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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农村女人捧起课本之后

郑秀妹演示她拿笔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提着、更像是拿着毛笔。每天晚上洗完澡,她要回到房间里练一个小时的字,现在,她写得比正读初二的儿子要好。她最喜欢给孩子们的作业和试卷签字,尽管老师从没这么要求过,她喜欢提笔写字,一笔一画慢慢写。

览表图书室。图片来自“览表村图书室”微信平台

文|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本文约4461,阅读全文约需9分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读书声从教学楼里传来,潮汕揭阳惠来县览表村黑漆漆的夜晚里,两间教室成了耀眼的光源。学生们在4个小时前已经放学回家,街道上几乎空了。

教室里的是一群超过40岁的妇女学生,白天,她们扛锄头下地、在家编塑料花换钱、照顾孩子和老人,等到了晚上难得的自由时间,她们重新捧起课本。

“虽然我们这里不是山,但在精神层面就是大山”

2018年12月17日中午11点,吴利珠骑在摩托车上出现,头发扎成马尾,今年她30岁,刚有了5个月大的女儿。她身体有些发胖,裹在一件黑色的外套里,广东的12月,风裹着沙尘往脸上拍。

在过去的4年,这位年轻的妈妈,在村里掀起了一场教育“试验”——创办了“览表图书室”和“妇女夜校”。

女子夜校开课的场景。图片来自“览表村图书室”微信平台

在览表村创办图书室和夜校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吴利珠介绍,村里学习风气并不好,由于与陆丰市甲子镇交界,村庄还承受着“毒品”之困。村中文化宣传栏里写了禁毒宣传知识,街上的巨型广告牌张贴着最近抓捕毒贩的照片和身份信息,每个月都有公安临时搭建的岗亭,当街抽查检查。

村中一所小学里,二层专门开了 “禁毒宣传室”,鼓励学生们积极举报家庭吸毒成员。去年6月,览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永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重点的嫌疑对象,一日一查没得说,效果很好。”

村里共有3所小学,览表学校是唯一一所公办学校,校园四栋黄色的教学楼,容纳了从学前班到初三的900多个学生。吴木金说,全村总共26000多人口,但学校从没开过一次家长会。曾有位外地来的老师想开次家长会,全班50多人挨个通知下去,最终来了3个家长。

在当地,按村里长辈们的说法,女孩读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外出打工挣钱。

小学三年级,14岁的吴利珠也提出,想出去打工。在她眼里,辍学打工自由、新鲜、能挣钱,春节的时候,打工的人一批批返乡,各个穿得光鲜漂亮,带着零食玩具给弟弟妹妹。

从览表村出来,她在塑胶厂当童工、到首饰店做销售,在东莞卖衣服、去深圳端盘子,还在天津给人搓过澡。

直到2009年吴利珠到了北京,她的世界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她接触到了社区图书馆、女工合作社,还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校长助理。

在打工子弟学校,她时常想起览表村的孩子——童年由老虎机陪伴,十四五岁辍学、外出打工,母亲多半是不认字的文盲。“我初中就在外打工,所以希望孩子们不要那么早出去,可能他们幻想得很美好,但其实现实很残酷,一出去就不能回头。”

黄开颜佩服吴利珠,觉得她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是村中培新小学(私立)的老师,希望能培养出像吴利珠这样的学生,“我就说走出大山,虽然我们这里不是山,但在精神层面就是大山。”

村子里随处有禁毒宣传标语。新京报记者卫潇雨 摄

“进入社会的他们还会想念学校”

2014年吴利珠回到家乡,她发现离开的十多年,村里似乎没什么变化——妇女仍沉迷六合彩,孩子们还是光着脚在地上疯跑。

黄开颜说,很多家长甚至希望孩子不要读书,等到了六年级、认字了、会说普通话了,就能去普宁、去广州、去深圳打工,在工厂里剪线头,每个月挣1500元工资。

“让他们辍学去打工了,可以回家建房子,是吧?”

