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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何庆基:港穗的边缘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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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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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中国大陆,北京和上海一直被视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而广州和香港一直被视为位处边缘、无文化无艺术的城市,最多只能成为文化艺术的转介点。但事实上正因为两座城市位处中国边缘,是其文化优势,远离中心地点,加上历史上广东以及其后香港均是与外来文化交接的重要前线,而且两城历史上渊源深厚,不断相互影响,各自建立回异又串连的独特的文化艺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庆基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讲座上, 透过一个香港策展人对两地历史文化的理解,通过几个案列探讨了两城的文化互动关系,以及“在野”处境的文化特色。

嘉宾简介:何庆基 教授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硕士课程主任,曾任香港艺术中心展览总监、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高级研究主任、上海当代艺术馆创馆馆长、香港艺术发展局创局成员,亚洲文献库创会董事,及西九博物馆顾问小组成员,负责构思M+的理念,于香港、欧美策划逾百展览。从事文化评论逾三十年。

广东,特别是广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如果要论最早同外国做贸易的,从明朝开始的就是广东了。到清朝时,著名的“十三行”更加凸显了这种商贸文化,我们研究所谓trade city, trade port city,即是海港贸易城市,会发现它有一定的特色在其中。因为在一个文化跟另一个文化做生意的地方,首选你会接触很多不同的文化,第二,调节能力要很强,需要明白人家的语言,但另一方面,你又要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去协同或者中间钻空子,一定要有很大的灵活性,去找自己的位置。当然,潮流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研究下中东或者古希腊那些近贸易港,它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对潮流的品味捕捉得很快,后来的上海也是——但上海就比广州晚很多了。作为一个贸易港,一开始也是继承了这样的文化,这一点,对广东的文化,我觉得有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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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文化交易、经济交易成为一个主导的经济活动的时候,它无可否认一定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例如经济渠道,而且文化上出现一种多元性,甚至可以说包容性,因为你想做成生意,就会不管多不愿意也要跟他谈拢,就要接受他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然后大家有一个沟通,或者到最后谈成了生意。这样的心态其实很危险,你是没有原则的,你最大的原则就是谈成生意。这种心态是一种很实用的心态:“搞掂单生意咯”。很多人对譬如广东文化的那种实用主义、那种无原则、无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很市侩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出现了。

广州是“金必多”文化的起源地

大家有没有喝过一种汤叫“金必多汤”?广州没有啊?在香港,如果你去知味厨房,在老式的西餐厅,是有一种汤的。这种汤其实在上海以前也有的。什么叫“金必多汤”呢?“金必多汤”基本上就是一种忌廉[奶油]汤,是法式的忌廉汤,其实是很普遍的,忌廉这个菜,但它最大的特色是在西餐汤里有鱼翅,鱼翅就一定不是西方的了,对吧?那什么是“金必多”呢?“金必多”是来自葡萄牙文叫comprador,comprador在中国有个译名叫“康白度”,正式译成中文叫“买办”。“买办”就是作为中介,帮外国人来中国买东西的那个中介,中介在这里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喝的这个“金必多汤”是西方的汤,但加了些中国的东西进去——鱼翅一定是中国的了,不止如此,还有个卖弄的桥段,加鱼翅一定是得有一些经济能力和社会身份。译名叫“金必多”,可以看出跟钱财比较有关系,一定是帮着洋人花钱的“金必多”。这个文化在广州是很重要的,因为广州是“金必多”文化的起源地。因为最早容许买办的就是“十三行”,十三行有一些很特别的人,是可以跟外国人沟通的,做生意的,那他语言的能力、文化上的认知是极高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赚钱,更加是帮洋人赚钱。于是一种游走于两种文化,其实不止两种文化,当时来中国做生意的除了葡萄牙人,还有西班牙人,还有荷兰人,当时还有很多是菲律宾的,日本的,那些很多都是被葡萄牙人雇佣的来中国做生意的人——所以其实是很多很多个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接的一种东西。这个“金必多”,这个买办是需要调节能力很高的。因为十三行这门生意是一定赚很多很多钱的。但另一方面,一般民众对金必多的态度是怎样呢?当然是羡慕他们了——可以赚很多钱,游走在不同文化之间;但又很憎恨他们,因为在当时,他们是在帮鬼佬来剥削中国,挖中国人的钱,他们可以说是没人格,也是妥协,没中国人的尊严,无根,为了做成生意什么都肯做的人。后来十三行被人放火,就可以看出另一个反面是怎样看这种买办文化的。很有趣,当年的买办文化,后来在上海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贸易场的时候,买办文化在上海的影响也很大,但有趣的是上海的买办社团有很多,比较乱。

