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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已插入敌人的命脉:破晓前夕,中共金融“伪装者”于无声处布局大上海(上)

文│袁念琪

再过几日的5月27日正逢上海解放70周年。解放前夕,无数“地下幽灵”埋伏在各行各业,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默默为解放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从引导思想舆论的转向到未来全面接收的准备,于无声处战斗;解放之初,各条战线仍旧面临重重压力,无论财政金融还是百姓民生,大上海的改换门庭都显得无比艰辛。万幸的是,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以共产党压倒性胜利而告终。值此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银行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将推出连续两周的上海解放专题,以志纪念。本周的推送,就从黎明前那段金融战线的斗争说开去。

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正门

1948年3月13日,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门前的马路三年前改作中山东一路23号,可人们还叫它“外滩23号”,这路原叫“黄浦滩路”(Whanpoo Road)、俗称外滩路。

五楼饭厅。吃完午饭的人没走,看了张贴的通知:饭后勿走,行方要通告营救8日被捕职工情况。上午,被捕职工家属来行控诉,引发了罢工。

饭厅静了下来。76岁的总经理宋汉章被搀来了,麦克风传出他的余姚口音:“自己年纪这么大了,向来不去求他人。今天为了营救,东奔西走,跑了一个上午。”

在场的职员叶子圣记得:“他说,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银行三个子弟?他是说‘子弟’。宋汉章讲,我一生没有去求过人,但是,这次为了营救这三个子弟,跑到上海市政府。”

宋汉章是银行业泰斗级人物。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成立,他就加入,旋任大清银行储蓄银行经理、上海分行经理。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大清银行改“中国银行”,他任中行上海分行首任经理,并为上海银行公会首任会长。

银行业泰斗宋汉章

他是不曾求人:1916年拒不执行北洋政府“停兑令”,1927年因不愿付国民政府借款而退。直到1935年宋子文任中行董事长,聘他为总经理才重新出山。

余姚口音在继续,宋汉章往上抬了下眼镜,“这次拘捕三位同人是治安当局的意思,行方并没有穿插意见。现在,因为市长到杭州去了,别人不解决问题,所以,今天还不能马上保释出来。大家先恢复工作,我保证:日内就可把他们保释出来。”

宋汉章小儿媳何湘媛女士回忆道:“他讲,凡是我中国银行的人,我做担保。”

随后是上海分行代经理讲话,哀求带发誓:“只要你们下午办公,我本人可以立刻跪在诸位面前。我保证,马上去保释出来。做不到,我可以代替三位同人去坐牢。”

这一幕此前从未在中行出现过,在银行业也罕见。这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六联”成立后,银行职工在曙光到来之前与反动政府最为激烈的一场较量。

“六联”,扎在命脉上的一把刀

解放前夕的中共上海市委、前排右二为书记张承宗

1946年3月3日。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浦东同乡会大礼堂,“上海市四行两局员工联谊会”(简称“六联”)成立。成员来自国民政府的国家金融主体“四行二局”,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及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二局,其总行或总管理处均在外滩一带。在25位干事和9名监事中,有4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为上海地下党职委(职业界运动委员会)和金委(金融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公开群众团体,好比扎在国民政府金融命脉上的一把刀。

“六联”是在斗争中诞生的。1945年9月,地下党领导了中行和交行的“反歧视、反甄审”斗争。抗战时留沪的两行职工被视为“伪员”,每月不发工资,只拿重庆来人三分之一的生活维持费,甚至连上下班也只走边门,不能走大门。留沪员工要求承认他们为正式职工并承认在上海工作的资历,取消生活维持费而给予正式合理待遇。斗争先是从集体借支和联合签名开始,后采取代表谈判、包围接收大员等方式,还利用官僚资本与江浙财团及官僚资本的内部矛盾。两个月后,中行副总经理贝祖诒(贝聿铭祖父)来沪宣布:满足职工所提要求。同时,交行的斗争也获胜。随后,中行、交行与央行三行职工又取得留沪人员与重庆来沪人员同等待遇斗争的胜利。

直接催生“六联”的是1946年的“二·一六”罢工。上海的罢工在一月已风起云涌。15日,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以“大请客”方式进行罢工,取得改善待遇的胜利。22日,沪东62家工厂1万多失业工人游行要复工,得到部分解决。此外,还有永安等九大百货公司和中法药房为加薪而怠工。

上海市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会章

被视为金饭碗的“四行二局”也要吃饭,地下党职委通过各行党支部发起斗争,于1946年2月16日星期六上午9点,举行2小时“怠工”,要求与电车工人同样待遇。中行与交行两家营业厅停业,同时,央行、农行、中信的工友拒绝钞票出库,职员也停工。因待遇不同,虽没加入怠工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则积极声援。

突如其来的罢工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混乱,打击了官僚资本。中行、交行职工代表与行方的谈判,当天无果。翌日是星期天,下午来了市长、警察局长和社会局长,与行方开会至晚上9点,最后行方接受要求。

在罢工胜利第二天,趁热打铁成立“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筹备会,即刻征求会员。行方见状阻扰:一不让6家行局联合,要各自分开建会;二要把同一行局的职工与工友分开建会。这些分化阴谋都被筹备会坚决粉碎。到月底,报名参加者达1950人,约占“四行二局”员工总数三分之一。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成立“六联”,以能公开组织职工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职工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尤其是成立三个月后创办的会报《联讯》,由地下党金融党委通过中行党支部领导,成为行局职工表露心声的喉舌、党的宣传窗口和进行战斗的阵地。

