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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春天:一年一见的年迈父母,普通家庭的诗意日常

“很多观众在片子中看到了现实,但是我在里面看到了生活中的诗。那些超越日常的东西,有诗性在其中。”陆庆屹说。

1995年,陆庆屹在独山火车站。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世辉

本文约6553,阅读全文约需13分

2018年的最后一天,陆庆屹在广州;2019年的第一天,陆庆屹在济南。

1月4日,《四个春天》上映,在这前后的几周时间里,他需要赶往将近20座城市路演,给自己的纪录片做宣传。

每天抵达一座新的城市,在电影放映后和观众进行交流互动,最多时一天有五场。离开的时间因航班而定,有时活动结束就乘车出发,也有时凌晨四点起床赶路。

生活节奏和从前大不相同。以往,陆庆屹的时间多数用于侍弄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拥有二百多种植物,蜗牛和麻雀也被吸引着过来;牵牛花爬到空调的风扇上,于是陆庆屹连续几年忍受北国夏日的酷暑;清晨爬上房顶拍云彩,黄昏掏空一个干葫芦做灯罩玩……

闲逸挺好,忙碌倒也没什么,“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极强,对任何生活都习惯。”陆庆屹说。朋友曾调侃,可能地球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你这类人了,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不适感。

1月1日晚上七点多,陆庆屹和路演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走出电影院,一天的时间被赶路、专访、影后交流占满,上一顿饭还是清晨五点多的一碗面。

他穿了规矩的黑西服、白衬衣,身量不高但走路轻快,微胖,容易脸红。电梯门打开后,陆庆屹第一个跳进去,微微弓着腰,一手替同行者挡住电梯门,一手摆出“请进”的姿势,尖着嗓子模仿女声:“欢迎光临。”

纪录片走进了影院,陆庆屹被贴上“励志”标签,作为草根逆袭的故事被讲述,“北漂失业大叔”“1500元总投资”“纪录片神作”,让故事主人公又气又笑。

“父母特别可爱”

纪录片《四个春天》没有复杂跌宕的情节,全都是发生在贵州独山县的家长里短、浆洗缝补。从2013年到2016年,因为游子只能每个春节回到故乡,因而拍摄的故事也都集中在春天,四年后,将近25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被剪辑、制作,最终有了《四个春天》。

这四个春天里,父母熏腊肉、列菜单、准备年夜饭,喝交杯酒庆祝金婚,一起坐在院子里演奏乐器,爬山、唱歌,又遭遇黑发人送白发人的生离死别,学习使用微信、养蜂,为燕子的归来而欣喜,为燕子的离开而灰心。

父亲晾晒腊肠。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的母亲爱唱山歌,爬山唱,走路唱,做饭唱,擦地板时也唱。和老朋友一起聊曲子,合唱一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看到好女嫁渣男的狗血剧,随口哼着“哥你脸上有块疤,我讲它是玫瑰花”;对着镜子梳头,唱一曲“哪年姐妹都还美,狗见狗摆尾,猪见猪咂嘴”。

山歌种类多,空闲时间,母亲还会想方设法学习新歌。在她的世界好像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所有时间都可以凝固,停下来唱支歌。

母亲爱笑,眼睛眯成两道弧线,牙齿雪白,极有感染力。陆庆屹把母亲笑着的照片发到网上,总有人留言说“很久没见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笑了”。

陆庆屹回忆,小学时喜欢赖床,爸妈来叫就装睡,但母亲有绝招,不掀被子也不揪耳朵,就挨近儿子的脸轻笑,很快笑容传染,陆庆屹忍不住大笑着起床。

和母亲的开朗比起来,父亲更含蓄些,话不多,声音小,他曾经是物理老师,后来也教起了音乐;会演奏20多种乐器,还会砍竹子制作长笛、用废弃的鼓制作二胡。

片子里,他的口头禅是“好玩”。打蕨菜弄坏了鞋子,拔一根枯草作绳,把险些脱落的鞋底捆住,边捆边自顾自地笑,皱纹挤成一团:“好玩得很。”

