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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的“北京十年”(图)

1982年,北京文化界忽然来了一位香港异客罗孚,他年纪五十有余,以往身份是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是个活跃的新闻人,不时来往于香港与大陆之间,与北京的官方及文化人都有不浅的关系。但这一次,问题就出在这“不浅”之上。让文化人奇异的是,他一来就不走了。今天在这个场合看见他,明天又在另一个会议上见到。来了,就与相识者招呼,并在不远不近处坐定。他不记录,也很少发言,与邻座耳语时,态度也是不卑不亢的。问题就在于他这次来“住得太长了”:三月时他在,因为刚来;五月时还能看见他,他呆得可够长的了,也不知是什么事。到了七月,他依然还没走,好事者就免不了要去打听,问管港澳事务的人,近期港澳可有什么大事,需要罗孚这次来北京一呆就这么久。好事者也不敢再深打听,于是罗孚来的事情就挂起来了。但随后又有人讲起,他这次不是住饭店宾馆,而是在前几天住在西北郊双榆树的一个普通的民居,还似乎有长住的迹象。那小区住着咱们不少的文化人,好事者再一打听,没想到他深居简出,也不跟邻居们来往,更别说探口风了。再往后,终于有了一些消息。说他与大陆某些秘密系统有关系,常帮大陆在香港做一些似公开又不太公开的事情。而这一次他来,就与咱们的情报系统有关,是咱们的秘密系统把他“空降”到北京地面的。大家望着遥远的南天,不禁诧异起来。

终于,我从一位长者处听到了“答案”:罗孚这次的北京之行,确实是秘密着“空降”下来的。于是,罗孚被搁置起来,他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史林安。让他住进北京西北郊的双榆树。那里是一个新盖的小区,住着文化体育界的不少名人。其中有认识罗孚的,也有不少年轻人,则对他未必熟悉。至于他怎么应对外界的眼光,采用什么借口回答业已发生的一切,上级没有逐一交代。罗孚心说“考验我的时候到了”,于是在心底浮现出16个字:“人不找我,我不找人;人若找我,我才找人。”这应该是自己应对未来的指导方针。

史林安在双榆树住下,在那儿他发现了齐白石的墓碑,他为此真诚地兴奋;作为对比,他又专程到美术馆看了张大千的画展。顿时他高兴起来,甚至觉得自己左右逢源了。于是,他随即在村里发现许多过去的友人。有些人把他看做是可以交流的朋友,有些则把他看成瘟神,于是他也就随遇而安,产生出各种应对的态度。他开始走出村子,到广袤的村外寻觅文化的友情,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文化上展开交游,使得他的灵魂变得不屈,甚至是变得高尚。他这样记录着自己的行走,记录着自己灵魂不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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