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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州到镇江,再从南京到武汉,三国时东吴政权为何如此热衷迁都

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一般来说,选择在哪里定都,需要纵横衡量评估各种因素才能加以确定。明代陈建在《建都论》认为都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

正因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复杂,都城地点的选择历来都很费脑筋。

简单粗暴的,如西楚霸王一把火烧掉咸阳,回到彭城定都,反复纠结的如朱元璋,先后选了南京、开封、凤阳,甚至还有长安,作为都城的候选地。

当然,还有那种随着势力范围逐步扩大而迁都的,比如北魏,崛起于北方,先是以平城作为都城,后来又有孝文帝打算一统天下而迁都洛阳。

我们今天说的东吴,情况有点和北魏相似,都是因为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而适时变更都城的地点。

一、先后有四个城市成为东吴都城

1、吴县。即苏州,这里是秦汉吴郡治所,《吴书》中说孙坚家族一直居住在这里,“坚世仕吴,家于富春”。

东汉中平元年,即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孙坚被征召入军,带领儿子孙策渡江跟随中郎将朱儁南征北战。初平三年,即192年4月,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作战时被暗箭射中身亡。

孙坚死后,时年17岁的孙策将其葬在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后,举家迁到江都(今属江苏省扬州市)。

不久,孙策带兵渡江回到江东,先后夺取吴郡、会稽郡等地。此后,孙策被刺身亡后,孙权继位初期,依然以吴县为治所。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从时间上来看,孙吴前后在吴县待了14年之久。

2、京口。

从上图可以看到,三国时期的入海口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这里江面辽阔,宽达几十公里,浩浩瀚瀚蔚为壮观。

东汉末年,这里是吴郡的丹徒县。《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说,“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始皇改为丹徒,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都建业,以此为京口镇。”

可见,孙吴定都京口的时间是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赤壁之战后一年。

3、建业。

建业即南京,古称金陵,东汉末年叫秣陵,东晋南朝改名建康。

从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孙权建都南京是听从了谋臣张纮和刘备的建议,其中张纮是从所谓的王者之气角度说的,称秣陵“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刘备则是从军事角度加以建议,“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

因此,孙权在京口仅仅2年便都秣陵,顺便将其改名建业。

建业者,建帝王之业也。这也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都城所在。

4、武昌。

武昌古称为“鄂”,两汉期间,鄂县属于江夏郡。赤壁之战后,为刘琦所控制。公元215年,即建安二十年,刘备与孙权争夺长沙等三郡失利,孙吴实际控制了鄂县。

此后,吴国两次在此建都。

第一次是公元221年4月,刘备称帝于蜀,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此后,一直到公元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称帝,9月还都建业,但是仍然留下储君与重臣在此镇守,“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后,吴国末帝孙皓于公元265年9月迁都建业,当时有民谣唱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次年12月因为建业局势不稳,被迫还都。

二、东吴皇帝为何热衷迁都

从吴——京口——建业——武昌,东吴之所以不停地迁都,是伴随着它的实力发展壮大而自然做出的选择。

早期孙吴政权实力弱小,偏处江东,只能在孙坚家族所在地,吴县。

公元208年爆发的赤壁之战,阻止了曹操统一中国的步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势开始形成。

实力壮大的吴国,再僻处吴县已经无法及时应对天下大势,迁都京口、建业事所必然。

因为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暂时退回北方,但并未放弃再次南下的企图。

不过由于刘备势力的崛起,曹操已然放弃从荆州南下的企图,而是打算改以扬州为主攻方向,即所谓“四越巢湖”,即经寿春、合肥至巢湖,再沿濡须水南入长江。

史载,公元209年曹操亲率大军出征扬州,“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此外,从地理形势上看,北方军队南下,长江下游有两处重要渡口,分别是采石渡和瓜州渡。

其中瓜州渡的对面正是京口,所以孙权若是继续屯兵于吴,已经不符合时局的要求。

在京口定都两年后,孙权发现了更好的地方,这就是秣陵(南京)。

和京口相比,这里有三大优势:

