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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珍惜我们的“实年”

本文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2018年5月17日在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下为原文: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

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尊敬的叔华同志、至立同志、各位老专家:

大家好!很高兴也很激动地参加今天的会议,丛台上看到那么多熟悉的老朋友的面孔。30年前,当我们还算年轻,成立我们这个协会时,我讲过什么,想不起来了,所以我没法与30年前的讲话相呼应。但我相信,因为那时我还不到50岁,还难以讲好和老专家们有共振的话语。如今我是78岁零5个月,应该说是标准的老年人了。

最近一些年以来,“老年化”成为一个常用的热词,舆论说老年人多了成了社会的一种负担、一种忧虑,也成了一种加重的政府责任。有时候,说到“老年化”,我心理是复杂的。

我想起2005年到以色列访问,和当时83岁的佩雷斯见面,他当过两届总理,后来当过总统,不知怎的就讨论起了老年问题。我对佩雷斯说,您说过“年纪大不是罪过”,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现在社会往往有一种舆论,老年人是社会负担。所以我要告诉人们“年纪大不是罪过”,年纪大了智慧增加了。我说,非常遗憾的是人到了老年,他们的智慧多了,但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他说,所以我们老年人,不仅要锻炼身体,还要锻炼心智。年轻人可能比我们聪明,他做某件事可能比我们快,但是对于综合性的,对今后长远的一些预见,可能不如老年人,所以我们老年人还是能发挥作用的。

我们这样又转到智慧与聪明的区别谈了很长时间,当时有人做了记录,后来网上有一篇文章“佩雷斯、赵启正论智慧”。

智慧是由实践积累的,是由阅历磨练出来的。年轻人的智慧,有人成长得快,有人成长得慢。曾经在多年以前,我在一些大学对大学生们演讲。我说,智慧成长也要有意去培养,我解释说,一个30岁的人,如果具有40岁的智慧,他的一生可能是成功的;如果一个30岁的人,但只有20岁的智慧,他的一生大概平平。

后来在两个活动场合,一次在北京,另一次是在山东,两次活动结束后,也巧,都有一位女同志过来问我同一个问题。她们说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就想到自己正好30岁了,我是有40岁的智慧?还是只有30岁的智?,想来想去睡不着觉。请您告诉我,如何才能有超前年龄的智慧?

我说有三个建议:一个就是你周围如果有年岁较大、阅历比较丰富的智者,你不妨和他多交流,因为他的一生中的几十年积累的某些经验、体会、教训,可能用较短的时间就能传递给你,这样你就走了捷径,高效地吸收了他的智慧。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读一些可靠的书,中国每年要出40多万种书,每年读几本,十几本或几十本。选择适合你的好书,书中的智慧会在不知觉中融入你的素养。选书也是一门功夫,靠老师、靠朋友推荐,多读书评,做选书的有心人,就会对好书敏感。

第三个建议,你头脑里务必保留一些空间,像计算机硬盘一样,下载的东西太多,占满了,计算机运转就慢,甚至会死机。只会记忆名人的文章不够,头脑留出足够的空间,运转自己的思考,提炼自己的思想,这样你就提升了。

我是1998年由上海到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以为就是做一届,结果做了十几年,2012年才退休。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希望我兼任院长,后来请示了中央组织部兼了院长。和年轻人在一起,形成了互补,我觉得对我也很有帮助。。和这些青年教授、博士接触,发现我在新知识方面很薄弱。就拿电脑来说,如何更新程序,如何设计制作PPT课件,我一条一条都是向年轻人学来的,这样才能勉强跟得上时代。

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名词都得学习。和青年人打成一片还不那么容易,甚至网上年轻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词汇,也得问问才知道。前几年有位博士研究生通过了博士论文,她说“喜大普奔”呀!我不懂,原来这是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和奔走相告的缩写。虽然我们承认老年人的智慧有些积累,但是必需承认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强大的多,我们在和青年人互补中,更多的是向他们学习。

日本人有时称老年为“实年”,是源于中国的“春华秋实”,在古代,“华”与“花”相通,春天开花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么,老年则是“实年’。60岁或65岁,因为退休了,第二春开始了,有时间了,可以不上闹钟了,可以自由地做一点事情了。《晚霞生辉》就是一份证明。