何东爵士与夫人麦秀英

香港就是买办文化和难民文化的组合

香港其实是一个买办文化的延续点。香港开埠,应该怎么讲,有香港存在的一天,就做一天生意,所以香港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商贸的。香港的原居民是很少的,如果移居去香港,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劳工,在码头的苦力,低下阶层;另一批就是买办了,比如需要买办的那些“怡和”洋行的中介人就变得很重要。而一般的中介人的角色则是尴尬的,他介于两者之间,但从来没一个定位。他可以经济上很成功,又可能很难稳定,但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位置。英国人看不起你,只不过做生意要靠你就来找你;中国的同胞也看不起你,觉得你为了钱什么都敢做都肯做。这种游离状态,令这个空间很有趣。这也是为香港为广东承受的一种文化,因为这是你也不喜欢,也喜欢不了,也定义不了的一种东西。这种游离状态,滋生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这种很多不同文化的交接在香港是更加激烈的,因为地方小,城市一成立就没什么历史,一开始就在这里做生意。香港这种买办文化和文化交接很紧张,它不像广州,本身有一个存在很久的文化,香港将这种买办文化更进一步激烈化。

我想讲一下,一个最有趣的例子,也是香港历史上最成功的买办,就是何东爵士。何东是中西混血,他爸爸是荷兰人,他妈妈是妾室,就是没有正式结婚和西人生的孩子,首先就是一个“杂种仔”、身份未明的这么一个人。但“杂种仔”有一个好,在当时社会,混血儿的地位是很低的,很多人很鄙视,一个女人跟洋人搞在一起。但有一个好处,因为他接触这两个文化,他在语言能力、文化的适应能力上要比其他人强。实际上他后来帮怡和洋行做买办,也是极其成功,后来开始买易户权……诸如此类,变成一个在经济上成功、很有影响力的人。因为有经济影响力,也有语言能力,所以社会地位就会提升,直至后来还被封为爵士。大家看他的相片很有趣的,样子是“半人半鬼”,戴满了西方勋章,穿的是中国的马褂。其实因为他父亲很早就走了,也没正式的名字,只给自己弄了个“何”姓。所以他是没身份的,他是硬给自己一个身份姓“何”的。更加有趣的地方是,他虽然得到一些社会地位,诸如此类,甚至爵衔,却一直被英国在香港的社群所拒绝,他有令人羡慕的报酬,但有两个很残酷的现实:他的儿女不能入英国人设的学校,他要争取很久才能实现;第二,他当时不能住山顶,因为山顶是英国人住的,不是华人住的,何东虽然地位尊贵,但因为是华人,也上不去,后来他争取了很久,才成为唯一可以住山顶的华人。但另一方面有趣的是,也许是为了争取社会地位,他聚集了很多的混血儿,是一个很大的社群,这个社群其实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能力很强,通常当时政府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的。更加有趣的是,何东是很中国的。他教育儿女也是很传统的那种教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教育子女背《诸子谏言》诸如此类那些名典,而他一家是很爱国的,比如捐钱抗日……他的儿子何世礼也是一员抗日大将。但是当时他搞的很多活动,中国很多人是抗拒的,“你个半鬼佬爵士跑来这里干什么?”,你可以看到一种很有趣的状态就是,两边都不要你。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从来都定不了位,这种游离状态,我觉得很有趣。

