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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老克勒】“学了英语,却无用武之地”——银行老员工王思明的刚毅人生

│格物

王思明近照

女作家林海音曾写道:“童年经历的, 那是真正的欢乐, 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而当童年美梦破碎后,一个人成长中的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因此造就了性格中的一串倔强。”王思明自幼看惯人情淡薄,在别人需要照管的年龄,他学习对自己负责。自强,让他在困境,困惑中,总能找到一处宽解。如今,王思明在龙柏新村的家中,同我们缅怀了童年,也讲述了他人生中的每一次转折。银行工作也许不是他的理想,却是他的生存之道。病痛,以及命运的磨难,让他变得不那么爱笑。但工作、生活,他都认真努力地对待。王思明说自己古板,甚至无趣。但也许活泼好动的她,最懂得这个人,并且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道光。

童年花落

王思明出生于1925年。童年时代,父亲到上海谋生,一家人住进了山阴路的“日照里”。这里原本是一个日侨居住点,进出的大多是日本商人、浪人。

1933年3月至1934年1月,作家鲁迅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租下12号的亭子间,供避难而来的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短暂居住,留下了一段引为“知己”的佳话,让此地声名鹊起。抗战胜利后,“日照里”改为了“东照里”,并沿用至今。“别人常说幸福的童年,但是我的童年却格外苦恼。五岁那年,祖母到上海探亲,顺便将我带去了浙江金华的乡下老宅寄养。彼时,祖母年事已高,将我托付给了大伯母。大伯母在这个家里虽孑然一身,却经常回娘家。她一走,不免把我独自留下。隔壁房间住有二伯母一家,二伯母在外有份工作,也无意照拂我。”身处大家庭的王思明,像个外来人一样,过得颇为孤苦无依,鲜有欢愉。“虽然让我念了小学,但基本放任,上下学也无人接送。平时吃饭,从不给上台面,总是大伯母挑好了菜,夹到碗里,让我端着吃。”

王思明说他时至今日也不肯吃一丁点的肥肉,便是那时留下的一道阴影。“乡下的饭食还算可以,能吃上肉,有时是一盘炒肉丝,但他们总把不喜欢吃的肥肉丝全部挑给我,我一看到这些白花花的肉,就想起花园里树枝上的肉虫,怎么也吃不下,只管扔在一旁。大人们看到了便会狠狠批评我,讲我浪费了好食物,硬要教我吃下去。”在家常常受气的王思明,还一直被二伯母的三个儿子捉弄。“有一次,他们带我到花园里采果子,骗我上树后,便不让我下来,我又气又急,不知怎么的摔破了头。他们见了血,知道不好,才慢慢不来招惹我了。”三年后,祖父过世,王思明的父母赶回来奔丧,将这个委屈得又哭又闹,不肯再住下去的孩子领回了上海。

民国时期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回到上海,王思明在山阴路附近的一所小学继续上课。“去学校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不会上海话,听不懂老师上课,也无法和同学交流,第一个学期完全跟不上。后来我在班级里,便总要大上同学一岁。临中考时,也因为功课落后了些,只能通过关系,先在上海中学的预备班上了半年,才终于考上上海中学。”民国时期,江苏省立的苏州中学、上海中学、扬州中学和浙江省立的杭州高级中学,以教学卓著,并称为“江南四大名中”。能进入上海中学,是相当不易的。“初中、高中都在上海中学,高中毕业时正逢抗战胜利,要好的男同学纷纷约定,有志青年就应该去考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科。”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思明不但考进了交大,而且是他理想的土木工程系。然而厄运又临,在接下来的体格检查中,他被发现右上肺空洞,需要及时住院治疗。虽争取到保留一年的交大学籍,但原本寄希望于手术,去掉四根肋骨后,能将肺部压缩,恢复正常,治疗效果却并不显著。

一年后,学籍被迫取消了,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分道扬镳,理想破灭了,王思明越发忧思,导致神经衰弱,夜不能寐。“这一场大病,花费巨大。我家多兄弟姊妹,全靠父亲拼命工作来维系生活,省吃俭用,也很快捉襟见肘。”修养近两年,终于离开病榻的王思明,某日读到报纸上一则聚兴诚银行的招考信息,为减轻家庭负担,他做出了与理想背驰的抉择。

命运中转站

聚兴诚银行大楼旧址

聚兴诚银行,成立于民国四年3月,系重庆富商杨文光及其族人出资创办,是川帮较大的商业银行中唯一无军政背景的民族资本银行,总行在重庆。该行成立后,即筹划在上海设立分行,用高薪聘请苏州人周荣峰负责筹办。其上海分行,又称申行,于民国八年12月9日正式成立,由周任经理。最初行址在河南路426号。民国二十八年在江西路九江路转角自建办公大楼,民国二十九年底落成后即迁新址营业。“聚兴诚银行的就职门槛很高。第一轮笔试及格后,还有第二轮口试。口试由该行的吴姓副经理主持,据说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再到牛津大学深造回来的,学问很好。口试时不讲中文,全部英文对答。他还带了两张当时较为流行的外文报纸,一张《Shanghai Times》(上海泰晤士报),和一张《ChinaPress》(大陆报)。任选其一,让面试者读指定内容,二十分钟后翻译出来。我那时喜欢英文,在学校里英文成绩名列前茅,作文常被当作范文贴出。因此,虽然不能做到逐字逐句全文翻译,但大致内容都能读懂。于是,得到了副经理的赏识,通过了这最后一关。”聚兴诚银行当时被誉为“川帮银行的老大哥”,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力。“我还记得,它进上海票据交换中心的号码是26号,比较靠前,远超其它川帮银行。待遇也相对丰厚,每日都包三餐,工资比一般银行高出许多,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让我保证营养,进而提高生活质量,也能安心工作了。”

