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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除了吃瓜群众 学者这样看农村

导语:在当代话语中,农村渐渐取代了乡村,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用语上的变迁,而且还反应出了乡村这种社会形态和组织似乎正在从中国慢慢消失的境况。与农村不同,乡村既承担着一定聚居地内的经济社会功能,同时还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而现在,这种文化上的意义逐渐集中聚集在了城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乡村更像是一个运行良好的自治单位。

近代以来,数次革命和改革几乎毁掉了这种具有文化内涵的自治单位。然而,乡村应该就这样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抛弃吗?上个世纪,以梁漱溟、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掀起了重建乡村的运动,一面是对近代过于激进的破坏的反思,一面也是试图从传统中获取新的中国发展的路径,同时实现文化主体性的传承。

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2016年举办的“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的学术研讨会上,渠敬东、王铭铭等一众学者都就乡村重建如何在当代进行下去发表了看法。与上个世纪不同,现在的我们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而乡村的危机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局面之中。市场化给乡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乡村自救是否可能?如何理解乡村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需要被重新讨论。

本土化的语言已经是从西方搬来的了

王铭铭:学者对乡村的讨论常常很强调礼仪,这让我想到美国人何伟亚写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争论很大,但是就我的理解,它还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启发的。他认为乾隆皇帝跟马嘎尔尼使团之间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那个时候清朝还停留在中华帝国的礼仪传统里面,而英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使团提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给他们自由贸易的机会。我觉得很精彩的是何伟亚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这种自由贸易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因为它的条件是国家强权的成长。所以国家的强权是保证英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契约性的条件。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如果说英国的这些要求意味着要使中国进入现代化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虽然当时乾隆皇帝反对,没有接受这套东西,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对自由贸易和国家强权的双重要求了。刚才有很多谈现代化,如果从乡村建设去反思,回应现代化,我自己相信应该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实质内容的,就是对自由贸易和强大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的一些反思。我们之所以谈礼仪,就是它跟这两个东西都不一样,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以前做过很多村落研究,但是可能还是面对着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在做。《江村经济》可能更注重社会和经济活动。这本书是非常有建树的,事实上是全世界第一个讨论中国的村庄怎样面对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引进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对它造成冲击,当地的士绅要怎样来回应现代化,回应这个世界体系的入侵?它对我们晚辈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于对村庄经济的研究。我自己想做的是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增加宗教人类学的含量,因为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谈不上,最近很多见。《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这本书其实谈到几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社区研究,第一是面对正在往下走的国家权力,我们的描述不能忽视这股力量,我们应该跟农民学习对现代化的态度。因为农民的脑子里是没有现代跟传统这样一个二分的,而我们理论界、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都是对所谓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农民一边搞现代化一边拜神,他没有觉得矛盾,觉得矛盾的是我们这些读了一些有问题的理论书的学者,拿着这些有问题的理论书到农村去套,然后发现农村正在走向现代化,我们就要去拯救传统,装成一个英雄。我们这些学者自以为英雄的这种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再谈一下的。我在这本书里还花了很多心血研究民间权威,因为它的形成的方式跟国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人类学家都有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情结,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存的秩序,而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的秩序。所以我会对权威人物是怎么形成的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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