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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鲍勃迪伦要去领奖了 你们的幻觉可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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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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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自从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给75岁的美国著名民谣、摇滚音乐人鲍勃·迪伦,称他“创造了美国歌谣的传统”,但是此后迪伦却迟迟没有回应。而到了10月28日,事件仿佛有了转机,诺贝尔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称,迪伦已经给文学院常务秘书打了电话,称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让他惊讶到无言以对,他非常感谢这个奖项。虽然这个声明没有证实迪伦是否会参加颁奖典礼,但迪伦也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采访中表示过,如果一切条件允许的话,他绝对会去参加的。

按照计划,12月初,所有今年诺贝尔奖得主都将受邀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和宴会。不过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也曾有过获奖者缺席颁奖典礼的先例。2004年,奥地利作家、小说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因社交恐惧症没有参加颁奖典礼。2005年和2013年,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和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因健康问题缺席。此外,还有两人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是苏联作家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文学”的范畴可以多大?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和大部分捶胸顿足的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不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先生对于鲍勃·迪伦的获奖颇为理解,甚至是“喜欢”的,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第一次颁给我们理解之外的作家”。李敬泽先生进一步指出,“文学”并不仅仅囿于体制和规范,鲍勃·迪伦的获奖正显示了诺贝尔文奖对文学初心和自身传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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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容易有幻觉,刚才说,这年头大家哪还对诺贝尔奖那么关注?这个和我的感觉不一样,我感觉可能全中国都在关注诺贝尔奖,后来我想了一下,这是我的幻觉。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全是爱好文学的人,所以好像大家都在疯狂关注诺贝尔奖,而且都非常严肃,非常动感情。但这是文学圈自己的反应。

我觉得诺贝尔这个事严肃是应该的,不严肃也是应该的,本身也是一件好玩儿的事。因为诺贝尔本人也是非常好玩儿的,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一辈子没结婚,曾经有人向他提议,说你写本自传吧,他给人回了个信,说自传有什么好写的呢?我很简单啊,我这一生只有唯二的优点,第一,始终保持指甲的清洁;第二,从来不麻烦别人。一生最恐惧的事是什么呢?怕被人活埋。最后问到,你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诺贝尔说,人生毫无疑义。这是一个很不严肃的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1896年去世的时候留下遗嘱,设立诺贝尔奖。他遗嘱里关于诺贝尔奖的内容一共有五条:第一,对人类有益;第二,在获奖前一年取得重要成就;第三,不限国家民族。这三条基本上可以说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文学奖,也包括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化学、医学、生理学。但是后边第四条、第五条,基本上是专门针对文学奖的。诺贝尔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自己也写过剧本,写过诗。第四条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第五条很要命。第五条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不严肃的诺贝尔忽然严肃起来了,他对文学奖提出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叫做“理想的”,获奖作品应该体现了“理想的”这样一种品质。就这个“理想的”,后来把瑞典皇家文学院折磨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争议也是从“理想的”而来。

诺贝尔

1896年,世界和现在还很不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最热的词是“全球化”,在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正如日中天。当时诺贝尔留下这么一大笔钱,不交给生他养他的祖国,说要分给世界人民,所以瑞典人民是很不高兴的,包括瑞典文学院也不乐意搞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因为当时文学院的十几个院士都是些老先生,对于活生生的文学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所谓现代的文学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当时瑞典文学院的秘书,他坚持下来了,说这件事很重要,这个会使得瑞典文学院获得一种世界性的权力。他很有眼光,现在我们知道,它确实是获得了世界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哪儿呢?这种权力在于文学奖。

诺贝尔遗嘱的前三条是关于科学的,它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共同体,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我们有一个世界性的科学标准,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跨越国家民族的科学共同体中来认识、判断、决定你的成就和地位。这在科学上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难的是诺贝尔遗嘱中四、五条所涉及的。实际上他是要通过这个奖确立一个世界文学的共同体。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属于哪个传统,用哪种语言,现在瑞典文学院的老先生们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在这样庞杂的共同体中用相通的标准来做出衡量、判断,事实证明,一方面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权力,另外确实也是极麻烦,难度极大的事。