爬山好玩,养蜂好玩,把15条金鱼放进水池好玩,自言自语“要是有一天不能自理了怎么办”也好玩。

在故乡,陆庆屹卧室的床头放了一盏红色的小台灯,灯身是有圆圆脑袋的卡通玩具,头顶伸出银白色的电线连接着灯泡,灯罩也是红色,有十片圆形花瓣。

这是父亲给他买的。父亲还得意地演示:“你看呐,可以调亮度,还可以一闪一闪的哦。”

陆庆屹忍俊不禁,问他怎么想的,买这个。父亲答:“嗳,你们小孩不都喜欢这些东西嘛。”

2017年年底,陆庆屹从北京返乡,父亲给他买了这盏台灯。图片来自陆庆屹豆瓣

“呃……嗯,好看好看,真可爱。”陆庆屹挺感动。在他眼中,父亲不仅把孩子们当成小孩,“他自己就是个小孩,他就觉得这世界太好,特别眷恋。”

2013年起,陆庆屹开始拿起摄像机,拍自己的父母。没有多宏伟的构想和初衷,“家里气氛挺好的,父母特别可爱,我想记录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仅此而已。

片中,晚饭后,姐姐打来电话,问在做什么,父亲接电话:“庆屹在摄像,东摄西摄,现在在摄我们通话。”

家人对陆庆屹的镜头已经习以为常,偶尔母亲甚至会忘掉摄像机的存在,抱着一捧金银花给儿子闻。

第二个春天,一向热情开朗的姐姐患肺癌去世,镜头颤抖得厉害,陆庆屹的哽咽声从机器背后传过来。父母的衰老变得明显,父亲偶尔嘟囔“越来越不能离开你了”“每天为家里做一件事”;母亲不时叮嘱“日子好了也要居安思危,不要失去独自生活的能力,处处才能显得独立自强”。

姐姐去世后,陆庆屹一度要停止拍摄,反而是母亲鼓励他继续下去,于是有了第三个春天、第四个春天:两位老人在坟茔四周种满辣椒,提防过来吃草的牛;每隔几天就过去待上半天,带上竹子和点心;依然在餐桌上留有女儿的碗筷,只是椅子上空空荡荡……生活还要继续,渐渐的,被悲伤抑住的歌声又重新响起来,父母在女儿的坟上种了花,春天到了,两位老人看着远山,哼两句曲儿。

“这雪下得,可开心”

2018年12月15日,广州正佳演艺剧院,陆庆屹应邀进行一场时长30分钟的演讲。他分享了自己父母的生活,他们与影像、与音乐、与时光的故事。

当天,一起出席的讲者还有默剧演员、建筑学者、大学教授等等,但在观众占嘉眼中,陆庆屹的羞涩和天真,给她留下的印象最深。

占嘉记得,陆庆屹原本应该倒数第二个出场,但因为紧张没能背完演讲稿,临时调整到了最后一个。上台后,又因为手心出汗,把遥控笔交给工作人员,让其帮忙翻动PPT,但两个人配合不够默契,不止一次,陆庆屹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朝工作人员使眼色示意翻页,观众一片笑声。

近600人的观众席,占嘉坐在第六排,陆庆屹的羞涩被她捕捉到眼睛里:手指交叉着勾在一起,偶尔会低下头,整个人向后退一点,然后背过身去,停顿一会儿,再回过身,继续讲。

“他不像一个演讲者,就像一个单纯在和你聊天的人,没有想制造任何关于演讲的氛围,比如带动大家情绪,或者是让场面不尴尬,感觉这些都没做到,而且他又很害羞,声音非常小,还会偶尔忘词。”这位22岁的女生说,“但他是获得掌声和笑声最多、也是场上最爱哭鼻子的一个。感觉特别可爱,特别天真。”