王思明工作在银行第二线,并不与客户直接接触。“进行头两年,我都在做收付传票,整理清单的工作。银行每月都要发给客户清单,详细记录客户在聚兴诚银行存入、取款的收支帐目,方便客户核对。清单做好后,一式两份,一份留底,一份寄给客户。”后来,随着行内汇款增多,就帮忙翻译汇款电报。“每天上班前,这些汇进汇出的电报已经积累了一大堆。需要提早到行,根据电码本进行大量的翻译。幸而我记性好,几次翻译下来,就能够把内容记住,不再需要参照,半小时内即可完工。他们见我效率高,就一直让我做下去。两三年后,经理看到我能力比较强,可以胜任更多工作,把我调去银行开办的贸易公司。实际上这家公司只有两名员工,经理之外,就我一个。不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劳累,肺病再次爆发。待我康复后回到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已经接近倒闭。我便回到银行,一直做到解放后。”1951年11月1日,聚兴诚银行参加公私合营,王思明被安排到人民银行黄浦区办。

银行员工保证书

解放之初,上海的银行职工,曾一度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如协助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金融机构,开展反银元斗争,进行反轰炸、反封锁的斗争,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爱国公债等等。王思明回忆道,“旧银行里有很多地下党,我虽没有被正式吸收,但经常和他们一起活动。后来积极入了党,在组织内部也比较受器重。”在接下来开展的金融业改造运动中,王思明还主动报名为“支援大西北”的一员。据资料记载,当时有将近两千名私营银行、钱庄职工,连同家属四千五百人,浩浩荡荡,举家西迁。“因我的肺病,他们认为西北医疗条件落后,无法提供及时的救治,最终没有同意我去。”1954年以后,国内运动迭起,王思明脱产到组织科,专事材料工作。他秉着公正严谨的态度,进行调查,还给组织科长提意见,改进了整个小组的风气。1956年初,中国的旧式典当业完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上海,1957年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设立小额质押贷款处进行统一管理,成为为社会服务的低息信贷机构。同年4月,建成闸北区公私合营小额质押贷款管理处,将合营前12家典当改造成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当时行内人手紧缺,我被急调过去,参与相关的改造工作。

改造后,虽然典当性质还在,但从前的质押物品,如服装、被子等是不收了,改以证件之类折合。我还记得,被誉为‘琵琶大王’的民族音乐家卫仲乐,也经常来我们这里折东西。”后来小贷处改由他人接手,王思明被调到了黄浦区办的西藏中路分理处,担任科长,兼机关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他再次调动,到黄浦区办事处政宣科从事政宣工作,于1986年正式退休。退休支部成立后,他又任支部书记。

诗人玉屑

工商银行上海金融培训学校,

前身即上海金融职工大学

退休后,王思明在黄浦区办继续工作了不到一年,便去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职工大学。“好几位老同事都在金融职大工作,就把我也拉了过去。”王思明喜欢读书,很适应金融职大的校园氛围,“我也没有什么固定岗位,就是发挥所长,帮忙写写广播稿,出出黑板报,有时给校长做些秘书工作。”平日里动动笔头,私下得空同职大老师们一起吟诗作对,交流学术,王思明过得充实自在。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本他们想留我再做下去,但我觉得退休以后最多做到七十岁,身为党员更应该遵守这个的约定。”于是,在家清闲了一段时间,2009年五月,王思明同太太一道前往长兴疗养。“我有两个朋友在浙江长兴,听说那里办了一个康复疗养院,办得有声有色,叫我们也过去看看。”王思明表示,虽然疗养院的整体条件一般,却认识了一群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甚至把疗养院的黑板报、墙报都包了下来,用来展示大家的诗歌、绘画作品,每天都玩得很开心。”2014年,他们回到上海,之后又去了崇明三和公馆,一家更为安静的疗养院。王思明表示,他非常喜欢门前的一片竹林。在此期间,他还常常诗兴大发,写了不少佳句,转送亲朋好友。他谦虚地表示:“尽是一些打油诗,也没有人正式评价过我的诗,是不是能够称之为诗,只能是心知肚明了。”至少,他写出了真情实感。

王思明与妻子一静一动,性格相反,但他们一个眼神,一个举动,似乎就知道彼此的需要。“我对自己约束得比较多,跳舞、文艺活动都不参加。平时就看看书,读读报。”王思明的妻子则喜欢运动。“以前工作的时候,游泳,溜冰等项目我都很拿手。”她也曾是银行一员,“我是上海立信会计毕业的,1951年考进人民银行。在上海分行营业部一营做外勤,后来做过信贷员,1956年调到黄浦区办。肃反运动的时候,我们分在同一个组,他是我的领导。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1957年我下放到宝山,1960年抽上来,经过培训,1961年调到海关,然后一直做到退休。我们比较互补,1958年春节结了婚。”她还颇为怀念地说,“1956年之前,银行每个礼拜六都有舞会,还有打牌,打乒乓球等多种多样的活动,那时候真是有趣。”而王思明则记起他在聚兴诚银行时,得以顿顿饱餐的感怀,“银行开门是上午九点钟,上班一般是八点到。因为有早餐供应,员工大多七点半就到了,一直吃到八点再准备上班。行里请来一位师傅,烧得一手正宗川味小菜,味道很好,后来他去了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酒家当厨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个中滋味,一直留在了王思明的回忆中。“我虽谈不上怀才不遇,但总觉得有点玉非所用。”王思明至今最遗憾的,就是自己的英文再无用武之地,“早些年,懂外语是不光彩的事情。”但他工作之余,一有机会就坚持读些外文报纸。“可惜现在外文报纸的价钱比较高,退休在家后也就看得少了。”

李白写得好:“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人生在世,福祸相依,是福是祸,天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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