诺贝尔奖确立起它的声誉,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在二战之后。二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有很多令人非议的地方,诺贝尔文学奖犯的最大的错,比如一上来就不评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说你有什么?你连托尔斯泰你都没看见,易卜生就在你们身边,那么大一个作家你们都没看见。话又讲回来了,这其实也是难怪它了。问题出在对第五条那个“理想的”的理解上,最初二三十年的诺奖评选,他们基本上是把这个“理想的”理解为充满正能量的,当时的老先生们非常坚定地认为这一点。当时的老先生看来,佐拉是负能量的,托尔斯泰也不行,易卜生更不行。所以问题出在对诺贝尔写的“理想的”这个词的理解上。

二战之后,直到现在,关于“理想的”的理解越来越宽泛。总得来讲,实际上也是随着这个宽泛,诺贝尔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它的世界性声誉。

尽管当初院士们意识到他们掌握了一个很大的权力,诺贝尔也确实立志于参与建构一种世界文学,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作家和中国的文学人应该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院士们在自我阐述中反反复复强调的一点,说“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是世界文学的终审法庭”。这是他们自己的表述,我觉得这个强调是对的,这一方面是体现了他们必要的谦恭,一定是需要这样的谦恭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确实是实情。关于世界文学,关于全人类所共通的,在全人类的阅读、交谈、商讨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好作家的这样一种共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成过程。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和最终的标准。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诺贝尔奖的老先生们也在黑暗中摸索。他们绝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胸有成竹的在那儿一商量、一摆弄就成了。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一片迷茫中逐步地摸过来,到现在也还是在摸索。摸着摸着有时候让我们大吃了一惊。比如今年的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

大家都会说,为什么要给鲍勃·迪伦,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歌手?鲍勃·迪伦能得,崔健就应该能得。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我们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给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范围之外的作家,这绝不是第一次。实际上在早期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记得大概创立不久,它就授予了蒙森的《罗马史》,一个历史著作,现在大概还有卖的,是给历史学家。也给过哲学家——罗素, 1953年还给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当时主要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当然,这也是诺贝尔奖历史上争议特别大的一次,不管怎么样,丘吉尔当时是英国首相,把这么大一个奖颁给一个领导干部,这一定会引起极大的争议,更何况当时正是冷战的高潮,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丘吉尔,这样一个冷战的旗手,也被认为是过度表现了它的政治立场。

所以1953年,瑞典文学院做了非常有争议的决定,诺贝尔文学奖也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在这之后,直到这一两年,应该说都评得比较循规蹈矩,评奖的范围也基本没有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所理解的文学范围。

但就“文学”而言,中国与瑞典或者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文学”是一个体制化和规范化的所谓“纯文学”,甚至连戏剧都不包括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等。他们眼中的文学一定程度上指的是那些形式和风格体现了文学价值的文字作品,也正是这样,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的著作也可能是很有文学价值,很有文学性的。所以,今年诺贝尔文学所做的这个选择一定程度上说不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或者完全违背他自身传统的一个决定。实际上是回归了它的传统,回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前半期对“文学”的相对宽泛的理解。

我在微信上看到,国内很多朋友很激愤,觉得诺贝尔奖做这样的决定是对阅读和文字的背叛。我觉得我们是替人家操心太过了。因为客观地说,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不是立足于传统的阅读和文字的,它在这方面 从来都表现出足够的弹性。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在鲍勃·迪伦的获奖同一天,达里奥·福去世了。达里奥·福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戏剧家,如果我们返回来看当初看达里奥·福的授奖词就会发现,文学院授予达里奥·福诺贝尔文学奖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字剧本,实际上他的戏从剧本上是看不出什么的。授奖词里特别强调他的舞台艺术,他在舞台上所呈现的那种艺术表现。实际上,文字并非像我们一致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属于绝对的中心和第一位的位置,至少对达里奥·福来讲,表演、剧场,乃至剧场中所展示的艺术可能性,都是诺贝尔奖授奖时的一个考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鲍勃·迪伦获奖其实也没那么令人意外。

我们可以从诺贝尔奖的历史看到,50年代之前,它对文学始终有一个很宽泛的理解。50年代以后开始收得挺紧了。现在老先生们忽然觉得应该再宽泛一下,从去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这儿已经宽泛了一下,到鲍勃·迪伦又宽泛一下,而且宽泛得把中国的热血文学青年和文学中老年们都吓了一跳。我觉得很好。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表明了我们对于文学,永远需要秉持不忘初心。文学的初心是什么?文学的初心绝不是说这是小说,这是诗,这是散文,你还没写东西之前你先正襟危坐地想,我是要写一个散文吗?或者我坐在这里,思考一些体制化和规范化的题材,这不是文学的初心。

