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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人民币的不解之缘:“18元8角8分”彰显大智慧

文│尤越

周恩来总理与人民币之间最为人熟知的故事,是他机智应答西方记者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共有多少资金的刁钻问题,只见周总理不卑不亢地答道:“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个答案既没有泄露国家财产信息,又戳破了记者意图嘲讽新中国财力匮乏的心机,赢得了满场掌声。18元8角8分正是人民币从1分到10元10种面值的总和,周总理对这些面额如此熟悉恰是因为他在人民币的设计和发行上注入了许多心血。

票面人物,尽善尽美

第二套人民币五元纸币,

图案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和“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两块语录牌

把本国领袖或杰出人物像印在钞票上早已不新鲜,法币上的孙中山像、卢布上的列宁像都延续了这种设计惯例。

1947年10月,华北财经办在设计第一套人民币主景内容时,就选取了毛主席像。但在上报中央审查时,毛泽东主席指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呢?以后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说吧。”第一套人民币最终选用了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图景作为主景图案。到了第二套人民币时,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查了全部画稿,特别是周总理,针对设计方案提出了很多细致入微的修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要严格贯彻执行不要放毛主席像的指示,“枪毙”了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头前带有毛主席画像的稿件与1元券天安门上有毛主席画像的稿件。体现“民族大团结”的5元券中毛主席的画像被高高举起,周总理同样发话要求调整,这下设计师也为难了,换成什么图案能与民族大团结的主景相协调呢。周总理思索良久,建议换成高举两幅语录牌,语录牌的内容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这一改动体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气魄和大中华的民族精神赋予了画稿图案更深厚的内涵。为求尽善尽美,周总理对票版中的人像“吹毛求疵”,比如10元券原票版画稿中,设计者画了一名苍老的农妇来代表农民形象,寓意中华民族的古老和朴实。周总理对这个设计理念却有不同见解,农妇的“苍老”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却不符合新中国如朝阳初升的光明和活力,“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农民形象敲定了,战士形象又出了问题,周总理直截了当地说:“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1954年12月30日,周总理对更改调整后的10元券正面主景图案的工农形象再次提出修改意见,包括:农妇的神情不如工人精神,眼神要改,尤其是左眼,眼皮要上撩;图章位置较原样高些,标准位置是否可以下来1厘米,将来最高位置达到样张那样;正边墨色发灰,较背边色浅,正面下方花边看起来好像发花;水纹下边单线花边两边浅得少些。人民银行根据总理指示,对画稿进行了全面修改,农妇的神情更加饱满愉快,工人手指远方的姿态也更为有力,战士的形象更加英勇干练。

主景图案是一张票券上最显眼的内容,一定要恰当、美观,本着这一原则,周总理提出了许多具体且中肯的修改建议:比如第二套人民币的1分券的主景是汽车,设计画稿中出现的是美式汽车图样,为免外人误会,维护民族尊严,还是改一下好;第三套人民币中,反应农业的多了一点,应加一张反应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图景,最好把1角的改成这样的内容,因为1角票学生们用的多,对他们可起到教育作用;再如原5元券的正面是炼钢图景,背面是石油矿井,而2元券正面为机械工业图景,背面是露天煤矿,应该交换背景图,这样更为合理。

文字组合,字斟句酌

第二套人民币一元纸币背面,

印有蒙语、维语、藏语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值

周总理曾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说:“钞票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接触面最为广泛,人们朝夕都要碰到它,一定马虎不得。”周总理在对人民币的审查中,正是这么做的。每次人民币的设计稿样送到周总理手中后,他都会在百忙之中对全套人民币设计图稿逐一细细审阅,甚至连第三套人民币1元券稿样中一处汉语拼音的错误,都被他慧眼辨出。

