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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是被宋朝文人政治塑造的?

今年年初,颜真卿突然有了热度,甚至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当“好久不见”的颜真卿书法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时,是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地位而亮相的。

台北故宫馆藏的《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天下第一”真迹已失传)、同时也是颜鲁公唯一可靠之传世墨宝,至今未在中国大陆展出过,却于1月份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了——大家都知道这场“颜真卿风波”的始末,却未必清楚颜真卿书法是如何在历史中“进化”到国宝级别的。

据悉,在这场展览接纳的近20万参观者之中,有超过1/4的观众来自中国。朋友圈此前流传有“带本书去看展览”之说,所指之书,便是去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倪雅梅(Amy McNair)之作《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有意思的是,倪雅梅谈颜真卿书法,重心却不在其艺术成就,而是作品背后微妙、世故而英明的文化政治游戏。

《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中正之笔》是英语世界围绕颜真卿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学术研究专著,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20余年之后才进入中文世界。该书虽因年代较早而有材料与文献上的疏漏,但却凭借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关照视角,脱颖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书法史研究。在倪雅梅看来,颜真卿之所以获得如此显赫的艺术声誉,是由11世纪几位有权势的文人人为制造出来的。

国内“颜真卿热”之际,阅读专著《中正之笔》可谓恰逢其时。3月11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汲古论坛的第一场《“中”与“忠”:作为文化典范的颜真卿及其书法》便围绕《中正之笔》一书展开了精读讨论,以“一场展览”与“一部专著”的相遇为契机,谈到“颜真卿”与“颜体”背后的艺术实践与文化典范,也论说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习字经验与感受。

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讲过一个门道,西方人研究中国美术史,明智一点的话,最好不要碰书法——高本人就不碰书法。中国画用西方术语研究,大家都看得懂,书法则太深奥。至于西方汉学的书法研究,很多是由在西方的华人所开辟的。

1959年高居翰(左二)与张大千(左一)及其眷属

倪雅梅研究颜真卿书法,参照的是“性格学”。性格学在今天往往被视为一种古老的“伪科学”,但实际上将艺术风格与人格关联起来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中是一种惯例,书法便被认为体现出个人笔迹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指出,倪雅梅很好地呈现出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但以一种建立在西方世界观基础上的学科概念,来进入中国传统的书法史领域,多少有种“隔着”的感觉。一来,说颜真卿的成就是由宋人建构,这一说法在论证上存疑;二来,过于强调颜真卿和王羲之的风格对立,其实二者的互补性远超其对立性。以西方的艺术概念介入,而可能忽略了汉字本身的文化传统。

实际上,缺乏书法实践的人,也很难成为书法研究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现代广告学研究所所长祝帅是《中正之笔》一书的校译,自己同样精于书法。他指出,王羲之和颜真卿代表了中国书法的两个源头。颜真卿既是范式的开创者(给书法“立法”的人),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并列的两座高峰。颜鲁公之后,由王羲之建立的书法或者说美学传统产生了变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谷卿认为,颜鲁公可谓书法史上“极其变态”的人。这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变态”,而是“变”的状态达到了极致,如同词之于南宋变得更深。

事实上,可能90%的中国人学书法都是从颜体开始的。换句话说,颜真卿是个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人。谷卿指出了一个悖论,艺术群众基础极好的颜真卿,却是唐代众多书法家之中绝无仅有的个案:他的贵族家世极其显赫,后被任命为国家高级官员,又在战乱中作为忠臣悲壮殉难。古代中国的书法,是一种类似于不传之秘的记忆,最能影响一个书法家养成的可能是家族。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强调,颜真卿书法之所以有如此形态,与他整个家族的城市流动史和大族姻亲关系密不可分。这个世家大族定居长安之后与其他重要书家反复联姻,并坐拥大量书法收藏品,为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和家学传承奠定了基础。与我们今天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审美不同,在古代,无论是书札也好,著作也好,首要考量的并非艺术或美观与否,而是如何遵循和代表一个贵族阶层的文化修养,换句话说,书法正是贵族社会网络编织之下的文化记忆。诚如谷卿所言,书法首先是文化身份的表达,从宋代的士大夫欲求建构的颜真卿形象来看是如此,从以颜氏家族为代表的南朝士人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书法,我们可以看到更为整全的书法场景和线索,理解古人是在怎样的社会功能和场合中使用书法,以及书法表达怎样的社会功能。史睿尖锐地指出一点,以往的书法史研究往往比较重视最伟大的书家及其作品。尽管这样的书法史研究是非常基础和必要的,但究竟这些书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彼此之间有怎样的可能关系?这些问题仍不清晰。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比如欧美、日本等都比较重视场景和线索,倘若多学习其问题意识和方法,转过来运用到我们对于作品、文献、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上,会有新方法和新范式以处理中国书法史的不同侧面。

颜真卿在宋代,是共同的文化偶像

宋代,是颜真卿接受史的关键时代,而其美学因素是多方面的。《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管琴指出,今年引起关注的《祭侄文稿》作为以手稿形式保存的作品,是任情、自信的产物,它的魅力正是出于写作草稿的匆促,这符合传统书法的美学意义。中国传统重视书法起草的文本,因为起草是无心书之。而颜真卿在宋代成为典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宋代儒家的家国思想,在文人士大夫社会已发展到极致。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家族、气节、学问和性格中的中正,跟他清晰刚健、大气磅礴的书法美学完全一致,也跟儒家传统的家国观念完全吻合。在北宋初期,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对颜鲁公的评价,只是没有像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这样有影响力。宋代很多人对颜真卿的气节和书法表示赞叹,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崇颜真卿,立了很多颜鲁公的祠堂,给颜鲁公祠堂写过堂记。

从北宋文人政治的角度考虑颜真卿的地位确立,自然是很好的向度。但管琴认为,依据很多宋代材料来看,假如将颜真卿局限为一种学派的美学风格,大概并不很符合真实历史。在宋代,颜真卿并非只受一党欢迎,而别的党派就不喜欢颜真卿。比如朱熹也是非常喜欢颜鲁公的。在宋代,颜真卿就像一个共同的文化偶像,很难说属于哪个党派。至于宋代的儒家改革者之所以选择颜真卿的“中正之笔”,作为他们主推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在写文稿时是用中风,而王羲之是用侧风,有方和圆、巧和浊的不同特点。至于是否可以把中风和侧风截然对立起来,近人看来可能还需重新讨论。

诚如李川所言,当我们说颜真卿书法受欢迎是因为“政治”时,我们也很难说王羲之就“不政治”。在颜真卿之前,亦有中正风格的书法,而颜真卿之所以被立为书法典范和道德楷模,是一个实践之物、被指定之物,而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科学分析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也是华夏文化实践之于宇宙观、世界观的自然投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

作者:董牧孜

编辑:沈河西;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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