我注意到瑞典文学院授奖给鲍勃·迪伦的时候提到荷马的传统,提到游吟诗人的传统,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回到文学原初的基本的情景。那个时候无论是荷马还是游吟诗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在文学教课书中将放在什么地方,但他们觉得从他们的灵魂深处,对这个世界有声音要发出。也许在原始情境和古典情境下,这个声音既是语言的,同时也是音乐性的。在瑞典文学院看来,正是这种文学的原初情境,在20世纪60年代,在鲍勃·迪伦这样的人身上得到了回归和重现。授予他文学奖,我觉得恰恰就是对人类关于文学的根本情景的初心的确认。

这个确认在21世纪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确实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当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文字和纸面阅读的背叛而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正在由一个纸面的时代进入一个电子媒介的时代,我们的阅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这个变化中,文学是否就一定不存在了?或者说文学是否就一定随着这个纸面的阅读、纸介的消失死亡掉?我觉得不会。某种程度上讲,包括鲍勃·迪伦的获奖,就是提醒我们,文学的根本精神,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本初心在于它可能真的不一定完全是依托于纸面的,甚至也不完全是依托于书面阅读的,它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多媒体的时代依然有新的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喜欢鲍勃·迪伦获奖。做这样的选择正是证明了老先生们还是有活力的,还很顽皮,很好,他们愿意做这样的选择,也愿意承受这样的争议。正是在这样的争议中,我们能够看到文学在这个时代也许依然面临着新的可能性。

这些数据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2012年莫言获奖了,莫言获奖之后才真正启动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图书市场。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刚才从数据出发做了种种解说,现在我的解说完全不是从数据出发的,而是心理层面出发。尽管我们刚才谈到诺贝尔奖立志于建构一个世界文学,但在这之前,中国人从根本上不太觉得这个事和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是别人的游戏。但是2012年莫言获奖了,说明这件大事也和咱有关系了。也就是说,莫言的获奖不光是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中国的作家,同时从这些数据看,也提醒了中国的读者,实际上也使得中国的读者由此具有了一个更为开阔、也更为热情、投入的一个世界文学的视野。平时我们大家,包括文学界也未必对世界文学那样的去研究、关注,去津津乐道,但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这几天就变成了世界文学的节日,大家一块儿在这儿押宝,在押宝中我们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作家,今年我就看到了好几个莫名其妙的作家。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不管他得奖还是不得奖,某种程度上都帮助我们开拓了一个文学的世界。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假设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刚才所谈论的很多作家,比如凯尔·泰斯等等,根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帮助我们建构了文学的视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是否是这个世界文学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主动性力量?还是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性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还处在一个转化的过程之中。

当然我们现在热情都很高,非常投入资源和情感。但客观地说,我们至今能够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世界文学的格局所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在这过去的一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自身也在不断拓展视野,并发展一套手段去支持拓展视野,使得它真的能够做到从肯尼亚或者尼日利亚,或者匈牙利,或者智利,或者说我们很不熟悉的一些渠道去发现新的作家,发现一些伟大的、好的作家,这确实是非常棒的事,我一直很羡慕他们能够这样做。

总之,诺贝尔之夜都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闲话而已。但是除了闲话,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些数据我非常高兴,证明了我们一些伟大作家的非常好的作品依然有这么多读者。海明威很好,我觉得不光是因为教育部的宣传,而是因为像海明威这样的作家翻译成中文以后,是比较好接受的。更不用说海明威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还是蛮正能量的,更不用说我们还有一个如此正能量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每个同学都应该读一读,以增加在人生中面对挫折和困难的勇气。总而言之,拿起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书来,我相信大家都是会有所得的。

我也相信,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读者都会越来越深入的、越来越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文学的建构过程。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道路上涉及到的很多很多因素、环节,其中包括出版也包括阅读。我相信这个出版和阅读的过程在中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反映在已经构成诺贝尔文学奖,形成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会反映出诺贝尔文学奖未来所做出的选择,因为我有一个信念,我坚信,今后或者在未来,一个在中国没有影响力的作家就不应该被称为一个世界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读者们是可以决定世界文学的变化的。(曹艺凡 |文 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Nobel文学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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