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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沈清松——今世少有的实践其思想的哲学家(修订版)

沈先生(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称呼,以前我都亲热地称他为Vincent;但尽管如此,我在这里使用这个称呼时又觉得这么自然!)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了,但直到今天我才能平静下来,试图记下这一段时间我心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所念和所感。

噩耗刚传来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感到非常的痛心、悲伤和不舍,但除此之外,我还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这倒主要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能耐而没有在沈先生身上施展,而恰恰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做了太多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让他为我做了太多的事情,它们至少部分地导致或加速了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我查看了一下与沈先生的电邮记录。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个电邮是十一月九日,即他过世前的五天,寄来他为我和我的同事吴启超合编的一本关于朱熹的书(Dao Companion to Zhu Xi’sPhilosophy)所写的一章,是他根据出版社请的匿名评审意见所作的修改稿。事实上,由于其原稿已经非常出色,评审者没有提出很多实质的修改意见,主要都是格式方面的,但他对这些细微末节的问题都非常仔细地做了修订。现在想来我们当初真不应该为这些小事去麻烦他。

我朝前看,他的另一个电邮是十一月八日,那是关于他预定明年春天在我们系做唐君毅讲座教授的事。由于学校的官僚主义,要求他提供一些在我看来有点莫名其妙的东西,例如要求他提供在多伦多大学就职的证明(怎么提供啊?)。但沈先生也都毫无怨言的照办了。

我再朝前看,除了几封还是关于上述朱熹一书的电邮外(其中有一个电邮是问我们怎样在Word中用small caps!),是他在十月五日的一个电邮,他说经过重新考虑,他决定参加我计划在明年春天举行的一个小型会议,Ernest Sosa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我的计划是,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都必须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特别是在当代认识论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Sosa的哲学进行批判考察、并由Sosa本人加以回应。这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中国哲学,同时又要么已经熟悉Sosa的思想、要么愿意专门为这个会议去研究Sosa的思想。所以几乎所有答应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得同意去花相当多的时间,专门为这个会议写论文。考虑到这个情况,我在一开始联系沈教授时也是很犹豫,事实上,他在此之前一日即4日的电邮中还说,他事情实在太多,可能无法参加。对此我感到很惋惜,但也很理解。但隔了一天,他又给了我一个电邮,一开头就是这样的话: “A good news. I decide to writea paper. The title is: ‘Skepticism and Virtue Epistemology:Zhuangzi versus Sosa’。”我现在知道,他一定是不想让我失望,但我是有点喜出望外了。

我继续朝前查,那是他九月五日发来的电邮,寄来的是他的另外一篇稿子。今年三月份,我办了一个与上述关于Sosa的会议类似或者说相关的会议,围绕的是当代美国另一个重要的哲学家Michael Slote。我是打算以“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为题作一个系列的会议和出版物。这个电邮中沈先生寄来的是他根据会议的讨论和Slote在会议上的回应所作的修改稿,将与其它与会者的文章,连同Slote的回应,收入我要编的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Slote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

我不再继续朝前查了!

看看,就在他过世前的这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我就要他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不说他在此之前对我工作的频繁和大量的帮助和支持,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在这两个月中让他为我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休息,而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休息,他很可能不会这么突然离世!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这就使我想到了本文的标题:沈先生是今世少有的实践着其思想的哲学家。沈先生的哲学非常丰富,但熟悉其思想的朋友都知道,在他晚年(事实上,一直到过世,他还没有活到晚年!我这里指的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心爱而又最着力加以发展的是其“对他者的慷慨”这个非常深刻的哲学概念,尽管这个概念本身他很久以前就提出来了。当然这个概念在沈先生那里非常丰富,不仅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宇宙论、解释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等方面的意义。我在这里只限于其伦理的层面。

