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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诗经》与尧舜禹历史的千古之谜能否破解?

(作者:赵辉)司马迁父亲去世之周南与《诗经》开篇之周南,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历史的未知之谜。历代学者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按理来说,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句被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常常引用,又被中国儒家先圣孔子极力推崇,《诗经》中的周南的具体含义应该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难解之谜。但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与历史重要内涵的地理概念,却一直悬而未决,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家与文学界让人诟病的地方。

《诗经》之“周南”一直被历史学界与文学界定义为周朝时期的成周洛邑以南的区域,是因为周公当年曾经负责周朝东部地区的管理,所以洛邑以南地区称为“周南”地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有一段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吕氏春秋》作为秦国相国吕不韦欲比肩战国四公子的传世之作,其史实性与文学性都是极高的。《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曾经重金悬赏,如能改动书中一字,赏金一千,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的史料性与文学性的价值。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纵天下英才,也无一人能增损一字。所以,《吕氏春秋》中对“周南”与“召南”的本意与来源记载,其史实性当无可置疑。不论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当代人来说,《吕氏春秋》如对“周南”与“召南”的解释发生附会,可以全部否定这一段六十三字的记载,其价值六万三千金都是极具吸引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周南”与“召南”为对大禹所娶涂山氏的涂山地区音乐风格的名称,是特指涂山地区的音乐风格与诗词;而“南”字也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朝时期的涂山地区,而不是现在所理解的方位名词“南方”泛指。

周公与召公亲自前来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采风“南音”,定周朝礼乐,而为周朝中极其重要的“周南”与“召南”音乐风格,成为《诗经》中的开篇“周南”与“召南”,可见“周南”与“召南”在周朝礼乐、文化中的重要与独特位置。“周南”与“召南”也由此成为对淮河流域涂山地区的特殊称谓、唯一称谓。

周公与召公亲自前往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这次周朝的军事行动,明确目标就是征伐淮夷,而且是成王、周公、召公这些周朝重要人物共同行动,前往淮夷,可见淮夷在当时的周朝其地位相当重要,不仅要平定淮夷地区,而且周公与召公在大禹娶妻的涂山进行了“南音”的采风,成为周朝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吕氏春秋》与《史记》两者记载结合分析解读,就明确了大禹娶涂山氏的地方为淮河流域的涂山,《诗经》“周南”与“召南”之篇章也来自涂山地区;“周南”作为地域泛指也唯一代指为涂山地区与周边。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涂山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地位极其重要,人们对南方的概念就是指涂山地区,如现在对北方的概念会自然想到北京;二是周朝在刻意淡化涂山地区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地位,凸显丰镐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由此可见,《史记》中记述的司马迁父亲留滞的周南,当为涂山地区,而不是洛阳的南方地区。首先,《史记》中的记载:“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明确司马迁父亲在周南留滞、郁愤且去世与此;而司马迁接受嘱托见父于“河洛之间”与“周南”为两个完全不同区域。因此,史学界认为的“周南”与“河洛之间”为洛阳地区,是完全错误的历史观。其次,如果司马迁之父是在洛阳地区留滞,那么司马迁父亲完全有时间、有正当理由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因为《史记•周本纪》记载:“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汉武帝东巡泰山,是边巡游边狩猎边办事,司马迁父亲完全可以太史公的身份要求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而不至于“发愤且卒”,无能为力错过泰山封禅大典。因此,司马迁父亲留滞的“周南”,应为远离洛阳与泰山的涂山地区“周南”。

那么,为什么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父亲“会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呢?这应该与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前往周南的涂山地区调查求证尧舜禹的历史遗迹有关,而这种求证是违反在长安建立的汉朝的根本利益,与汉朝当权者的虚荣心有着严重冲突,而被限制“不得与从事”参加泰山封禅大典,“故发愤且卒”。于是,尧舜禹的历史被彻底隐瞒掩盖,成为后世的永远之谜,中华尧舜禹历史的求证,也就此陷入茫然无解的境地。

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谈,在司马迁二十岁时,首先让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其目的就是让司马迁前往江淮地区探寻大禹的踪迹,为继承祖业做好调查求证工作。而司马谈留滞在周南,当也为调查求证尧舜禹的历史而来,但这也得罪了当朝,被限制前往泰山封禅大典,“故发愤且卒”。司马迁后来受到宫刑的惩罚,与此事调查求证尧舜禹的真实史实,恢复尧舜禹的真实历史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不得而知。而司马迁父子为《史记》的问世,记述真实的历史,所遭受的不公与劫难,背后隐含的血泪,绝非我们看历史故事那么的舒心与惬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尧舜禹的真正历史有所陈述记载,恐怕也被后世进行了某些程度的篡改,典型的代表就是《史记》中记载的“周南”与“河洛之间”的矛盾之处,将夏商周三代的一些事情,笼统地篡改为“河洛之间”这一模糊概念。使得后世对周朝以前历史的求证,久寻无果,茫然无措,即使已经求证的殷商遗址殷墟也并不是在我们理解的“河洛之间”,可见对周朝以前的历史定义为“河洛之间”是多么荒诞与无知。而现代史学界以黄河流域“河洛之间”开展的中华文明断代工程,被世界所诟病,不为世界所认可,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综合各种史料与各种因素,确定明确“周南”与“召南”的真实含义与本源,不仅可以解决尧舜禹的历史问题,而且可以破解《诗经》的众多之谜。尧舜禹的历史之谜与《诗经》的历史之谜,都是因为相同的原因,被隐藏、被掩盖、被篡改,而成为困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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