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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江湖习气的爱与恨

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袁世凯的新军,乃至后来的北洋军阀对此一脉相承,到蒋介石阶段,已成燎原之势,区别只是有的江湖习气淡些,有的江湖习气浓些,无论如何,主要靠江湖关系维系,小弟听大哥的,别人根本指挥不动。

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的发迹与江湖有极大的关系。

他第一次去日本时,与上海青帮老大陈其美(陈英士)结拜为兄弟,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加入了对其一生影响甚巨的同盟会。为了支持“义哥”争权,他两肋插刀,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受到陈其美的器重。蒋介石混迹上海滩,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得到黄的支持,发达之后,仍厚待黄金荣,一直游走在革命和江湖之间。

在辛亥革命元老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后,陈其美是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深受孙中山倚重,受陈其美提携的“义弟”蒋介石因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此后,蒋介石以“先总理唯一之信徒”自居,把自己扮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钦定”接班人。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辈分虽然无法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提并论,但因为得到孙中山的垂青,掌握军权,他才能够赶跑胡汉民,气走汪精卫,登上权力之巅。蒋介石靠江湖起家,这多少使他笃信江湖之道,并长期以此为政治手段。

譬如,他为了拉拢有用之人,常以江湖手段开道,大搞义结金兰。蒋介石说自己最喜“异姓兄弟之交”,此话不假,有人说,他一生结拜兄弟有案可查的就有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汪精卫、冯玉祥、戴季陶、李宗仁、张学良、张静江、许崇智等民国要人。蒋介石与这些结拜兄弟在换帖时说:“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是翻脸不认人起来比天气变化还快。他与李宗仁义结金兰,结果发生了“蒋桂战争”,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势同水火;他与冯玉祥拜把换帖,说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结果结义第二年就兵戎相见,是为“蒋冯战争”;他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张学良却发动了西安事变,生擒蒋介石,蒋介石记恨张一辈子,软禁张学良,直到蒋死时都没有放张出来。

不过,蒋介石运用江湖手段,确实获得了“江湖弟兄”在军事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譬如他结拜张静江,获得张静江在人、财、物方面的鼎力相助;他结拜李宗仁、冯玉祥,扩大了北伐军的实力;他结拜张学良,让自己在中原大战中占据优势……总之,蒋介石游走江湖,身上有一股江湖习气。他深谙江湖之道,江湖手段玩得如鱼得水,也玩出了很多利益和好处,这使他舍不得轻易与江湖彻底切割,即使身居庙堂之上,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仍然或多或少地运用江湖手段治党、治军、治国。

不过,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恨之入骨,因为江湖习气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为蒋介石集中权力、统一中国的极大障碍。

譬如蒋介石与许崇智结义,许崇智让蒋介石做自己的参谋长,但是许崇智的粤军只认许军长,不买蒋介石的账,许崇智为此多次训导手下的军官:“服从我许崇智,就要服从蒋参谋长……凡我的命令,无论盖我的章或蒋参谋长的章,都同样有效。”可见军队的私人化到了什么程度。

又譬如北平和平解放时,一个国民党师长说:“我听傅总司令(傅作义)的,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这就是典型的江湖做派,小弟只听大哥的,没有什么原则可讲,没有什么组织纪律可谈,也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可说,“只看关系,不论是非对错”,维护大哥的威信最重要;哥们儿义气最重要;维护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最重要……至于什么党国利益、理想信念根本不重要。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各地军阀名义上的臣服,但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内军阀派系林立,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系,李济深的粤系,唐生智的湘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张作霖父子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等,大小无数。即使蒋介石去指挥那些军阀,但由于他们私有化、江湖习气严重,各为其主,蒋介石也难以调度,对他阳奉阴违的比比皆是,他经常面对“政令不出总统府”的尴尬局面。由于江湖习气弥漫于政权之中,致使国民党政权内部正气不畅,破坏了政权形象,削弱了统治基础,减少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葬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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