实年也有界限,我现在78岁了,我还有梦吗?希望子女们有成就,超过我们这一代。现在到了新时代,我们更希望国家、民族不断前进,不断更好。

国际时事不停发展,我们也得学习,明白形势和我国的对策,才放心。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对中国开战了,是贸易大战,美国人自己说过,对中国要“遏制和接触”。一个硬币两面,一面是对中国遏制,一面是接触。什么是遏制?就是踏刹车,接触是脚抬起来,离合器就合上了,这完全根据美国的利益来决定。我们强大了、崛起了,他就要遏制你。这回我们看清楚了,遏制的要点与我们老专家的专业有关系,就是高科技领域。他们明说《中国制造2025》表明中国政府领导和支持占领高技术,他们是决不让我们的高技术赶上美国的,特朗普给我们上了深刻一课。

最近网上可以查到一个两分钟的视频,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100多人参加,两会多数派少数派领袖都参加了,一些美国科技公司,如AT&T的总裁也参加了。他们一向难得一致意见,这次全体一致要从政策到贸易遏制中国的高技术发展。会议开始,会议主席发问,有谁用中国的华为手机吗?见没有人举手,他说,很好!没有人用过。他们宣称,我们不能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和实体合作推进他们高技术的发展,实体就是指中国。这赤裸裸地教育了我们。

最后,我希望大家要永远乐观,要克服偶尔浮现的孤独感,要达观,要健康。晚霞生辉,这就是我们还有的梦想!

祝我们40年纪念会的时候再相见!

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生命时报

作者:赵启正

延伸

阅读一

“浦东赵”赵启正:浦东是如何火起来的?

采访对象:赵启正,1940年出生,1963年参加工作。1984年到1992年期间,历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0月,参与浦东新区开放筹划,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1998年到2005年期间,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采 访 组:闫书华 邱 然

采访日期:2018年10月10日

学习时报:

赵主任,您好!从1990年宣布浦东开放开始,您的名字就跟浦东联系在了一起,“浦东赵”因此而得名,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背景。

赵启正:

好的。上海在浦东开发之前,它在全国的地位是逐步下降的,它原来是全国最大的纳税大户,全国税收的七分之一是上海纳的,工业也是全国最强的。但后来广州、深圳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上海地位相对下降,加之上海的基础设施长期没有加强建设,居民住宅很少,民居面积在全国大城市中几乎是最低。交通十分拥挤,当时有人统计公共汽车上一平方米有十一双零一只鞋子,就挤到这个程度。上海人自己感觉是比较沉闷的。浦东开发宣布之后,把上海人心里的干劲点燃了,像火山爆发一样,全市人民都非常兴奋,都有一种蓄势待发的热情,想把浦东开发好,加入全国改革开放的行列。

我当时是组织部部长,着手为浦东开发筹备班子,当时我们地图上规划出来的只有三个区两个县的面积,并没有准确意义上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成立一个浦东开发办公室。邓小平提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委决定提前成立浦东新区,具体时间定在1993年1月1日。从1992年下半年秋天开始,筹备新区就作为我的主要工作了。我们当时选了800位新的浦东开发区的公务员,舆论上说这是800壮士,是个新的征程。

学习时报:

当时大家可能被您的干劲感动了,所以亲切地称您为“浦东赵”。

赵启正:

“浦东赵”的说法我现在回忆起来,最初应该是外国人先说的,后来中国媒体也说了。我自己非常不敢当。因为浦东开发最重要的是小平同志的决策;浦东开发是上海市委的大事,市委历任领导筹划很多年,为浦东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的决策都是市委作出的,我只是执行层。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如何开发得好、如何开发得快、如何开发得质量高,我是跟着市委领导的步伐前进的。

从当时中国的形势来看,浦东开发是继深圳开发进行的,没有深圳开发的成功,中央不会下决心开发浦东。很多的做法是深圳带的头,压力也是深圳承担了,所以我觉得深圳是披荆斩棘的先锋,我们是跟着深圳的步伐前进的。

学习时报:

当初您是“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的,设定预定开发目标时,首先思考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种眼光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

赵启正:

谢谢你。当时浦东开发宣布之后,国内外都在问浦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当时我就一再表达,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那么这里面就提出了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这句话我看的是很重的。当时经济全球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已经有了,还不热。我们注意到了全球化的趋势。所以再三强调浦东开发不是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不是一个科技园区,它是一个现代经济城市的一个市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市区。外国人就不明白这龙头是什么意思,龙头是表示引擎、领导人?还是带头羊?或是特别聪明、很有智慧?每个外国人理解得不太一致,但这些理解都不错。