北京的学习经历让吴利珠萌发了改变现状的念头。她决定在村子里办个图书室,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学习。

“我们这边,女孩子挣钱也是要寄回家的,要留着盖房子的。就看谁家房子盖得好,谁家就有面子。”吴利珠做图书室不为挣钱,妹妹吴丽媚首先站出来反对。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得知这个消息,览表学校政教处主任吴木金决定帮助她。他找来了学校多余的桌子、板凳给吴利珠送去,还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发在朋友圈和览表村的贴吧上,号召大家积极帮忙。

村民吴飞鸿主动承担了第一年2600元的房租,他初中毕业,“年少无知,觉得(读书)也没多大作用”,从此辍学打工。

有孩子们也主动帮吴利珠粉刷墙壁,图书室刚建成的时候,书架不够,几个孩子从街边搬来了一台废弃的老虎机。

览表图书室内的书架。新京报记者卫潇雨 摄

2014年6月,在一栋居民楼里,一个80平方米的房间成了览表村第一个图书室。

通过购买和公益组织捐赠,图书室聚起了超过3000本图书。览表村的孩子们,陆续开始用看书代替了疯跑。

第二年大年初八,培新小学2013届的校友们集体送了1000元红包,他们大都已经辍学打工,如果还在读书,现在正是备战高考的年纪。“进入社会的他们还是会想念学校,把这份奢望托付在学弟学妹身上。”吴利珠说。

筹办览表图书室,吴利珠贴了不少钱,到2016年,她已经欠下10多万外债,两张信用卡里常年有几万元欠款。2016年8月,她想到了用众筹的方法,动员村民筹钱,“我们希望能找到100个愿意支持图书室的人,每月定额捐助50元。”

吴利珠记得,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时,正赶上台风。窗外狂风大作,点下“发送”键,她深呼吸了几下。

最初,吴利珠以为“也就十来个人会感兴趣参加,没想到很快就达到100人。”目前,“月捐计划”运营良好,成为了图书室工作人员的工资来源。

图书室里读书的孩子。图片来自“览表村图书室”微信平台

“拿着笔杆子比拿锄头种地还痛苦”

孩子们放学有书读了,有妈妈找到吴利珠,提出自己也想学习、想读书。郑秀妹是最早找到吴利珠的妇女,她的小女儿正读幼儿园,每天家长群布置作业。她没读过书、不认字,小女儿缠着她问作业的时候,只能敷衍着说“你去问哥哥”,老师布置了检查背诵课文、抄写生字,她都帮不上忙。

郑秀妹小时候家里穷、没读过书,等大了发现,出门连坐车都不会。在览表村,郑秀妹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吴木金今年50岁,他读小学的时候,班里50多人,一个女生都没有。

潮汕人把儿子叫“逗仔”(逗留的意思),女儿则是“走仔”。“走仔”指的是她长大后,必然嫁往他家,成为人家的媳妇,所以大多数家庭不愿意花钱在女孩儿身上。

对当地的女孩来说,家里穷、辍学打工挣钱、为家里减轻负担,是很正常的心理。女孩们大多满足于小学学历,等14岁小学毕业,村子里有直接通往广州、深圳的巴士,终点站是工厂的聚集点,览表村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发布招工信息。

开蛋糕店的陈丽晶也找到了吴利珠,她记得十多年前的早晨,父亲拿着钱,说是要去学校交学费,“我提着两大桶衣服就特别高兴地去河边洗”,洗完衣服回到家,发现母亲已经跑去学校把学费拿回来了。在外面,她看不懂路牌、因此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工厂,不会说普通话、也没交上什么朋友,因为不识字,稀里糊涂就在劳务合同上按了手印。

吴利珠决定筹办“妈妈班”,雇了三名老师给妈妈们上课,内容相当于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认字、朗读课程。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开课,上一个半小时,地点设在村里面的娱乐中心。

后来,有妇女提出来,“我们这个年纪还能读书,应该改名叫新女子夜校。”娱乐中心有打牌的、打麻将的、闲聊的,上课的时候互相干扰,她们与览表学校校长协调,特批了主教学楼的两间教室,白天上课、晚上给女子夜校做教室。

女子夜校曾经在览表村娱乐中心上课。新京报记者卫潇雨 摄

教室木头桌子里还放着学生们白天上课留下的书。晚上八点,教室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读书声。

有位妈妈,她的孩子读初三,刚好是夜校的同一间教室。她找到了孩子白天上课时候的座位。妈妈和孩子两个人,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坐在同一个座位上读书。

教室的黑板上贴着几个大字:勤学奋进热爱祖国。每天晚上,妇女们坐在台下,拿着小学课本。黄开颜是兼职代课老师之一,他要组织妇女们朗读课文,从第一课开始、一直读到最新学的一课。