导演与哥哥姐姐合照,他说,家人给了他全新的价值观。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敏感,路演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地区的不同气质:郑州人爱笑、直爽,山东人比较矜持,重庆人更热烈,广州的气氛特别温情……

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海洋这半月和陆庆屹从“一板一眼的工作关系”慢慢变成了朋友,在刘海洋印象中,陆庆屹“特别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

从机场到酒店,从酒店到影城,从影城到餐厅,刘海洋经常走着走着,发现陆庆屹人不见了,一回头,正在后面举着手机拍照;要么就是突然丢下一句“海洋等我一下”拔腿就跑,掏出手机拍照,然后再跑回来;有时则是一起欣赏,指着某个角落感慨:“海洋你看,多好看。”

有时是雾气里的楼宇和灯光,有时是江边看风景的情侣,有时是地板上半明半暗的脚印,有时是车站里陌生人的剪影……就连休息时,灯光打在矿泉水瓶里的光影,陆庆屹也要多看几眼。“他对这些特别敏锐,并且总有很独特的视角。”刘海洋说。

美院毕业的刘海洋也是摄影爱好者,“旅行的时候喜欢到处拍,但是工作时好像精神比较紧张,感觉失去了发现美的能力。陆导不同,他好像走到哪里,都有东西在吸引他,感觉他是真的热爱这个。”

《四个春天》中,八十多岁的父亲心血来潮学起了养蜂,网购了蜂箱,拿着两根小木条对照购物网页,琢磨它们的用处。刘海洋对此印象深刻,他前前后后把这部纪录片看过四五次,觉得陆庆屹和他的父母“特像”:喜欢探索新的东西,对一切都充满兴趣,总是保持活力,一直想要去发现。

去年12月27日到达西安时,恰好遇上了古城的第一场雪,也是路演一路遇到的第一场雪,陆庆屹兴奋得像个小孩,吵着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路举着手机拍照。当天的工作完成后,他一边往小吃街走,一边给自己录了一段小视频,路灯下,雪花扑簌簌地掉,陆庆屹把脖子缩到棉衣领子里,咧着嘴笑,用新学的方言说:“西安,额来咧,这雪下得,可开心。”

2016年立夏家里大扫除,母亲用钢丝球刷地,刷到哪里就把一捧金银花抱到哪里,说闻着香气干活不累。花是父亲从山上摘的。受访者供图

“人生那么多好玩的事情”

天真、敏锐、热爱生活,是许多人对陆庆屹的评价。在他自己看来,这是家庭留下的精神烙印,父母的温柔、慈悲、不抱怨,无形中浸透到子女的生活中。“在我最叛逆深陷泥潭的时候,总有一个精神力量在约束着我,不让我往下滑落。”陆庆屹曾在一段视频中讲述。

1973年,陆庆屹出生在贵州南部的麻尾,他在只有一条街道和一条小溪的镇子上度过童年,爬山,收集鞭炮,背着军绿色书包、穿越大片花海去上学。

15岁那年,叛逆期的陆庆屹离家出走,扒火车跑去了几千公里外的陌生地;1989年,16岁的陆庆屹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浪生活,前往北京,和哥哥住在一起。哥哥陆庆松是很多人眼中的“大神”,10岁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读大学,19岁到清华大学当音乐老师,23岁辞职,如今每天在家里练琴、读哲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庆屹在哥哥清华的宿舍里,接触到了美术、音乐、文学和足球,“给我一个环境去读书,去听音乐会,从一个街头小子,变成一个享有更多文艺乐趣的人。”

2018年12月17日,《四个春天》在清华大学举办研讨沙龙,陆庆屹路过8号楼,拿起手机,拍下了那片红砖和树林。在他眼里,住在那里的几年,是“重塑”的过程。

1996年,陆庆屹在清华大学画油画。他说,在清华的那段时间重塑了自己。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原本计划考鲁迅美术学院,去考场的路上,下车去了西塔吃冷面。那之后,陆庆屹再没上过学,后来的几年中,他写过文章,也到酒吧做过驻唱歌手;画过油画,觉得难以超越大师,搁笔了;在出版社做过文字编辑,接触他人的作品却没有自己的创作时间,辞职了;开过公司,两年后觉得无聊,送人了;甚至曾跑去矿井当过矿工。

