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历史

“不倒翁”也有真性情!民族银行家周作民力挽狂澜拯救“大中华”

文│邢必力

爱国实业家杨俊生

上海东北面的复兴岛,是一座小小的岛屿,1949年5月的一天,蒋介石就从那里离开了大陆,去了台湾。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我逗留在复兴岛上,不仅听闻了蒋介石离开时的一步三回头,也听说了一段银行家与企业家相互支持,发展民族造船业的佳话。

岛上,原先有一家大中华造船厂,其创办人是杨俊生,系江苏淮安人。1906年他以公费生身份留学日本。期间,他和一批留日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河流那么多,但航行在河海上的兵舰船只哪一只不是外国造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造船工业,何以立国?”

1919年,他从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毕业后,应聘到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厂长崎三菱造船厂担任工程师,兼任三菱造船所工业学校教师。但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的嘱托,1924年,杨俊生宁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带着日本妻子、女儿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1926年10月,杨俊生在复兴岛(现共青路130号)创建了大中华造船机器厂。

杨俊生创办的大中华造船机器厂,虽然资金有限,厂内技术人员不多,但杨俊生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股子闯劲,居然搞得风风火火。在10年时间里,船厂除为国民党海军建造了几艘小炮艇外,还先后建造了“长风”(1927年)、“正大”(1930年)、 “天赐”(1931年,当时沪崇航线上最大的船舶)、“大达”号(1934年,当时国产吨位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等客货轮和“天行”号破冰船等。当时上海民族造船业除了江南造船所外,皆属小打小闹的修船厂,但大中华造船厂能建造2000顿级以下船舶。

大中华造船厂复原油画

但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杨俊生承造“大达”轮时,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欠了英商瑞镕船厂订造主机的费用,约有一万元。偏偏这家瑞镕船厂,平素与大中华是竞争对手,便将大中华告上法院,要求将大中华宣告破产。除这家英商企业外,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都是大中华的债权人。金城银行曾贷款给船厂34000元,这时也无法收回。

杨俊生无奈提出,愿将大中华船厂全部财产,计国币197149元及应收债权计国币26820元,总共国币223960,加上未完工程,拟请各债权人改组营业,所有债务作为结清。如各债权人不愿按以上办法承受财产,则设法将全部财产及未完工程召盘拍卖,所得款项分偿于各债权人。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听说大中华的困境后,十分同情杨俊生的遭遇。他与杨既是同乡,又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结识,所以无论从从私交,或从维护民族工业的角度考虑,周作民都很愿意帮忙。

有“金融不倒翁”之称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

周作民先请在上海开设会计师事务所的谢霖(曾任交通银行帮理、总秘书)查账,了解大中华的技术水平和经营情况。经谢霖调查,该厂经营向来讲究诚信,技术过硬,这次问题是资金不足、计算不精造成的,他对周作民说:“杨技术很好,但不精财务。例如承造浦口渡轮一艘,计价十五万元,而成本约达二十万元,安得不亏。其长处则工精料好,不肯马虎。”他建议金城银行给以资金上的支持,进行重组。

周作民当即答应。事实上,金城银行放款的一个原则,就是尽力扶植本国的民族企业。周作民认为,如果大中华船厂破产,不仅对中国造船工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与他长期致力于扶持民族企业的宗旨不符,而且原先的贷款也无法收回,更谈不上收益了。

于是,周作民果断同意投入资金,接办改组。另两位实业家卢作孚和范旭东,在周作民的劝说下,也愿意相助。实际上,他们相互之间在事业发展中有过业务往来,早已合作多年,大中华就为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几次造船修船,也为范旭东的厂子制造过锅炉、屋架等。

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周作民与卢作孚、杨俊生等人经过磋商,于1936年6月8日,将大中华造船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定为25万元,金城银行担任12.5万元,民生公司担任12万元,素来不对外投资的范旭东也投入5000元以示支持。公司推举周作民为董事长,卢作孚为常务董事,杨俊生尽管已没有资本,但周作民仍提议他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杨俊生仍旧担任总经理,这使他极为感奋,一心努力干好事业。他收到25万元资本后,以15万元清理债务,剩下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度过了难关。

中华造船厂在承接业务过程中,一些大的工程项目常常需要提供担保,以前因为没有可靠担保人,而被别家公司抢了生意去的情况时有发生。现在,周作民对船厂改组后的发展极为重视,经常过问经营状况,多方照顾其业务,造船厂的经营条件与前大不相同。金城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资力和声誉为其担保,使船厂业务大为拓展。1937年4月,中华造船厂承接青岛市政府委造的一艘单叶蒸汽铁壳拖轮,造价23万元,合同签订后,青岛市政府来函要求金城银行提供担保,银行方面遂按要求为船厂担保。

金城还积极为船厂提供抵押透支,解决其资金上的困难。如1937年6月初,中华造船厂以厂内所存之钢铁原料790吨及制成品为担保,请金城银行开出信用状,向国外订购钢铁约2650吨,约值国币100万元,并按六五折计算,作为抵押品向金城银行商借透支款项65万元。周作民当即同意抵押透支,双方签订合同。

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大楼

有了自家的船厂,金城银行自然肥水不外流,直接委托船厂承造工程。如1937年5月26日,汉口金城银行与中华造船厂签订合同,由造船厂承造汉口金城戏院钢房架工程,工程造价共计国币32141元。但合同对工程质量、工期、建筑材料、损失赔偿等,却不因为船厂是自家人而马马虎虎,相反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近代新式银行家与企业家的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金城银行提供的一系列帮助,对于中华造船厂缓解资金上的困难、争取业务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可惜好景不长,八一三事变后,中华造船机器厂被日军强占。日本人想拉杨俊生落水,表示可以将船厂还给他,但杨不为所动,一口拒绝。汪伪要员周佛海也出面要杨俊生担任伪职,他更是不睬不理,闭门谢客。抗日战争结束后,大中华造船机器厂重整旗鼓,继续发展。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员经常找杨俊生宣传党的政策。杨也已经看穿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因此既没有迁走机器,也未抽逃资金,而是保护好工厂,终于迎来了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而解放前夕去香港的周作民,也在1950年6月回到大陆,是当时唯一一位返回大陆的著名银行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特邀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墓地在今宋庆龄陵园内,据说,也是周总理特别批准的。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网站地图

用户反馈 合作

Copyright © 2019 Sohu All Rights Reserved

搜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