在伦理的层面上,这个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慷慨,一个是他者。关于慷慨,沈先生自己有这样一段话,“慷慨是一种无私的赠与之德。‘赠与’不是‘送礼’,因为送礼蕴含着还有回礼,因而是属于一种相互性(reciprocity)的行为,然而,赠与却纯属无求的给予,无求于回报,也因此,赠者白白给予,而受者也白白接受,完全超越了相互性,这才进入了慷慨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对于沈先生来说,一个具有慷慨之德的人既不象尼采的强者,只是因为自己拥有得太多而向外溢出,而不管受者为何人,也不是从自身出发,即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己所欲者,也许不为他人所欲,而己所不欲者,则不一定为他人所不欲。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调对他者的关注在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达到对他者的了解,沈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即外推(在用英文写作时,如在为我所编的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Philosophy所写的一篇文章“Appropriating the Other and TransformingConsciousness into Wisdom” 中,他用了“strangification”这个字)。什么是外推呢?按照沈先生自己的看法,就是“自我走出,走向他人、走向陌生他者的行为”,也就是要理解他者,特别是要理解他者之与自己的不同之处。

当然,对沈先生哲学思想的讨论需要找别的场合。我感到的是,“对他者的慷慨”这个概念是对沈先生自己一生的多么好的描述啊:“赠者(沈先生)白白给予,而受者(我们)也白白接受”!我上面说,沈先生是今世少有的实践其哲学的哲学家,但换一句话说也同样适合:沈先生是今世少有的其思想反映了其生活实践的哲学家。关于这一点,任何跟他有所接触的人都会深有体会。由于他的这种对他者的慷慨与他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联系在一起,往往使得受者不仅不会有任何不安,反而会觉得非常自然。我记得有一次他来美国参加美国哲学年会,会后相互认识的一些朋友一起去吃晚饭,沈先生坚持要付帐,理由是,当时正值加元升值,他说,这使得他一下子富了很多,在美国看看什么东西都这么便宜。可是几年后,在类似的场合,正值加元贬值,他又坚持要付帐,这次的理由是,现在加元不值钱了,没啥用,请大家给他个机会赶紧把它脱手!在经历到这些事情时,我往往会想起《庄子》在讨论“至仁无亲”时的一段话,“以爱孝易,以忘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我想沈先生在对他者慷慨时是如此自然,不仅他一定已经忘了自己在对他人慷慨,而且我们作为他的“他者”或者“受者”也感觉不到他在对我们慷慨。这恐怕就是《庄子》书中所说的真人所能达到的自忘并让他人忘的境界吧!

沈先生的慷慨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方面,即你要求他帮助、支持你什么项目,他总是非常爽快地答应。更重要的是,也是跟我自己不一样的(当然也是我要向他学习的)是,他一旦答应了一件事,特别是作为一个集体项目的一部分,他从不拖延。好几年前,看到英语世界出版社的“伴侣”(companions)丛书热,我发觉缺乏关于中国哲学的伴侣丛书,于是决定编一套以中国哲学为焦点的丛书(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我邀请沈先生负责第一批中的先秦儒家哲学(Dao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这一卷。这是一件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事情,它要求编者不仅设计出该书的构架,包括具体的章节的题目和大致内容,而且还要求寻找合适的作者,在作者完稿后还要通读每一章,提出修改意见,在修改稿寄来后,还要确定所作的修改都令人满意以后才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在安排匿名评审后,又要求编者安排作者根据匿名评审的意见再作修改,直至修改令人满意为止。更为麻烦的是,现在出版社,特别是商业性的出版社,要求编者还要从事额外的文字编辑工作。沈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不仅保证质量还按时完稿,成了这套丛书中的第二卷,在2014年正式出版。沈先生的这种敬业精神也表现在我在此之前和之后请求他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上,包括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最近的几件事。他跟我说起,在这样的集体项目中,如果他拖延,那么就对这个项目中按时完成其任务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年轻作者)不公。也许这也是他对“他者”的关注的一个方面吧!

