了看法。与上个世纪不同,现在的我们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而乡村的危机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局面之中。市场化给乡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乡村自救是否可能?如何理解乡村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需要被重新讨论。

本土化的语言已经是从西方搬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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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学者对乡村的讨论常常很强调礼仪,这让我想到美国人何伟亚写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争论很大,但是就我的理解,它还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启发的。他认为乾隆皇帝跟马嘎尔尼使团之间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那个时候清朝还停留在中华帝国的礼仪传统里面,而英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使团提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给他们自由贸易的机会。我觉得很精彩的是何伟亚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这种自由贸易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因为它的条件是国家强权的成长。所以国家的强权是保证英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契约性的条件。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如果说英国的这些要求意味着要使中国进入现代化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虽然当时乾隆皇帝反对,没有接受这套东西,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对自由贸易和国家强权的双重要求了。刚才有很多谈现代化,如果从乡村建设去反思,回应现代化,我自己相信应该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实质内容的,就是对自由贸易和强大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的一些反思。我们之所以谈礼仪,就是它跟这两个东西都不一样,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以前做过很多村落研究,但是可能还是面对着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在做。《江村经济》可能更注重社会和经济活动。这本书是非常有建树的,事实上是全世界第一个讨论中国的村庄怎样面对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引进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对它造成冲击,当地的士绅要怎样来回应现代化,回应这个世界体系的入侵?它对我们晚辈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于对村庄经济的研究。我自己想做的是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增加宗教人类学的含量,因为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谈不上,最近很多见。《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这本书其实谈到几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社区研究,第一是面对正在往下走的国家权力,我们的描述不能忽视这股力量,我们应该跟农民学习对现代化的态度。因为农民的脑子里是没有现代跟传统这样一个二分的,而我们理论界、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都是对所谓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农民一边搞现代化一边拜神,他没有觉得矛盾,觉得矛盾的是我们这些读了一些有问题的理论书的学者,拿着这些有问题的理论书到农村去套,然后发现农村正在走向现代化,我们就要去拯救传统,装成一个英雄。我们这些学者自以为英雄的这种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再谈一下的。我在这本书里还花了很多心血研究民间权威,因为它的形成的方式跟国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人类学家都有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情结,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存的秩序,而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的秩序。所以我会对权威人物是怎么形成的感兴趣。

第三是我最近主要是在做文明的概念。芝加哥学派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区分了两种文明,一种是原来就有的文明,一种是作为现代化的文明,这两者都是文明的进程,都是自上而下在改变乡村社会。但是后者的外来色彩比前者要强——他研究的墨西哥地区跟天主教结合得极其紧密——所以,无形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也是刚才张志强谈的,以前的“士”是前一种文明的一个中间环节,但到了现在,我们还能成为士吗?不是的。因为可能现在最大的社会纽带已经是超出在天主教和我们之间、基督教和我们之间、英国使团和乾隆皇帝之间的这样一个纽带——这几个都是形容的意思,但是它的外在性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从诸位艺术家身上看到的实际并非是传统,而更多是西方教给我们的东西。就像我们自己一样,表面上老是在强调传统多重要,实际无非——讲本土化的那套语言从来都是从西方搬用过来的。

从精神状态来看,城市与乡村并无差别

李人庆:托尼·朱特在考虑欧洲文明的时候谈到这么一个问题,要重建文明必须要思考我们今天生活存在的某种根本性的谬误是什么,必须要思考我们如何陷入到了这种境地。同时也只有重新激活生活与政治的对话,才可能想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好地生存下去。对于中国乡村建设的重现,我想把它放在中国近代近200年的历史来看待它的过程。刚才也说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乡建的背景和梁漱溟先生的那种乡建背景已经发生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就是后革命时代的乡村建设如何造成这种反转性变化,我们近百年的乡村成了革命的场域。这种变化从深耕持续到整个的自动化文明,使得我们的文化建构遭到了摧毁。刚才王老师也说了,不存在纯粹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如果仅从物质发展来看,城市比乡村好。从精神状态来看,并无任何差别,甚至可能更差。所以,文化如何去寻根,如何去重建?作为边缘革命,农村更有可能性,城市更加体制化了。

当前的农村社会和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第一个是物质化。在粗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之下,这种建设所造成的经济转变并没有带来文化文明的发展。关于礼仪,大家也谈到了敬畏之心。实际上,在中国而言,没有尊哪来的敬,“尊”加一个走之旁就是遵守的“遵”,它是道德特征。所以现在中国致力于将文化传承作为治理的一个根源,它是一个德性之治。德性之治是以“尊”、以德性来建立权威的。尊和敬构成了一个社会内在的秩序结构。但是应该看到,在物质化和权力阶段,我们现在的制度生态是十分恶劣的,原来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了。农村的衰败和劣绅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这个结构化的力量对乡村的压榨使得德性退出了乡村。