妇女们的课本,标着拼音、印着图画,课文大都是100字以内的小故事和诗歌,为了便于认字,每个字有指甲盖那么大。因为大部分妇女不会说普通话,黄开颜要先用潮汕话读一遍,再翻译成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们。

考虑到妇女们大都过了40岁,像真正的小学生那样从拼音、笔画开始学显得不现实,黄开颜决定,直接教她们写字。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是览表村、广州市、陆丰站,教她们出门坐车怎么看站牌,除此以外,还有十二生肖和古代的十二时辰、各个神仙的名字,一切都能成为教材,比如村里下发的通知、比如逢年过节求签的帖子。

每节课,妇女们要学会写四个字。听起来每天4个字算不上多艰难的任务,但有妇女告诉吴利珠,让她拿着笔杆子写字比拿个锄头去种地还痛苦。每到了学期末考试,黄开颜给妇女们挑出来100个字,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写上来80个。

郑秀妹演示她拿笔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提着、更像是拿着毛笔。每天晚上洗完澡,她要回到房间里练一个小时的字,现在,她写得比正读初二的儿子要好。她最喜欢给孩子们的作业和试卷签字,尽管老师从没这么要求过,她喜欢提笔写字,一笔一画慢慢写。

关停

在过去,郑秀妹最羡慕看别人参加同学聚会,她没读过书,但是现在,她也有同学了。

她觉得,读书让家庭关系改善了。在过去,夫妻两个没话说,现在,遇到了不认识的字,丈夫、孩子都会教她。她也开始理解孩子,不再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就打他、骂他,秀妹发现,自己也会学不好老师教的东西,更何况只有四年级、贪玩的孩子。

对读书,妈妈们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因为读书,她们能唱KTV、能发微信朋友圈,也能看微信名字认人了。过去,妇女们不能换头像,生怕换了头像别人就不认识了。览表学校的老师都会以此教育孩子们:好多以前没有读书的家庭妇女都来学习了,你们现在怎么能不好好学习?

览表学校校长吴炳荣说,他支持女子夜校,希望“通过提高父母的文化水平,让孩子有更好的原生家庭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村里的升学率和村民的整体文化水平。”

但黄开颜发现,妇女学习识字的热情像一阵风,很快就消退了。后来,有妇女提出来想学唱歌,他便教她们唱歌,又有人提出学跳舞,他教不了,妇女们开始嚷着不读书了。

有妇女告诉黄开颜,回家练字的时候,老公会说,“七老八十了还读书,丢不丢人?”

女子夜校也遇到了经费问题,据吴利珠介绍,开两个班,请两位老师教学,夜校每月的运营成本是4800元。学生每人每月学费200元,部分经济条件不好的妇女会减免学费,这是去年的运营模式。

但因为要交学费,加上学习的新鲜劲儿退却,坚持上夜校的学生其实一直在减少,“最少时只有约10名学生,其中又只有3个能交上来学费。”

去年7月,村子里瑜伽馆开了之后,妇女们看了纷纷去报名,想要练身材和气质。瑜伽馆每年2000块钱、每天晚上开课,正好和夜校时间冲突,也就不读书了。

吴利珠跟学生们说可能要停办。班上7个学生一起找到黄开颜,告诉他,她们愿意坚持读书。“黄老师他需要多少钱的工资,我们七个人全给他出。”

然而,愿意坚持的10个人里,基础各不相同,一个班开课无法满足全部人的需求,于是,2018年6月,夜校彻底关停。

学校停办以后,郑秀妹发现,她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遗忘了。很多原来能认出来的字,现在看觉得陌生,放在句子里还会读,单独拎出来已经成了生字。

吴利珠把文章发给妇女们看,结果对方发现其中多得是不认识的字,“家庭琐事都能把她搞死,她哪有时间搞这个。”

现在,曾经的夜校附近一块空地成了妇女们的娱乐场所,空地上有草坪和长椅。不过,长椅上没什么人,大家都拿着统一尺寸的凳子,十多厘米高、坐下得前伸着腿,蓝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吴利珠没有死心,她想“调整一下”,2019年重新开始办夜校。

吴利珠的女儿今年5个月,取名“一美”,一美裹在粉色的衣服、被子里,笑起来脸皱成一团。她不希望女儿重复自己的命运,她去镇里妇联开会,也要带上她。在镇政府会议室,党委书记端坐在主席台上念讲稿,所有人规规矩矩坐在下面,吴利珠抱着五个月大的一美站在门口,时不时传来几声孩子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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