第一套人民币设计之初,“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是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书写的,采用柳体楷书,按照旧俗从右至左排列。董必武感叹道:“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可是值千金啊。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今天眼看着革命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们就要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这是人民的银行,这是人民的货币,这是一件大事呀!”到了第二套人民币时,票面文字改由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任金融研究员的马文蔚先生所书写,使用北魏碑体,依旧从右至左排列。周总理审核第二套人民币样稿时,高屋建瓴地提议,应将这种排列顺序统统改为从左向右。这样的改动于细微处见真章,体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改革旧俗的魄力,开创了新中国下新的文化新的阅读习惯。如今我们早已熟悉了从左至右的阅读模式,但在1954年时,改变汉字的书写顺序尚属创新之举,这番改动早在课本、报纸的改革之前,足以看出周总理的智慧与决断。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在人民币上增加少数民族文字。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蒙、维、藏三种少数民族文字首次共同出现在人民币上。三种文字均为各族书写能手之手书体,并经当时的西康、新疆、内蒙古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审核篆批,中央民委校审,最后由国务院批准采用。第二套人民币13种票券的背面花符中,全部印有蒙语、维语、藏语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值,与汉字共同构成了有机统一的图案,既是书法艺术之珍品,也与民族大团结的设计主题相吻合。

色彩选用,精益求精

第二套人民币二元纸币(蓝色)

在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的原设计画稿中,票币整体以金黄色为主,象征着主景延安宝塔山是人民心中的圣殿。对此,周总理却不以为然,凭借丰富的审阅经验,他指出:“这个券别的金黄色主色调有两处不妥,一是与其他券别色调很不协调,二是与1元券之间的反差较小。这种较小的反差,在广大劳动群众的习惯上,易于混淆。”鉴于此,周总理提议将2元券的主色调改为蓝色。

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刚刚发行四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红色1元券变色、脱色、掉墨以及油墨熔化变黏等现象。

百姓难以辨别新币真假,货币流通市场一度风声鹤唳。中国人民银行对此高度重视,在收集、分析了各地报送的资料后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做了专题报告,周恩来总理对这个报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批示,并转送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传阅,表现了他对人民币印制、发行工作的关怀。周总理在批示中,一方面指示银行,要请科学院的技术专家对红色1元券的物理、化学性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鉴定,另一方面,指示公安部门,分析有无坏分子的蓄意破坏,并研究对付坏分子伪造破坏的措施。人民银行向中国科学院“搬救兵”,请来专家会诊分析,查找原因,中科院经过两个多月潜心试验,最终得出结论,1元券变色、脱色的原因主要是质量问题,而非“阶级敌人暗中破坏”,由于油墨的连接料性能不好,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因而导致了变色、掉色。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红色1元券变色、脱色现象严重的多发于在南方地区。那里的人民群众出于对新币的喜爱,多将崭新的钞票存入松、柏、杉木等具有挥发性香味的木箱中,加上南方潮湿气候的影响,便加速了变色、脱色现象的产生。经过技术鉴定还证实,在不同颜色的钞票中,红色是最不稳定、可变性最大的一种,黑色则是较为稳定的一种,具有耐酸、耐碱的性能。为了维护人民币的威信,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指示印钞厂改进油墨配方,同时,重新设计、印制新版1元券。虽然黑色油墨更为稳定,但是我国民间有尚红的习俗,鲜艳的颜色容易受群众的欢迎,票券上红色的天安门又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设计者对色彩的选择取舍也颇为为难。最终,人民银行提出了黑色、红色两种方案,陈述其各自的优缺利弊,上报李先念同志,转呈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批示:“我以为黑色较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批示:“同意采用黑色”。经过科学的论证和民主的探讨,为了保证钞票质量,1元券最后改为了以黑色为主色调。

第二套人民币一元纸币(黑色)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之初,周恩来总理在访苏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请求,并于1952年正式签订代印协议。

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五元、十元便是请苏联代为印制。为了催促进度、确保质量,周总理多次亲自过问印制事宜。在周总理等领导人的“严管”之下,第二套人民币主题鲜明,政治性与艺术性得以兼顾,颜色配置与尺幅大小合理,印刷工艺与防伪技术有了明显进步,成为新中国最完整的一套货币,标志着我国印钞事业走上了自力更生的坦途。第三套人民币是在我国全面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设计、印制的,得到了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极大关怀和高度重视,他们亲自审查了整套设计方案,对画稿提出诸多修改意见。周总理与人民币的渊源不止在于他对每套人民币的密切关注和具体指示,还延续到了第四套人民币中,为了反映中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的光辉形象,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头像共同出现在了货币上,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中以领袖头像作图案的先河。周总理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与人民币的故事中得以彰显,今天,虽然一到四套人民币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但周总理与人民币的不解之缘将会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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