另外,现在对于乡村,强调资源、人才、资本等等一系列下乡,但如果还在一个恶的制度德性下来运作的话,它不可能有太大变化,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在恶化。这种物质化的膨胀对乡村基础道德的破坏十分严重,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的支持性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个是跟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当代乡村建设最需要是文治的构建

陈进国:我讲的题目是“乡村再造与文治构建”,主要是讲我最近在福建泉州的永春参与自己故乡的乡村建设的一个案例。我先谈一下中国古代对于“乡”的理解。“乡”或者“乡里”,是要有良人、贤者或者宾客居住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乡里或者是乡村的建设,本质上是要回归到乡村的治理和乡村的文化建设上面来,这也是中国古代乡里治理的传统。

第二点提到文治,当代乡村的建设最需要的是一种文治的构建。从唐宋以来的中国传统文献来讲,这种文治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斯文,一种文明的传承,或者是文教礼业,它背后还是一个文化建设跟乡村治理的问题。今天如果谈中国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应该要理解我们中国长时段的历史,那么就应该追踪到唐宋以来的社会转型,也就是宋代以来从贵族社会向文人社会的转变,或者是向士大夫社会的转变。从宋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文治复兴的传统,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是人间秩序的构建。这个是从宋代以来一直在影响中国社会的传统,而且这种文化的逻辑和机理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依然比较顽强。

所以如果要了解中国的乡村建设,事实上不能忽视从宋代以来的文治复兴的传统,比如士大夫对乡约的设计,最有名的比如说吕氏的《蓝田乡约》,王阳明的《南赣乡约》,还有朱熹的《朱子家礼》,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礼制的变革,或者是所谓的正统化、标准化。在士大夫的这种文化参与下,包括从明代以来的各种乡土制度,事实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乡土制度的发展在中国的乡村社会有它的历史的机理和文化的逻辑。今天中国的乡村建设,特别是南方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离不开宋代以来文治构建的一套体系跟制度的。考虑乡村建设,我们还应该理解宋代以来士大夫对地方神明文化的建设。像汉学家柯大卫他们事实上也已经在讨论标准化的过程。就是说,乡村的地方神明崇拜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有一个神明正统化的过程。地方神明的正统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乡村文治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同样不能离开这种宋代以来的地方神明文化的构建,特别是要理解乡土社会背后这种早熟、未成熟的状态,进而反思我们如何参与当代中国的乡村再造。

中国近现代的乡村研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一个就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强调在乡村要重视教育。另外就是梁漱溟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要重建乡村的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以唤醒民族觉悟和道德觉悟。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福建省最高法院的傅柏翠,他当时在上杭蛟洋也做了十多年的乡村综合治理。在我看来,整个民国时代最成功的乡村建设应该就是傅柏翠的乡村建设。他对当时整个中国乡村的社会事业、政治事业还有农民自治组织,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建构,只是后来被共产党打破了。但他可能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应该去反思的一个案例。

谈乡村再造和文治构建,我们可以撇开中国的传统去看全世界,目前在整个社区建设上做得最好的一个新宗教就是巴哈伊,自称“巴哈伊社区”。巴哈伊的社区建设强调,一个是要解构内在与外在之分,第二是解构我们与他们之分,第三是解构传统与现代之分,最后一个是解构宗教与科学之分,必须通过这四个解构才能真正做好全球的社区建设。

最后,乡村再造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就要敬畏乡村的文化和传统,也就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或者乡村再造必须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乡村,我2010年回老家到庙里去看,村庙一年只有4万块钱的收入,他们找我帮忙。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找弟弟妹妹先给他们捐钱修了一尊关帝。最后,因为我们那边是水边,我们县的妈祖庙1974年被政府拆掉去建文化馆了,我就说是不是可以引进一尊妈祖。但建妈祖像都要30万块钱,他们一年只有3万根本不足以修。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从台湾的奉天宫引了一尊妈祖到我们村落来。就是因为这个偶然的事件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情。引进这座妈祖以后,这4年间我们这个庙一年的收入,原来只有3万多块,到现在超过70万了。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做了几件事情:

首先帮他们建构村庙的一套管理制度,也就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制度。这个基础上建一个天心慈善会,后来就变成县的慈善总会的天心基金会。通过这个基金会,对我们村的乡贤通过一种文化压力,变成一种文化刺激。比如说这个村庙里,刚开始一个乡贤捐1万块钱,第二个乡贤一定会跟着捐1万到2万。刚开始是一种文化压力,到最后它变成了文化的刺激。我们就通过建构乡村的慈善会推动文治构建,建立慈孝文化促进会,由乡贤来牵头推动,评选慈孝家庭、孝心少年。现在乡贤就把整个县的企业家都叫进来,变成一种企业文化,员工的慈孝文化。筹集经费除了香火钱,我们还通过复兴地方的文化传统,比如传统妈祖庙的乞龟习俗,两次乞龟习俗活动可以筹到十几万块钱,包括本村的和外村的,形成了村内村外的信息联动,使得整个村落的慈善活动成了一种风气。现在我们每年利用这些钱给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捐油捐米。这只是我们乡村建设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利用祠堂建一个乡村记忆馆,把一条河流域1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族谱、碑刻、契约文书收集起来。这个当然有一个私心,未来可以做一本历史人类学的作品,把参与建庙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写下来。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步了,我们把香港“文物径”的概念引进来,要做一个乡村的文物径,把乡村的祠堂、庙宇等各种文物点连接起来,连接的一条线就是用歌谣民谣,把闽南的乡谣歌谣放在这条乡村的路径里,给这个乡村可持续性的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庙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70万,而且还会再增长。这样就无需完全依靠政府,可以把这笔钱有效地做村落的文治建设。现在庙已经建好了,正在进行乡村记忆馆和文物径的规划。