长居北京,一去三十年。和很多漂泊者一样,陆庆屹只在每年春节期间回到故乡。离开了原本的生活空间,再回过头去张望和打量,有了抽离的姿态和时空的滤镜,陆庆屹看到了更多的风景。

2008年,陆庆屹买了一台相机;2009年,豆瓣上出现了一个名叫“起床,吃饭”的ID。他开始发布生活中对的诗意瞬间,只言片语,三两照片,有时是田间地头的耕种,有时是街坊邻里的消遣,有时是野花野草、故乡风物,几年时间,陆庆屹收获了几万个粉丝。

2012和2013两年,陆庆屹陆续在豆瓣发布了《我爸》《我妈》两篇文章,和《四个春天》中展现得一样,两位老人可爱、淳朴,把寻常生活过得生龙活虎、诗意盎然。两天时间内,文章收到几千次点赞和转发,网友的评论让陆庆屹开始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意义渐渐呈现出来,他换了带有摄像功能的相机,以更直观的方式记录。

陆庆屹说,他遗传了父母对世界的热望与好奇,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表达,于是不停地体验,不停地尝试,不停地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途径。曾经,文字是,绘画是;如今,摄影是,电影也是。

不过,电影好像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其实我对理想不执著,对电影也不执著,不能做、不适合做,就算了,我现在判断我适合做电影,假如事实证明我不行,就不做了,我会找另外一份工作。”陆庆屹说,“人生那么多可能,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无限。”

朋友刘耀华见证过他的任性。他说,陆庆屹身上有一股朴素的力量,“很多时候人在文化的规训中会变成一个假人,但是老陆脱离了很多社会固有的东西,很真,很放松。”

《四个春天》的剪辑花掉陆庆屹将近20个月时间。那段日子里,他推掉摄影邀请,减少社交,每天对着电脑剪剪停停。最后几个月里,只有刘耀华会隔三差五过去看看,从旁观者的角度提提建议。

导演父母合影。受访者供图

刘耀华是做观念艺术的,两个人最初相识还是2012年,那时候,陆庆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艺术总监,刘耀华在草场地开工作室,搞创作。

这个“穷艺术家”曾托朋友找到了陆庆屹,努力说服他帮自己免费拍摄一个艺术项目。见面当天,陆庆屹和几个同事一起来了工作室,“我没有钱付报酬,所以要尽量去讲自己的艺术理念,然后说服他。老陆话不多,就听着。”

那个拍摄花了陆庆屹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任何酬劳。“当时草场地就像乌托邦一样,里面的人也都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大家都没有在功利的社会逻辑里边,现在想想挺神奇的。”刘耀华回忆。

后来的日子,两个人慢慢成了朋友,还成了邻居。陆庆屹的院子像植物园,夏天一到满地绿色,他在院子中间搭了葡萄架,每天在底下穿来穿去,把野草和风装进相机里。有时候,刘耀华到家里找他,发现人在房顶上拍晚霞,一群鸽子呼啦啦飞过,陆庆屹能在上面待上好久。

“生活中的诗”

在陆庆屹拿起相机拍《四个春天》之前,保留影像一直都是陆庆屹的家庭传统。1963年,父母结婚,两人在县城的照相馆拍了结婚照。从那时开始,每年拍照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

每年春节,陆家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翻看老照片,看到照片里出现的人,聊聊各自和他之间的交集,发现有很多彼此不知道的故事,“互相印证和填补空缺的时光,特别让人珍惜。”

陆家从60年代起就有保留影像的习惯,每年春节,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翻看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1997年,姐姐买了一台小摄像机,家里有了新的记录方式。父母用这台机器拍下了七只春暖回巢的小燕子,拍下了父亲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堂物理课,拍下了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光,拍下了祭祖、出行和登山。陆庆屹把这些影像放到了自己的纪录片中。