说起来,我自己认识沈先生也不是太早。在他来北美之前,我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去多伦多大学就职以后,我们就马上认识了,并建立了友谊。我记得我们最早是在美国哲学学会年会和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上经常见面。从表面上看,我有与沈先生类似的兴趣,即不仅做哲学也做宗教研究,不仅喜欢中国思想也喜欢西方思想,不仅对古代的东西感兴趣也对现代的东西感兴趣。事实上,我与他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首先,我只是对这些方面都有些兴趣而已,所知道的都是一些零碎和皮毛的东西,而沈先生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博学是举世少见的。

其次,我基本上是个书呆子,而沈先生不仅精通学问,而且生活其它方面的知识也是令人吃惊。我记得我还在美国任教时,他有一次来我们学校演讲,晚上跟我们系里的同事一起吃饭,后来不知怎么谈起了葡萄酒,他讲起来就好像在谈论哲学问题时一样,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事后我的一位对葡萄酒自觉也很有研究的同事就对我说,“你这个朋友真的了不起!”当然他的知识的渊博并不是天生的,而来自其勤奋。记得在他在我系里做了演讲后的第二天,我带他到附近的一个Amish社群。这是基督教中非常保守的派别,拒绝现代化;他们都是农民,但还是坚持用马犁田。而且这个社群就在繁华的现代城市费城外面。我看沈先生非常感兴趣,不仅不断地问领我们参观的人,而且走时还买了关于这个社群的好几本书,说回去以后要好好研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在上面说过了,沈先生是将其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伦理思想溶化于其生活实践中的人,而我迄今为止还只是在写这方面的论文而已,如果自己的论文能写得自圆其说就已经沾沾自喜了,比较起来真的觉得非常汗颜!

不管怎么说,我跟沈先上在上述那些方面表面的类似性也可能迷惑了他,使他对我关爱有加,对我做的事情也格外支持。我记得除了一开始我们经常在上述的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上见面外(后来他很少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们之间得到相互了解最深的一次机会是在2005年。沈先生在多伦多大学举办一次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台湾来自黄俊杰教授团队的人,北美参加的人很少。我记得就是我和现在已经过世的原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柯雄文是从美国过去的。由于黄俊杰教授的团队自己有经费支持,沈先生便想办法支持我们,结果就安排我住在他自己的家里。也是在这一次,我首次认识了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刘千美老师(当然被我认识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以后会频繁地要求她为我做事,特别是为我所主编的刊物作评审,只是刘老师跟沈先生一样,从来没有拒绝过!)。

这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很多。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次的交谈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了他关于对他者的慷慨思想。由于这个想法与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一开始称之为道德铜律,即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又称之为差别伦理学,即我们在从事道德行为时要重视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和在不同的行为对象之间的差别,最近又称之为以行为对象为中心的相对论,以与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相对论和以评判者为中心的相对论相区别)非常接近。所以回去以后,专门找了沈先生在这个方面所写的一些作品,发觉尽管我们的侧重点不同,涉及的问题的广度相差很多(我上面讲过,沈先生的对他者的慷慨是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而我的想法只限于伦理学),但我们都强调对他者而不是自我的关注。鉴于这一点,我在2010年费城举行的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上,组织了一场讨论,题目为“Ethics of Others: Levinas in Dialogue with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Daoism,”我的论文以道家特别是庄子为中心,沈教授的论文讨论儒家,讨论佛教的是Dan Lusthause ,而沈先生的一个学生兰菲则讨论Levinas。这个讨论很成功,吸引了不少的听众。后来有一家出版社甚至希望我们各自能将论文展开,放在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当初我跟大家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当时大家手头都在忙着一些别的事情,决定暂时放下,等以后再找时间重新回到这个计划。

很显然,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继续跟沈先生将这个未尽的项目完成了。但沈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还是可以逐步消化的。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虽然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更有意义也是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把沈先生的思想不只是作为学问去研究,而且是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去实践,也就是说,要像沈先生那样,努力做一个实践着自己的哲学的哲学家。但不管如何困难,只有努力这样去做,才能告慰于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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