我是这么解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各国的政治对话当然是由首都承担的,但是经济对话一定是由最大的经济城市来承担的,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新加坡等。而中国能够承担经济对话最有资格的后备城市,是上海,但是上海当时和这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过浦东开发开放,使上海成为有资格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平等对话的城市。所谓对话就是经济的交流,包括资金的流动,科学技术的流动,还包括贸易、信息、人才,特别是金融的畅通,这都是国际经济城市所必需的。除了动员大家努力外,我也经常查阅国内外的一些文献。因为我原来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养成了查阅文献的习惯。我英文说得不好,但是看看资料还是可以的。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在当时,也就是1993年,如果在纽约打100个国际电话,95个以上可以一次接通,在上海打100个国际电话,恐怕九十几次接不通。这就说明了我们跟国际最大的经济城市之间,不仅有通讯的差距,还有航空交通上的差距。所以我们就在通讯、航空等方面,都按照国际先进经济城市的标准来谋划。

当时亚洲存在一个经济走廊,由日本开始,东京、神户到汉城,那时候还叫汉城,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等,这一系列的城市连成线,它们都是亚洲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GDP总值在1996年底已占全世界的25.6%。上海在这个经济走廊中的位置是居中的,向北可以向韩国、日本发展,向南可以向东南亚发展,所以当时请大家特别注意上海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很有效的。

学习时报:

现在回想起来,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最艰难的是什么?

赵启正:

最艰难的是关于人,第一是缺少人才。比如,国际经济合作的人才。加上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给我们跟外国人谈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再就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人才,上海市原来的建筑是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杂乱无章,很多街道过窄、弯曲,甚至有死胡同,规划设计就是一个难题。当时的国际交往,可以说首先是国际人才的交往。我们怎么办呢?加强和国外的交流,除了派我们的人出去学习,也请外国人到这里讲讲课,办一些国际的会议。每年一次的会议,外国专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对浦东开发很有帮助。我们不但吸收外国的资金、吸收外国的经验,也吸收外国的智慧。

第二个是人的思想问题。几十万农民迅速地城市化,他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到工厂不适应八小时工作制;开出租汽车,给他们培训,他们都不愿意开,觉得比较难,不如种田省事。当时,费孝通先生到浦东来考察,我们俩一块儿讨论。我提出一个观点,浦东开发呼唤社会学。他听了以后非常振奋,让我解释一下。我说中国城市化是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剪辫子的汉人,到我的父亲就是大学毕业生,开始穿西服了。但是他们也缺少跟外国在经济方面直接合作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没有。而我这一代就赶上了浦东开发,如果以此推算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按30年一代的话,至少四五代才能达到城市化。如今15年到20年,浦东的农民基本上就要实现城市化,他们如何适应?这就需要社会学家考察城市化,而现代社会学家能够有幸在十几年、二十年内考察城市化的进程。他非常高兴,派了他的一个学生,专门来考察浦东的农民问题,最后这个人我们留下了,现在是上海大学副校长。

浦东开发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如何对待农民,如何让他们生活好,让他们不失落,是我们当时关注的大问题。

学习时报:

如今的浦东,乃至整个上海日新月异,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地方。回想起浦东新区开发的过程,您觉得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赵启正:

总的来说,归结于我们党的伟大政策,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法规规划先行。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以后,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先后颁布了约20项有关吸引投资的法律法规。在最为国际所关注的维护知识产权方面,浦东新区亦走在前列。1996年,新区率先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并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这一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保护的模式一经推出,立即传播到了国内外。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可见,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顾及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所以,我们去上海人大汇报浦东陆家嘴的规划图。按照当时的规定,陆家嘴的规划图不是必须汇报的,而我们坚持要汇报。这是考虑,经过上海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就不能轻易改动了。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是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之时就提出的。

还有一个是简政精兵。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功能,首先要厘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管的,比如规划、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等。还要厘清哪些是不要管的,比如,有许多只属于备案性质的手续,就不用再经审查过程了。还有的事务可以让民间组织去管,如投资咨询、人才介绍所、行业守则等等。“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相对于以前的政府要小,但对社会的依靠更多。如果不先简政而后精兵,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

学习时报:

通过你们的努力,浦东新区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通俗的理解,改革开放是对旧规矩的冲破和推翻,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被追责问责,联系当年浦东新区的经历,如何能平衡敢于担当与不违反规定之间的关系?