在传统中国人那种心态来讲,游离、边缘、无根是最惨的状态,因为在一个很重视家族的文化里,那个家族是属于一条线,一条血脉,你的根在哪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被人说“无根的香港人”,无根是很惨的;但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游离状态、这种无根是一个恩赐。还有一件我想讲一讲的,虽然最近这几年,香港总是讲本土文化,而我也是一个很悉心研究本土文化,推动这个事情的人,但是有一个现实是,香港文化不能跟广东文化覆盖,这两个文化是决裂得很厉害的。至少直至日本人侵略广东之前,进广州之前,香港跟广东、广州是没有文化界线的。如果你研究艺术活动,会看到当时的艺术家是经常上上下下[注:指上广州、下香港]的,不管他下香港或上广州搞艺术,都是没有这个文化界线的。直至日本人侵略广州,那些人移民下来之后就不再跑上去了,才开始见到界线的出现。我们研究香港艺术的时候,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无论你怎么讲本土,都不可以忽略这段历史,这是一个联系。比如李铁夫,读完书回来,从香港回来,49年之后去美院,很圆满吧?我认识的潘鹤,他早年也在香港混了很久才回到广州。这种关系,你可以看到香港跟广东、广州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当然,就算是文革期间,在另一个环节,民间上那种联系,到开放改革之后,在南洋文化方面,尤其是音乐,很多环节是影响很大的。这个我觉得,你也许可以跟北京接驳,但你不能跟广东接驳,就算是联系得很频密的。另一个重要的是,这一点反而广州就没有这么早——当然广东也很有关系,有很多移民,难民文化——香港是一个很典型的难民文化,我觉得香港的组合就是买办文化和难民文化,而广州的这个买办文化还有个根。在五十年代有一个英文的作者,就说过香港是个火车站,中转火车站,就是在这里停一停,再搭车去另一个地方。至少在49年之前,人们来香港从来没觉得香港是个家,就是来避一避的,如果情况好了,就回自己家了。很多时候人们都是抱着这样心态,很多事的交接——我常常说,很多逃难的人是不会结婚的,因为交接会产生很多关系,但都不会持久。就好像同林鸟,一有灾难就各自飞了。这也是我所讲的无根,他不认同任何血液,他游走于各种事物之间,而且很实际。这个就是买办文化的新血液,买办文化再加上难民文化,就有了这种无根同时很实际、随时跑路,没文化认同的这样一种文化。当然,这几年开始有新一代,但这就是另一个题目了,当新一代已经不再是难民的时候,那种思维又不同了。

《花样年华》剧照

香港文化:一种放弃清晰逻辑架构后的解放力

1949年之后,大批难民跑到香港,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开始土生土长了一批人,如今你见到非常强烈的本土文化,反映的就是这批人。突然间,香港变成家了,那些跑下来的难民不想回去了。这带来的文化冲突仍然存在,没有人说它消失了。这个中西不同文化交接之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我很喜欢的一幅,美国的水兵来到湾仔,坐着辆人力车拍照,这种中西接触,但他又有拍摄的危险。你见到的这种中西交接、共存、流传,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香港政府最喜欢说“中西交汇”,其实不是的。大家如果看《老夫子》漫画,就会看到,老夫子最喜欢打的首先就是假扮鬼佬的“臭飞”[混混],甚至是直接打鬼佬,可以看到这个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很能调节西方文化的东西。香港作为一个交易港,一个平台,帮中国做生意的,又在文化上以同样的角色出现,特别是,比如说最著名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我觉得这照片也挺有意思的,三个人穿的衣服,比如张颂仁,就真是挺人模人样,我呢还算有点像个文化人的样子,但是栗宪庭呢就真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主要先透过香港带给全世界。作为一个交接的平台角色,直至西方开始有收藏家、大画廊有兴趣,而在九十年代主要是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当在香港做展览的时候,有人访问栗宪庭,有记者访问栗宪庭,问“你怎么看香港九七之后在中国文化上的角色?”当时栗宪庭就说“我认为香港可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当时有些艺术界的朋友觉得很失望,觉得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是要做人家的平台?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艺术?是不是一个贸易港,就永远都是帮别人做生意,而自己就不存在呢?同样的这种态度,也曾经在广东、广州出现过,你可以接纳很多东西,不顾一切去接纳了很多东西,很成功,但是你没有自己的艺术。这种概念——当然被“大尾象”证明是错的——但这种理念是很鲜明的,在文化界里。栗宪庭不觉得他是伤害了香港的文化界——他所说的那句话。所以香港除了作为一个平台,除了作为一个地方让人饮酒作乐、看展览、卖艺术品之外,有没有它本身的文化呢?

