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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盗窃案杀2000人到谋反案杀10人,隋末与唐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区别

隋炀帝时期,有一个地方发生盗窃案,隋炀帝让人去查。结果查来查去,到最后居然查出两千多人与此有关。隋炀帝一挥手,两千人全部被杀。

一个盗窃案杀死两千人,怎么都说不过去。很多人是屈打成招,有的甚至是刚从另一个监狱里出来就被当成嫌疑犯抓了。在隋炀帝眼里,不管是屈打成招还是嫌疑犯,都不是好人,都该杀。他曾经说过,百姓太多了,杀杀就好了。一个皇帝,不讲以民为本,反倒认为百姓是他的累赘,这样的皇帝不被造反才怪。

和隋炀帝相反的是唐太宗。唐太宗时期,有地方谋反,朝廷派使者去处理。使者去了之后,把抓起来的两千人先让他们沐浴更衣吃饭,然后逐个审问。经过审理,最后只剩下了十个人。这十个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被杀的结局不觉得冤枉。

同样是两千人,一个全部杀死,一个处理了十个,两个时期对老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结局也非常迥异。隋朝是一个法治时代,但隋炀帝独断专行,根本就不按法律规定办事,他觉得自己就是法律,他的话就是圣旨。

唐朝的法律其实是从隋朝延续过来的,但唐太宗和他的手下宽大为怀,注重对生命的尊重,本着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依法办案。

唐太宗对生命的尊重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贞观时期规定,所有的死刑都要经过皇帝亲自审批,每年最后一个月,皇帝要亲自到京畿地区的监狱里视察囚犯,这时候,有冤的可以对皇帝直接申诉,以避免错案冤案,避免冤枉好人。

贞观六年,唐太宗按照惯例去监狱视察。监狱里有300多个死囚,唐太宗逐个询问,这些人都说没有司法不公正现象。看到他们认罪态度良好,唐太宗很受感动,他决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出狱,等来年秋收后重回监狱接受制裁。一年后,三百多人一个不少都回来了。

同样的故事在隋朝也发生过。齐州参军王珈在押解犯人去京城的途中放他们回家,并约定会齐的时间、地点。到了规定的时间,所有的犯人一个不少地都来了。隋文帝很感动,让这些人携妻带子到皇宫赴宴,然后宣布他们无罪释放,同时,也没有处置私自放人的王珈。

这是诚信的力量。一个讲诚信的社会才是安定团结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

贞观年间,还发生过一桩离奇的杀人案,唐太宗从卷宗中看出端倪,找出真凶,挽救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

一个叫杨贞的士兵路过卫州去长安值班。晚上,他带着刀在一个小旅馆里住宿。没想到,一觉醒来却出了事。小旅馆的老板死了,杨贞随身带着的刀上满是血迹。所有的人都认定杨贞杀了人,地方官把他抓起来。杨贞觉得很冤枉,但他又找不出自己没有作案的证据,他就这样被判了死刑。

按照规定,案件最后到了唐太宗手里,他从卷宗中看出端倪:杨贞一个路过人,和小旅馆的老板素不相识,根本没有杀人动机啊。

唐太宗觉得这个案子不合理,就打回去让人重审。这一审,还真审出了问题。原来,旅馆的老板娘有一个情夫,他们早有杀死老板的打算,正好那天看到杨贞抱着刀来住宿,他们就趁机杀了老板,然后嫁祸杨贞。

唐太宗这种认真的态度,体现了对每一个生命的重视。这是唐朝法律的精华,也是大唐盛世能够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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