赵启正:

既然是改革,必然是改掉旧的习惯和旧的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我觉得改革旧的习惯,要开放,要跟外国交往,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改革规则还是有难度的。比如说,土地问题,根据原来的宪法,土地是国有的,明确规定不允许出售、出租。浦东新区的几个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到香港去考察他们的土地制度,之后做了一个上海市土地使用权转化的办法。土地使用权转化,当时的宪法里是没有的,只是市里通过的一条市一级的规则。通过我们的探索及论证,第二年咱们宪法就把这条改了。我们突破旧的规则,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这样就没有什么顾虑。如果你是破了规矩,从个人腐败这个方向来突破,那当然就是害怕的,就没有这个勇气。

所以,我们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当然也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这个思想来自于我们对邓小平“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论述,也来自于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对这句话很赞同。他说,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是纪委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有人说,既然是改革,当然会冲破旧规矩,那么纪委就查我们,这不是阻碍经济发展吗?这是一种误解。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纪委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联系起来了!他还让我以此题目写篇文章在中央纪委的杂志上登一下。

勤政廉政的事情我多讲两句。部队有一个养成教育,我们浦东也有养成教育,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有没有具体措施?有,规定了三条高压线。第一条高压线,土地批租是最容易引起腐败的,我是主任,又是书记,一个人担任两个职务。我本人和副主任是不参加土地批租的具体过程的,如果不这样投资者就会找我们,请我们吃饭,到我们家里来拜访。我们只管土地批租的合法性、正确性,我们不要知道标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批租一亩地多少钱。这样投资者不会包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参与土地批租的具体过程。第二条,工程承包,工程承包就是发标底,这个楼谁盖,各个公司来投标。我们不了解这个标底是多少,不参加整个过程。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合理,我们要主持公道,要按照纪律来处理。第三条,不给亲戚、朋友、战友、同学开条子,因为当时动迁量很大,有人要好房、多要房,或者是工作分配什么的。这三条高压线就可以保护我们很多人,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一个做法,市委非常支持。

学习时报:

您如何定位自己在浦东开发中的角色?

赵启正:

回顾过去自有无限的感慨,展望今后更有无限的热望。如果我们把浦东开发比作一支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个交响曲的总谱就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谱写的,而党中央历届领导就是这个乐队的指挥,我有幸成为在上海的这支乐队的一名演奏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乐谱努力地演奏它和发挥它。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

延伸

阅读二

专访赵启正:甘心,就不是上海了

甘心,就不是上海了。

我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长”起来了。

——赵启正

赵启正

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93年开始兼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领导者与亲历者之一,被称为“浦东赵”。

1998年至2013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

今天,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似乎还能听到那片农田与旧宅之上,历史之门开启的隆隆声。

当时,新成立的浦东新区管委会仅800个党政干部编制,史称“浦东800壮士”,带头人是时任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

做过上海市副市长,当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但他身上最深的印记,却是浦东烙下的。

凡跨江河而建的国际大都市,如横跨泰晤士河的伦敦、横跨塞纳河的巴黎,无不两岸均衡发展、交相辉映。唯独上海像个“跛子”,20世纪初浦西初现繁荣之相,而浦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仍是广袤农田。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很多年里,这句话几乎成了“至理名言”,但在今天,再说这话就是“不合时宜”了。

其实,早在1997年5月1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站在浦东的土地上演讲时就曾一语道破:“大运河是历史,长城是历史,浦东开发也是历史。”那么,浦东开发史的书页,是如何打开的?面对记者的提问,赵启正微微闭上眼,再睁开时,瞳仁中有激情在燃烧。

在金茂大厦前面的一座民国时期的宅院中,赵启正抬眼望到浦东的摩天建筑,感慨地说:“上下六百米,前后一百年。高层建筑的高度有止境,但社会的进步永无止境。”

甘心,就不是上海了

解放周末: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一决定,把开发浦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作为上海领导班子里的一员,您当时感到吃惊和意外吗?

赵启正:不意外,机会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那年年初,刚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来到上海过年,我们上海的干部抓住时机,向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构想。

解放周末:怎么会想到开发浦东?