把时间放后一点点,有一个艺术家叫罗冠樵,他出名是因为画《儿童乐园》的插画。大家有没有听过《儿童乐园》?《儿童乐园》是在50、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在东南亚最受欢迎的儿童杂志,这本儿童杂志最出名的,就是这一类的插画,罗冠樵如何去想象当时在乡下耕田之类的。罗冠樵是广东顺德人,他当年抗战前是画国画的,当时的艺术家有两个承担,一个是承传中华文化,另一个就是利用艺术来抗战。后来他逃难到香港,战争年月,他被迫要糊口。男人的心态很简单的——我要养家,我要解决两顿饭,就不要再卖弄“国家民族”那些东西,先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有一次我访问他,我说我想研究一下你的作品,想看一下你的插图,这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了。他说你不要看这些,你看一下我的国画。这些只是讨生活的。但是,正是因为他要讨生活,他可以摆脱世俗所有国家民族的包袱,一旦你摆脱了包袱,无限的创意就全跑出来了。他不再需要背负任何东西,他的作品就变得很丰富,而且可以跨越不同文化到全世界,实际上他的作品是全世界华人都喜欢的东西。突然间,这种游离状态,成为一种创作的解放,因为释放了无限的创作力。很多时候,作为中国的艺术家,在20、21世纪,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背了太多包袱,承担太多国家民族的责任。罗冠樵在香港突然间得到了这种解放,这种解放在很多不同的文化里都能看到。

王家卫的电影,最近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被选为21世纪最佳电影第二名,你有没有留意到王家卫的电影是很散的,有故事但又零碎……再看《重庆森林》,也是突然就跳到另一个情节,就算是《花样年华》,也是由很多零碎片断,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什么,这种零碎组合、游离状态没有所谓的大框框,大故事——更别说大理论去支撑,只有一连串的片断。还有,周星驰的片断是另一种,他有故事,但其中混杂了有日本漫画、中国的武术、荷里活[好莱坞]电影、法国片的桥段,这些都混在一起,而且不止是混在一起,是毫无廉耻地混在一起,而且还觉得很开心很好笑。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周星驰这种反权威会是一种东西,特别是,你知道他最喜欢开什么玩笑吗?是后现代,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开口闭口说现代,我们后现代就拿出来开玩笑。总之呢,是下阶层的反权威,这种不相信任何规律和规矩我觉得不止香港,广东也有的。我是比较强烈地感觉到的,可能你们的较为隐晦,跟香港稍为不同一点。同时,这种无厘头的东西,是一种典型的反权威,有一种怪诞感,另一方面酱醋的方法,比如《食神》里面,结尾的时候,周星驰参加比赛,薛家燕都给人收买了,那肯定死了,输定了,这个环节杀了个观音出来,我当时看到想,“啊?这都行?”香港这种无规矩、无任何规范节奏,最重要的是效果,得到的反应,但也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在广州反映怎么样,一般正常人的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太离谱了,这样的结局”,但在香港大家看得很开心,觉得“观音大士出来搭救了”。香港人那种放弃清晰逻辑架构,是一种典型,是从一种宁愿放弃架构的思维里走出来的。

林一林《安全渡过林和路》(1995)

大尾象的艺术:“这也行?”

我是一直都相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有艺术”,所以说广东没有艺术是荒谬的。其实我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去研究——中原文化那些不大好讲——于是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当年就关注到“大尾象”,当时是印象是很深刻的,他们其中有些文化特色我也是觉得像林一林所说的“它具有凝聚力,但又没有核心”,核心是权力的中心,广东“大尾象”是没有核心的,但是它有一种“大家互动凑到一起”的境界,你看他们的作品也是各做各的,又好像大家都会互相影响彼此。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的边缘化,边缘化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自由度大很多,因为你不重要,你是在旁边的,你能做什么?这种边缘化也是一种解放,就好像难民文化之中给你一个新的空间。当时我看到大尾象,印象深刻的,比如徐坦用了很多当时的流行元素,当时中国地区中对流行文化、社区变化这一类的呼应——至少可能是有,但是我没感觉到,当然你会看到当时有政治波普,但那种我觉得很重,想说些什么,很重要的那些口述、批判,比起大尾象,缺了一分“轻盈”在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搬砖过马路那段[林一林作品《安全渡过林和路》],当时我觉得:“这也行?”不仅是艺术家胆子大,而是他竟然可以在广州做到,究竟是怎么样的政府可以让你这样去搞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容许你这么做?之后我邀请了林一林来香港,当时刚好是97年之前,从北京请了宋冬,林一林就是来自广东,当时也在香港做了一堵砖墙,墙上写了一些关于回归的词,但是全拆散了,看到一部分又看不到一部分的样子。当时在天桥上做那个作品,如果你去过香港就会知道,香港跟广州不一样,你想做任何艺术,要申请的牌照[许可证]多到你不信。我怎么申请都申请不到,最后就只能不管它直接做了。湾仔那里有很多酒吧的,经常有很多人喝醉酒,其实现在想起来都挺怕的,万一掉一块砖下去,砸到车或砸到人事情就大了。当时也是运气好,因为那件作品是通宵摆在那里的。