变故发生在199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毁了家中的大部分物品,多年积攒的照片只剩五分之一左右,只有陆庆屹和父亲在家,看着焦黑的房间手足无措。

父亲从房间里翻出了一个盒子,是他的小提琴,背板几乎成了炭,父亲一边吹着灰一边下了楼。没多久,陆庆屹听到不怎么悦耳的琴声,跑去围栏边张望,发现父亲正坐在天井的井台上,拉琴。

第二天,母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上楼,去看老照片还在不在。

1997年春节在独山,和爸爸哥哥。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在拍摄《四个春天》前,只会摄影,没有任何摄像基础。1500元的三脚架是唯一新添置的设备,后期剪辑全靠买书自学。直到2016年5月,他才开始学习视频剪辑。

原本只想作为礼物送给父母,没想到拿到了龙标。制片方开始搭建团队,声音指导发现,陆庆屹的拍摄过程中没有带过话筒,全部声音都靠相机的自带系统,动效全无、风声巨大;而且,有经验的导演都会用24/25帧拍摄,但陆庆屹用了29.97帧,解决降帧率后面临的变调问题又花费团队不少时间。

“我录的时候实在太不专业了。受过训练的(拍摄者)在这些方面会便利一点,基础不会错,我没有这些基础,慢慢学吧。”陆庆屹说。他停顿了一会,又说,“除了这个没什么问题了,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制作完成后,《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不久后,又在第55届金马奖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和最佳剪辑提名。

聚光灯投射到身上,陆庆屹被不停问及 “片子是如何架构的”,他一直没能给出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说实话没有什么架构,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2017年12月30日,刘耀华帮忙联系了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进行《四个春天》的第一场放映,陆庆屹回贵州接来了父母。

“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母亲说,“祝你梦想成真。”

父亲在观众席上站起身,转身,摘下帽子,鞠躬;回过身,摘下帽子,再次鞠躬。“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头发和牙齿一样白。

陆庆屹控制不住,哭了。

他泪点低,最近一年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演讲中,谈到父母的衰老和自己的无力感,陆庆屹微微握着右手,放在嘴前,哽咽了;路演第一站安排在故乡贵阳,同事偷偷请来了陆庆屹的父母,站在蛋糕和烛光后,他抱着胳膊、遮着脸,哭了;还有无数次放映过后,看到观众安静地坐着,“对我的作品和我的人本身有一种关爱在里边,拥有那么多关爱的时候很容易感动”,眼眶湿了。

12月20日路演首站贵阳,父母到场为陆庆屹庆生,陆庆屹落泪。受访者供图

刘耀华觉得,《四个春天》在表现最普通的部分,又在普通中藏有巨大的不普通。

“很多观众在片子中看到了现实,但是我在里面看到了生活中的诗。那些超越日常的东西,有诗性在其中。”陆庆屹说。

从家庭成员转换到纪录片的拍摄者、制作者,陆庆屹将自己从原本的身份中抽离出来,眺望和感知自己的父母。他说,子女和父母太熟悉了,人对最熟悉的事物会熟视无睹,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比如说只剩一块肉,他们会想着给你留着,那你可能平时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但当这个事情被镜头放大,那个情感也跟着放大了,你会体会到他们的苦心,这个时候也会牵动你自己,为他们多做点什么,产生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

纪录片停留在第四个春天,但生活还在一个春天一个春天地继续下去。2018年快要来时,陆庆屹带父母到大理和丽江旅行,霞光铺在水面上,老人坐着花马车笑了一路。陆庆屹举起相机,拍了好多张。

转眼就是2019。

1月2日,陆庆屹中止路演,回到北京参加《四个春天》的首映礼,结束后,他还要继续赶往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为路演收尾。

以往的这个时候,恐怕早就回了故乡独山,父母一准站在门口等待:“哈哈哈哈,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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