赵启正:我们并不是第一代“惦记”浦东的人。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就在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要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但没有具体的方案。而且,因为“革命尚未成功”,这一开发计划如同辛亥革命后他的铁路开发计划一样,皆成泡影。还有黄炎培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发动浦东同乡,以发售股票的办法筹集资金,在浦东铺设由庆宁寺到川沙城的铁路,后又延长至南汇祝桥镇,全长35公里。这条铁路一直运行到20世纪60年代。但这种小规模的开发对于浦东和整个上海面貌的改观,影响甚微。

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国民党政府还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下专设越江工程委员会,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赵祖康主持,拟定了三种越江方案,拨款2亿元作为设计费用。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这2亿元迅速贬值,很快就只够买一袋大米了。

1990年5月拍摄的黄浦江畔的上海市

解放周末:可见,浦东的命运始终与上海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赵启正:国家发展、实力增强,既是浦东开发的有力后盾,也是倒逼浦东以开发求生存的动力。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之后,更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起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加之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上海失去了曾经光耀远东的大都市光环,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锋退到了后卫。

解放周末:从“前锋”到“后卫”,上海甘心吗?

赵启正甘心,就不是上海了。当时有学者总结了包括住房、交通等在内的上海的5个全国倒数第一。到上海来买上海产品的人越来越少,都跑去广州买东西了。上海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有多少只马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一句话,上海的城市改造刻不容缓,上海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上海人的精神面貌需尽快振兴。

开发浦东,还不仅是上海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那时候,全球化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还用得很少,但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已有深谋远虑。当时中国内地城市中,上海最有潜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专门提到“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实际上是确定了浦东开发和上海振兴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

解放周末:1993年,您也在继续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的情况下,兼任起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是的,从那时起,浦东的命运改变了,上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跟着改变了。浦东从“后卫”回到了“前锋”的位置,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1992年12月,赵启正在临时租来的农民开的“由由”饭馆看浦东规划图。

缺什么?什么都缺

在浦东陆家嘴,有一条银城路,路如其名,排布着一家家大金融机构。而这条路的旁边,原先还有一条烂泥渡路,一下雨,路面泥泞,行人叫苦不迭。浦东的变化,何止是一条路?

自然,改变并非轻易得来。

开放之初,浦东能花的钱只有区区4个亿,一圈工资发下来,钱就没有了,拿什么来投资?赵启正去日本争取国际贷款。他拿着一枚日元硬币站起来,把硬币扔到地板上,地板上铺着地毯,钱掉下去没有一丝声响;他又把钱丢到面前的玻璃桌板上,一阵脆响。他对着日方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把钱投到别处,就像扔在地毯上;投到浦东来,就是投到了玻璃板上。”

钱一点点聚拢来了。但开发浦东缺的何止是钱?

解放周末:对比浦东开发前后的照片可以发现,开发前的浦东仅有有限的城市化区域。这是眼睛看得见的落后,还有哪些是老照片没法展现的浦东开发所面临的困难?

赵启正浦东开发缺什么?什么都缺。钱当然是缺的,但还不是最缺的,最缺的是人才。懂国际经济贸易的、懂国际法的、会规划设计的……各种人才都缺。

那时,外国投资方问我们要清算法。我们问:啥叫清算法?人家说,咱今天合资办企业,但不可能永远合资下去,到分手的那一天,得按清算法的规定来分家。我们这才知道世上还有清算法这一说。没办法,法律一时补不了,我们就把合同订得特别细,拿合同来补法律的缺。

总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储备太少,不懂怎么搞经济,连常用的术语都不知道。有些外方投资者来了,也跟我们谈了,谈完却走了,撂下一句话“我们来早了”。

后来我们请香港的企业家朋友们来给我们上课,至今非常感谢他们。

1989年9月,浦东开发开放前的上海陆家嘴地区全景。

解放周末:当时西方社会是怎么看浦东开发开放的?

赵启正:不看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浦东开发就是个“波将金村”。波将金是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他在圣彼得堡郊区弄了一个表面繁荣的假村庄,用来糊弄女皇,波将金村成了大骗局的代名词。弗里德曼很有水平,但他看得懂货币,却看不懂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不懂浦东的改革开放。

解放周末:内有重重困难,外有质疑之声,浦东开发开放如何破局?

