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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三个“两难”?外管局陆磊详解发展直接融资的治本之策

为何我国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够,大而不强?为何我国拥有最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

5月25日,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下称《报告》)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介绍了《报告》内容,并对重点问题作出回应。

“好的服务和激励将系统性降低金融风险,而好的金融政策在于激励金融业高效稳健实施金融资源配置,而不是越俎代庖。”陆磊表示,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它在于机构和市场。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使实体部门得到恰如其分的服务和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两者都不可偏废。

三个“两难”

为何我国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够、大而不强?2018年末,我国金融业总资产268.24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7.68%,都是全球较高水平。但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小、占比低、逆差持久、竞争力不足,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并不高,国内和国外的金融市场还未充分贯通。《报告》称,实际上金融业增加值已经包含了风险溢价,换言之,金融业事实上面临着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

而对于为何我国流动性充裕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报告》表示,2018年人民币贷款增长13%,社融增长9.8%,但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不畅,创新表外业务嵌套复杂,大量资本空转,精准低灌实体经济的制度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价格僵化,利率双轨制仍然并行,存贷款还存在着基准利率管理,商业车险价格长期保险预定利率的限制仍然存在,这就导致了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担心融资贵的“两难”。

此外,我国拥有最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对于该问题,《报告》表示,宏观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结构性风险仍然较高,经济下行可能引发债务偿还风险,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带来资产价格的贬值风险。在微观上,金融创新形成了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增强,促使风险同质共振,这就导致了加杠杆则引至未来的风险进一步膨胀,而严监管去杠杆则可能使当下的风险显性化的“两难”。

直接融资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面对上述三个“两难”问题,应该怎样彻底解决?

《报告》称,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我们摆脱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困境,流动性分配与实体融资的困境,加杠杆需求与去杠杆要求的困境。必须看到是,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无法充分服务实体,并支持现代化经济发展,同时造成了负债率持续攀升的风险。

“发展直接金融有利于同时实现服务实体,促进金融稳定的良性循环。”陆磊称。

《报告》给出建议,发展直接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法治保障,要求完备法律体系,严谨立法过程,公正司法程序和裁判执行系统;二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序解决利率双轨制和定价失灵问题所导致的刚性对付。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直接融资虽然是治本之策,是实施金融政策推动金融发展的长期导向,但是不能忽视短期治标的重要性。

陆磊表示,在短期仍需要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推动金融业发挥服务实体和管控风险两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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