从“饿工斗争”到“等工斗争”

四联总处旧址

据国民政府金融最高权力机构四联总处统计:中行上海分行的业务,居在沪中行、交行、农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五行局之先。仅1946年1到8月,沪分行汇入累计2393亿元,占沪上五行局38.28%;同期汇出累计655亿元,占五行局47.74%。除央行外,中行已成官僚资本金融重要支柱,其上海分行则是重中之重。一场风暴,在这里悄然生成。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黄河,我军转入战略进攻。7月4日,蒋介石颁布《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国民党1946年发动内战,60%财政收入用于不断增长的军费。1947年财政赤字升至400000亿元。财政部长王云五承认:“公库收入仅及支出的5%。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在那年4月,法币发行总额就攀至16万亿元以上。

货币急剧贬值的同时是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却在9月要削减行局职工待遇,理由是要与公教人员待遇一致。先减除邮政储金汇业局外的“四行一局”职工米贴,职员减7斗8升,工友减3斗4升。“四行一局”职工联合签名抗议无果,决定开展“饿工斗争”,绝食一餐抗议。

9月26日上午,《绝食抗议宣言》出现在“四行一局”每张办公桌。午饭时间到了,“四行一局”8000多职工不去吃饭,静坐工作场所。邮政储金汇业局、私营银行和钱庄等职工送食品,慰问支援。京杭等地行局职工来电声援,南京的中行、交行职工于次日中午绝食以支持上海兄弟。

上海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国家行局的“饿工斗争”,四联总处被迫答应先借支一个月薪津。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出现全行业“饿工”浪潮。但是,削减米贴没解决,较量继续。

10月的《联讯》以两个版面辟专栏《免于匮乏之自由》,刊登抗战以来《上海历年物价总指数比较表》《职工生活指数比较表》和《抗战胜利后四行两局职工薪津数字统计表》等,这些数据表明:9月物价比抗战前涨67500倍,生活指数上升34000倍;职工薪津与物价上涨幅度相比差距两倍半,职工六口之家的开支8月比5月增一倍多……

对手也在行动。一是团体对团体,选择“六联”中国民党势力大的央行和中信局,由国民党金融区党部成立“中央银行同人福利协进会”,出会刊《福讯》以针对《联讯》。二是以调职削弱我力量,把“六联”理事周耀瑾(地下党中行支部书记)从中心部门调南市办事处。

四联总处同人录

1948年2月,四联总处又下令削减“四行一局”职工“实物配售差额金”,职工实际工资已降至二三十元。

斗争从“饿工”到“等工”。“六联”在交行地下室开紧急会议,再次发动行局职工联名签呈,提出三项要求:1、每月发实物:职员米1石,工友4斗。2、生活指数按月调整。3、发给员工子女教育费。在遭拒绝后,决定3月8日星期一晚进行“等工斗争”,在行内集体坐等2小时,如行方不答应就顺至翌日。但出现一个失误,为“事先扩大宣传,争取社会同情”,过早向报纸发消息,给了当局应对机会。

3月8日上午,上海各小报报道:“四行一局职工将在3月8日下班后等工2小时”。行局内部发《联讯》快报,集各种统计数据、行局新旧待遇和职工实际收入等,进一步提供思想武器。傍晚来的晚报,发出官方恐吓:“要大家安分守己”,“不要以身试法”。随即,警察到中行逮捕“六联”理事会副主席刘善长(中共金融党委委员,行局党总支书记)、理事周跃瑾和《联讯》信箱管理员张松池。当局一面威胁,再闹事,“被捕的人不能出来了”,并以欺骗等手段破坏其他行局的斗争和声援,另一面,散布“让行里想办法”的信息以转移视线。

林苛步是上海写美食名家,这位银行老法师说:“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六联’领导成员,先后在中国银行职工宿舍和交行地下室共商营救大计。”

中共职委委员兼金融党委书记杨世仪直接同中行支部沈镛、吴育英等联系,加强领导,统一认识,调整部署:一在中行发动要求释放被捕职工的签名,并向宋汉章提出诉求,以“老沪行”传统打感情牌;二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拘留所探望被捕职工,秘密传递消息;三由被捕者家属出面申诉,以此发动进一步斗争和营救。

五天后,周跃瑾和张松池的母亲、刘善长家属坐交通车进中行,入营业大厅。叶子圣说:“家属向大家哭诉了,要求释放。他们一哭诉,大家心里很郁闷。”同在现场的杨国凯续道:“柜台外面排队,排着好多人,我们大家坐那不动。”

这时,周跃瑾母亲突然晕倒,大家走出柜台相救。一时间,职工的愤恨点燃,罢工爆发。党员和积极分子紧急磋商,半小时后决定:大部分同志陪家属去宋汉章办公室控诉,要他出面保释,其他同志在营业大厅坚持罢工。

罢工消息传到交行等行局,即现停工状态。事态迅速发酵,由于中行1号交换员缺席,加之交行交换员的呼吁得到响应,票据交换所停摆。“引起金融股票市场很大波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者”(《上海工运志》)。放人那天是15日,正是“等工斗争”一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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