不用悲观,乡村能够自救

任强:我对农村没有那么悲观,农村现在有很多自救的办法。我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诸暨有一个村,义乌有一个村,他们的村长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两个混蛋,但每年选举,老百姓都选他。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们天天骂他,为什么非要选他?老百姓说,他有钱啊,一定要选他,因为选了他以后他就有责任了。所以农村的衰败除了经济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最大的衰败其实是权力责任系统没有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维持权威和责任的系统。乡村建设如果能把这个系统补上,我想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层面。另外就是农民主体性的问题,当然说起来也是很复杂的。举个例子,在义乌有一个村长很有钱,他说我们村靠近城市,应该搞蔬菜大棚,搞城市农业,你们谁搞大棚我一年给1万块钱,无论挣多少。结果搞了以后大部分没人管,老百姓就随便种点东西,等他一年发1万块钱。这个看起来当然很过分,但是农民就是这样的。

进入到后生产时代,除了以经济资源注入以外,农村重建一定要围绕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活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了,垃圾问题,环境问题,治安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老人的问题。这些可能恰恰是农村重建的一些具体的载体。因为文化的形成是要有载体的。农村的所谓传统,从社会学上来讲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宗教、道德、家族。处理好人与人的问题,除了生产以外还有生活,是两个层次,实际上生产对它是限制的。比如说村里有两户人家因为住房宅基地打架了,以往肯定是村里解决,现在他们直接打110。以前很简单的,你可能下一次种地要借我的牛或者要走我的地边,这个限制很多,就使他有所敬畏。但现在因为生产的剥离对他的约束少了很多,只剩下生活中的东西了。

城乡问题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渠敬东:我觉得王长百说的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不能用农村来等同于乡村。他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实际上乡村是具有文明功能的,而农村只是具有社会功能。我们不能把乡村理解成农村,乡村作为一个文明系统,无论它怎么变化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样我们就不会单纯在政治、经济功能上去理解。这个我想是今天整个讨论的要害。

第二点,我们谈乡村不能只是谈乡村,因为对于中国而言,在任何一个时代,乡村和城市、乡和镇之间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果不在这个框架中去理解,我们就会把乡村理解得很静态,理解成一个单位。换句话说,把乡村作为文明单位,要在一个大的文明系统里去理解。这一点我觉得是基本的共识。这就说明我们需要在城乡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乡村。但我想说的是,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城乡二元概念,在英国早就发生了。像左派利维斯或者雷蒙·威廉斯,一直在讲城市与乡村作为英国整个现代批判的核心问题。比如,在现代早期的英国,商业和乡村之间始终围绕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关联。换句话说,英国人是把城市、商业和总体意义上的乡村勾连在一起,去理解它现代的文明传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就清楚地讲到这些问题。随着现代性的不断铺展,英国从商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到今天变成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城乡之间的裂痕比中国的还大。所以,在由城乡搭建的总体文明形态下,英国的知识分子更加没法获得他的精神寄托和归宿,所以有关土地贵族的讨论就成为了核心。我的意思是,城乡问题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指的是城乡对立的问题一定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构建的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特别的体制所带来的问题,比如绝对主义国家所带来的国家的强烈介入,比如资本这套系统的强烈介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要重新反思,因为城乡关系问题是一种现代表述。

但如果回到中国文明本体的话,就不只是城乡关系问题。比如钱穆先生说,如果让他理解中国社会,首先乡镇,他不会只在乡村意义上来理解,一定是乡村和它的网络聚合体的镇——这是费孝通的想法;然后才是城市,城市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或者治理单位,它们之间的关联;但是他还说了另外两个,一个是江湖,一个是山林。这是什么意思呢?江湖是非正常、非正规的一套系统,包含在乡村、或者是和乡村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换句话说,乡镇在传统上还承载着江湖的这套系统。那么同样,知识分子也要回到乡村,这是一个实质的文明的回归。我们看古代的画,其实都能看到人居、乡居,然后一点点介入山林的过程。这是知识分子内在完成精神世界的过程。所以城乡关系一定是反哺的,甚至是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别样的乡村这样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复杂地看城乡,或者是乡村和不同的文明单位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回到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的出发点。

铭铭: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类学评论》主编。著有《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社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2016年获2015年度长江学者。著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等。

李人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陈进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任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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