赵启正:先得让世界知道浦东这个地方。事实上,当我们决定要开发浦东时,发现大部分的外国人甚至外地人都不知道浦东。有一次,我请一家外国航空公司的总裁在和平饭店吃饭,总裁问我:“浦东远吗?坐飞机去还是坐火车去?”我站起来指着对岸说,那里就是浦东。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啊。”我回答:“所以要开发啊。”

浦东没有存在感,怎么吸引人家来投资?所以,那时候我对中外记者的采访要求有求必应,老上电视和报纸,就算有人说我赵启正好出风头,我也认了。

解放周末:在这些采访报道中,您用激光笔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指点浦东“江山”的故事广为流传。

赵启正:那是1994年,老布什来浦东,我拿着激光笔对着沙盘跟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很稀罕,老布什也叫不上来,就指着笔跟我说,“这玩意儿我见过,打海湾战争的时候,鲍威尔将军向我汇报战况,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接口说:“两支激光笔有点不同。鲍威尔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光了;我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长’起来了。”老布什连连点头,说这是科技产品在不同领域里的应用,还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也来浦东投资。”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一些老朋友给了我们支持,除了老布什,还有基辛格。在浦东开发开放取得初步成果后,他到处为浦东宣传,说“西方社会都说浦东开发不是真正的行动,而是政治口号,只有我相信,浦东把政策定得这么细,不会是玩虚的,你们看,还是我说对了吧?”

1994年1月8日赵启正陪同老布什访问浦东。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浦东几个园区的建设中,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最为艰难,这是为什么?

赵启正:刚开始,西方社会不相信我们是真的搞改革开放,等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点成果,他们又害怕起来了,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对我们设置了很多障碍。类似中兴芯片这样的事,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是今天才流行起来的。

我接触到的最早带有中国威胁论意味的事,发生在1996年。有人把当年1月7日的《波士顿星期环球报》寄给我。这份报纸用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该怕中国吗》的文章,虽然用的是问句,但配了一张图——一双筷子正要夹起美国国旗当作小菜。文章里提到了我,说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操纵着新式的多媒体,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作者还说,这个计划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将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将会是一个经济大国,那时,我们该怕它吗?

解放周末:当时您是如何应对的?

赵启正:我给总编写了一封信说,尊敬的总编先生,您的文章和漫画,我都不赞成,中国没有拿美国当小菜吃,恰恰是中国,在1840年后被西方列强当小菜吃过。去年(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美是盟国,我们理应多做一些提升两国关系的事,而你们却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很不满,希望你们把我的不满刊登出来。不久他们全文发表了我这封信,题目是《中国不喜欢弱肉强食》。

“软成果”,更重要

赵启正的电脑里,一直存着一张2010年美国某网站的截屏图。截屏上半部是一张浦东的鸟瞰图,下面是美国网民的评论。

第一条评论:哇,你们看,上海世博会是建筑奇迹展览会,和北京奥运会一样,中国正在显示它是21世纪能干事情的国家,不像我们美国,只会喊口号。

第二条评论:你别替中国吹牛好吗?他们只会造房子,不会保护环境,你看,空气都污染了,多黑。

第三条评论:请看看清楚,拍的是夜景。

开发不到20年,浦东即以上海八分之一的人口、十一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四分之一的GDP和工业总产值、二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三分之一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再造了一个半当年的上海。正如邓小平预测的那样:“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今天的陆家嘴,“三足鼎立”(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

累累硕果,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辉煌,但还有些不能用数字表述的经验,在赵启正看来,更为珍贵。“我把它们称之为浦东开发的软成果,它们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在其中。”

解放周末:今天,浦东的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为32%,近三分之一,金融业更占了全市比重的一半,浦东开发开放成果斐然。

赵启正:你说的这些都是硬成果,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还有一些亦软亦硬的功能性成果,比如建立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所等十多个全国首创的要素市场,以及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土地市场全国第一个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还率先试点保税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

但我一直强调,浦东开发开放还结出了一些软成果,更值得好好研究。

解放周末:据说当年浦东机关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句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您刚才也说了,彼时的浦东连国内知道的人都不多,何以开发之初就有这种在“地球仪”上寻找站位的勇气?这种思考模式就是您所说的软成果之一吗?