1、地势险要。“远近群山,环绕拱卫,郁葱巍焕,形胜天开”,《丹阳记》称“因山为城,因江为池”,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

2、治理水军。秦淮河水道宽阔,入江口有大型港湾,可以停泊大型舰队,也是孙权考虑在此定都的重要原因。

3、居中兼顾。曹军的进攻路线,除了水师由濡须口入江外,还可以经和县从采石矶渡江。所以在秣陵建都,既可以照顾到瓜洲渡,又可以及时对采石渡做出反应。

我们知道,三国鼎立的形成之战是赤壁之战,真正定型的则是爆发于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战。 公元221年7月,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挥兵攻打东吴孙权。孙权求和不成后,决定一面向曹魏称臣,避免两线作战,一面任命陆逊率军应战。

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最终于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军。

由于长江的独特地理形势,自古以来,东南立国的政权都必须控制荆襄一带,才能偏安东南。

孙权夺回荆州后,考虑到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意思就是距离太远,来不及反应,做出了迁都武昌的决定。

三、从孙权到孙皓——吴国为何对武昌念念不忘

早在偷袭关羽的时候,孙权就将其军队主力调往湖北,应对可能的大战。公元221年4月,刘备称帝后,孙权将驻跸地从公安迁到鄂县,随后在此建都并改名武昌。

这是因为孙权夺取荆州后,势力范围再次急剧膨胀,“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防守压力随之增大。

此时的东吴,不仅需要抗击三峡和襄阳方向的蜀国魏国军队,还要照顾到后方的安全,防止曹魏突然发兵南下。

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顺理成章进入孙权的视野,这里建都屯兵既能兼顾东西两线战事,又能方便军队沿江调动。

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定都武昌的正确,就在夷陵之战的次年,曹丕下令三道伐吴,其中“曹休、张辽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围南郡”,结果孙权居中调度,应付阙如,成功击退了魏国气势汹汹的进攻。

不仅如此,武昌和建业一样,都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都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军队(武昌有樊川,建业有夹江),此外,建业有前湖、玄武湖、清凉山,武昌有洋兰湖、三山湖和梁子湖、西山。

从外围来看,还有虎林、夏口、沔口、邾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予以护卫。

武昌还富有铜铁等矿藏,可以铸造兵器、钱币等。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四年,即公元225年,孙权迁都武汉第三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三尺九寸,刀头方。

公元229年,考虑到蜀吴重修和约,东吴已经无法再向长江上游发展,同时迫于广陵方向面临曹魏空前军事压力,孙权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重心,再次迁都回到建业。

不过因为有着以上诸多优越的因素,武昌在吴国的战略地位始终未曾下降,如229年开始,孙权便以重臣陆逊镇守武昌,直到245年去世,武昌始终是吴国首屈一指的重镇。

可惜的是孙皓看到武昌处于长江上有的重要性,却因为种种因素制约未能迁都成功。

不仅如此,他对荆州防务作出的种种变更导致兵不足用,将非其才,“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

丹阳太守沈莹的预言最终成真,最终西晋伐吴的时候,几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王戎遣参军襄阳罗尚、南阳刘乔与王浚将兵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昺降。”

小奔说:

当初孙权初见鲁肃的时候,后者向其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是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是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第三步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周瑜在赤壁之战后,提出“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可见,无论是鲁肃还是周瑜,都敏锐地看出来立国东南只能偏安,要想进取中原,必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扫除刘表、刘璋所在的荆州、益州,与北方形成对立,继而才可进取中原。

后来孙吴的迁都其实也正体现这样一个思路,吴——京口——建业——武昌。

可惜的是,孙权死后,东吴陷入内乱(诸葛恪辅佐孙亮时,曾打算迁都回武昌,但没有成行,自己就被人干掉了),最终不能守住荆州,被西晋数路并攻最终亡国,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哪里来还打回哪里去。

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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