另外,我1996年在哥本哈根参与策划一个叫“集装箱九十六”,就是96个集装箱,而我是负责亚洲区的,当时还有一个代表中国的,两个人。我就叫上了徐坦,因为我觉得徐坦不止个人创作很特别,而且还代表了一种海洋文化,而这个“集装箱九十六”是讲关于河运、海洋,因为很多时候那些货柜都是运去哥本哈根。那么中国要向外开放,向外发展,这个海洋文化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谈某某一带一路,其实就是海洋文化的国际交接,这个就是海洋文化。而最早接触,最早阐述海洋文化的是哥本哈根,其后就是香港,当时徐坦、我,另外是台湾艺术家侯俊明,就是这三个从海洋文化里走出来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适合的,这张照片比较能总结这个展览,我觉得这次上这个美术馆还有一个事情很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展览是重新确认了广州、广东不止有文化,而且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

一点补充:

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当然是简化了的,因为一个文化是有很大的复杂性的,首先讲边缘化不止是在英国文化边缘化,香港在中国文化里也是边缘化的。香港除了受广东影响,上海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民间文化上,尤其是粤剧,当然是广东那边的影响大;但有另一个分支的文化,这就是刘以鬯、张爱玲在文学上的那种,但你看回他们的小说是很有趣的,比如刘以鬯,他是很难调解这一种东西的,我再用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来讲,你可以看到,当然是有上海的文化,当然是有香港的文化——即是广东文化,也有南美洲的音乐,但音乐是由菲律宾人带来的,到最后全都搅在一起,但又好像不是那么融合,在王家卫那里不只是广东文化,你只要听一下《花样年华》的音乐,有粤曲,有上海音乐,有西方音乐,有南美洲音乐,还有当时香港电台的收音机,是全部搅在一起的,王家卫的特色就是这方面很多东西全搅在一起。至于流行文化,我觉得香港有一段时间确实对广东影响很大,但也是那段时间,特别是开放那阵,比如《上海滩》对上海影响很大,其实很多文化现象是很有趣的。当时上海年轻一辈以为周润发演的上海滩就真是当年的上海,但其实是香港人瞎编的,上海不是这样的,这其中的文化动力是极之有趣的。但另一方面也看到,比如粤剧当然是从广东流传到香港的,但49年之后,粤剧很大程度受到苏联式学习的影响,也有北方的导师跑下来,至少粤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神鬼,比如六国大封相、神鬼,他们是真的信,不是当成一个表演,是真的宗教的部分在香港是保留着的,就不是剧本上的那些表演,如果再深入去看就复杂很多。但另一方面,比如很有趣的,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香港是国语片的核心地,所有的国语电影,当时邵氏是最大的国语片的影厂,它走的风格不是广东的,是走荷里活[好莱坞]风格,这个也反映上海当时的潮流。当我们真的开始深入去挖掘的时候,就复杂很多,这也是文化交杂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粤语翻译:陈铭桦

注释:企埋一边:粤语里比较形象的说法,指不是站在中间引人注目。

“大尾象”:艺术工作组合,最初由陈劭雄、林一林、梁钜辉三位艺术家1990年初建立,后来徐坦、胡志颖、郑国谷先后加入展览。胡志颖只参加了一次展览,郑国谷2002年与陈再炎、孙庆麟创办了“阳江组”。“大尾象”的成员相对固定的就是陈劭雄、林一林、梁钜辉、徐坦四人,直至2006年梁钜辉因病去世。这个广州艺术小组的人员构成中只有林一林、梁矩辉是广州人,陈劭雄来自广东汕头,徐坦来自湖北武汉,胡志颖来自江西赣州,郑国谷来自广东阳江,“大尾象”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据说“大尾象”名字的由来是想找一个四不像的名字,原本想的是“大犀象”,写的时候犀牛的“犀”写错成了“尾”字,结果就变成了“大尾巴的象”,从此一个被世上不存在的动物名字命名的“大尾象”就一直存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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