赵启正: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香港,它已经成熟了;另一个是上海,它还只是国际经济对话的首选后备城市。因为上海的资格还不够,要通过浦东开发来振兴上海,使上海先成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再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纽约、洛杉矶等齐名。

那时我提出了一个“路灯说”。意思是亚洲有一条经济走廊,走廊上有若干路灯,就是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曼谷、新加坡、吉隆坡等明星城市。这条走廊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达25亿之多,GDP总值在1996年底已占全世界的25.6%,它们各相距800公里到1000公里左右,而上海恰在这条走廊的中心。

站在地球仪旁看亚洲经济走廊,会更加感到开发浦东的意义深远。这一步妙棋,带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

璀璨滨江

解放周末:因为目标高远,所以浦东开发执行的标准也很高,一些规划设计放到今天看依然具有超前性。这是您常说的“三岁的娃做五岁的衣服”吗?

赵启正一个新兴城市的建设必须集中各方智慧,作好长远规划。这就像有了一块好料子,想做一件高档时装,裁剪之前必须精心设计。仓促动手,万一剪坏了,哪怕再缝上几颗金纽扣也无济于事。浦东开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慎之又慎地开始规划的。尤其是,形态开发要服从于功能开发:功能不同,形态设计不同;功能太超前是浪费,不适度超前是保守。用世界智慧、世界水准和世界眼光规划好功能和形态,是开发浦东的重要秘诀。

解放周末:规划固然重要,但如何避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现象?

赵启正:需要定力。开发不只是造房子做生意。当时,某国的一家造纸厂,想在浦东投资建厂,我们谢绝了。我们只有一条黄浦江,糟蹋不起。我们还谢绝过一家显像管厂,那时小尺寸的液晶电视在国际市场刚刚出现,显像管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虽然外商投资对于浦东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没有来者不拒,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产业导向的,比如现代金融业、服务业、创意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主动引进来;但坚决排除有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十多年里,我们先后否决了100多个项目,涉及投资总额达50亿美元。

总之,当几个企业争土地争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对基础设施、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照顾,这是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原则。

解放周末:一般批租土地都是一亩一亩批的,浦东为什么是一平方米一平方米批的?

赵启正:不仅一平方米一平方米批,我们还是按建筑面积批的,建10层楼就得算10层楼的钱。

困难时期,上海的鞋带都是一根一根卖的,如果你带着旧牙膏管子去买新牙膏,还能少付一分钱。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凭什么批地时就大方?

浦东开发伊始,我就请书法家写了“惜土如金”四个字,挂在办公室墙上。有的投资者来了,说您这地价很贵吧,我说不仅批得贵,还管得宽,要管你拿地来做什么。

这幅字还起一个作用。每当有人来我办公室让我照顾照顾时,我就问他墙上这幅字写得怎么样。人家就识趣了。

解放周末:您曾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怎么理解这句话?

赵启正:有些人把纪委的正常工作当成改革的阻力,这是没认识到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外国大公司落户浦东,需要在当地大量采购零件,如果采购员不廉政,就会购进不合格的零件,最后成品召回,这不是让投资者受损么?所以,从根本上讲,外国企业也痛恨贿赂和暗箱操作。

廉政对干部来说还是一种保护。规规矩矩做事,就不用担惊受怕。我们当时土地批租最容易出现腐败,项目招标最容易泄露标底,动迁最容易给亲戚朋友写条子,所以我们就在这三方面设置了三条高压线。

高压线要设置,小问题也得注意。当时浦东不断有新项目开张,有些大项目,我不去不行。我就跟大家说,有我去做“大花篮”就行了,你们就不要去做“中花篮”、“小花篮”了。当时我们有一个目标,希望“浦东800壮士”能做到无一落马。但很遗憾,最终还是有落马的,到现在还关着呢。

解放周末:在党的十八大开始大力反腐之前,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确实有些严重。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干部素质不如从前了,您怎么看?

赵启正:这个说法冒失了一些。随着经济的发展,金钱的流动性越来越大,金额也越来越大,干部接触金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交易方式和新的金融产品,相应的监管制度还没跟上,漏洞也就多了。这可能是有段时间腐败增多的客观因素。

当然,重要的是干部自己要有使命感。1963年我大学毕业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做了3小时报告。他说,你们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只占同龄人的1%,你们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上大学是件很普遍的事,但你别以为是你自己交了全部的学费。实际上,国家在每个大学生身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所以,当国家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要有那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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