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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新女性,影响力竟赶超民国影后?一切得从近代中国那场“超级股灾”说起

文│邢建榕

洞庭席家乃沪上知名钱业家族

席上珍是一名新女性, 女白领, 在上海新式报纸《商报》馆做书记,也就是秘书。1922年9月,年仅24岁的席上珍,因为买股票纠葛,造成巨额资产损失,愤而自杀,当时社会关注此案的程度,并不比后来的影星阮玲玉、筱丹桂之死逊色。

《商报》在鼎盛时期位列沪上第三大报

席上珍之死与报馆经理汤节之有关。汤为广东人,在上海很有名望,是沪上的粤商领袖。他创办的《商报》,聘请陈屺怀任主编,陈布雷为主笔,潘公展为电讯责编,这些人后来都是风云人物。汤节之不仅从文,而且经商,他参与创办的中国商业信托公司,专门接受顾客委托代为理财投资,许多人热衷证券交易,却又摸不着门道,便委托这家信托公司代为操作,起初也确实很有收益,就像包天笑在小说《上海春秋》中描述的情节一样,“开一个信托公司,包可赚钱。这是一个外国法子,中国人还没有做过。”“连那些奶奶太太们,也很高兴在那里买进卖出。

席家系苏州洞庭东山望族,这位席小姐毕业于上海有名的城东女校,业余又在英文补习班进修。她喜欢读书,写过小说,英文流利,而且穿着打扮颇有品味,坐办公室,在当年算是文化程度很高,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席进入报馆后,月薪仅20余元,可是家庭尚算富裕,在股票买卖狂热下,她向亲戚朋友挪借了5000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约为现今的50万元),委托汤的信托公司购买股票。汤后来在法庭说,当时股票极为抢手,不敷分配,怕她投机过度,还劝她少买一点。因为席上珍已死,此话是真是假难以确定。

民国时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不久,“ 信交狂热” 减退,“信交风潮”扑面而来,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倒闭,上海的十几家信托公司所剩无几,汤节之的中国商业信托公司也关门打烊。席上珍不仅颗粒无收,连一纸股票的凭证也没有拿到。

席上珍虽说是一名白领,月薪并不高,这5000元的钱款,大部分是母亲的积蓄,其他都是东借西凑而来。为了讨回这笔巨款,她多次与汤节之交涉,软磨硬泡,但都被他推脱搪塞,甚至嬉皮笑脸地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钱放在我处,有何不放心耶。——你嫁了我吧。”

信交风潮后市场一片冷寂,交易所里冷冷清清

据亲友说,席上珍因为讨不回钱,无法向亲友交代,且又受了汤节之的羞辱,又气又恼,曾经在报馆内两次喝药自杀,两次都被人救了过来。下班回家时,邻居见到她含着眼泪,显得神情恍惚。回家以后,则把自己关在屋内,不思饮食,情绪十分低落。

1922年9月9日晚上,席上珍没有按时下班,她等到众人散去,独自进入总经理汤节之的办公室,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这一次,等到有人发觉她自杀,已经无力回天了。她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她的冤屈,也将舆论焦点集中到了汤节之身上。

席上珍香消玉殒于当时的福州路

在人们的印象中,民国时期的新女性,生活在新的时代里,不仅可以驰骋职场,自食其力,而且读书明理,自信自立,与男人一样立足社会,“莫谓闺中无杰出,一飞直上九重天”,像第一代女银行家张幼仪、飞行员李霞卿等,乃至永安公司的“康克林小姐”,都称得上新女性的代名词。照理,她们有比普通人更为坚强的心里素质。可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面对社会和自身的困惑,新女性却是最为脆弱的群体,她们的敏感、刚强和名誉感,成为她们迈不过的坎,难以逾越的人生障碍,而经济上的顿挫,往往是最直接的因素。

席上珍自杀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汤节之的卑劣行径,多认为是汤拒不返款导致席的自杀。陈望道先生也写了《席上珍女士在商报馆里吊死事件》,对席的自杀表示同情。席的家人向法院起诉汤节之,指控他欠债不还,直接导致席上珍自杀。处于风口浪尖中的汤节之,则公开发表声明,称他早已将所购股票凭证交予席上珍,至于股票惨跌所造成的损失,与他无关云云。至于他说要娶席为妾的话,更是矢口否认,不过又说:“即使她不愿意,何必如此?”事实究竟如何,众说纷纭难以断定。

这本是一件经济纠纷导致的不幸事件,但因为早期入职报馆的女白领不多,炒股的女性更少,而且炒股自杀,在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很容易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加上她与报馆经理的是非缠斗,一点办公室的暧昧,彷佛在单调的戏剧故事中,又出人意料地多了一丝悬念。

故事的另一主人公汤节之还任上海总商会董事,

为上海总商会旧址

其实在席上珍自杀后,事件就演变为一场各方势力博弈的游戏,牵涉到社会神经的各方面。上海粤商与其他商人团体为争夺商业利益,向来存在矛盾冲突,一旦被社会媒体舆论曝光其负面新闻,其他商业势力焉能不暗中窃喜?

近代上海同乡会势力很大,不仅帮衬同乡的生意,甚至连生老病死都要管,席上珍死后,首先出面为她伸冤的就是洞庭东山同乡会,以及几家豪放的妇女团体。因为有社会势力的介入,事情的发展就超越了案件本身,愈益社会化、扩大化。而汤节之作为粤商领袖,背后的势力也不容小觑。粤商认定搞臭汤节之的目的,就是抹黑上海的粤商势力,因此竭尽全力为汤辩护。

一代影后阮玲玉同样选择自行结束生命

双方各为其主,舆论和社会各界对此案持续关注,报道连篇累牍,一直到第二年才渐告平息。民国时期, 女明星阮玲玉因为“人言可畏”自杀,越剧红伶筱丹桂也因为“做人难、难做人”自杀。她们的死,在当时都引起轰动,社会造就明星,就是用来娱乐和消费的,明星的一举一动都有娱乐价值,何况非正常死亡呢,所以她们的死,也被看客们视作最后的一次买单,一定要物有所值,爆炒到底。席上珍作为一名新女性,在当时也属凤毛麟角,说得难听一点,她的死也与后来的阮玲玉、筱丹桂一样,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人们在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不乏观赏一场精彩好戏的黯淡心理。

经济纠葛引发的案件,一旦条件具备,很容易发酵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件。在舆论如潮般的攻讦下,法院判处汤节之有期徒刑三年,虽然最后通过关系,汤逃脱了惩罚,但名声已坏,此后有传言汤将“异地为官”,但被人告发而止,遂销声匿迹,不复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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