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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枪与走火

撰文丨古 月

编辑丨夕 夕

文娱价值官解读:

多年以前,姜文丢了自己的枪,多年以来,在《寻枪》这部云诡波谲的在现实和臆想中纠缠不清的电影里饰演早泄警察的姜文终于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寻枪》后一年,香港导演杜琪峰推出了PTU,这同样是警察寻找失枪的故事。而那两年,恰恰是著名的 B 级片导演邱礼涛作品问世最少的时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是,2011年《等候董建华发落》成了他最后一部水准以上的严肃题材电影。

在21世纪的头几年,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品的矛头指向了体制,他们所做的不只是简单粗暴的控诉,而是其中人的异化和矮化。

自此之后,姜文继续沉迷在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一般的迷幻狂欢叙事中不可自拔,杜琪峰则锋芒不改继续向体制猛烈开火,而邱礼涛只能在《拆弹专家》之余和黄秋生一起合作《失眠》来向大家宣告廉颇确乎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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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至今,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从堪堪11亿元人民币暴增到今时今日的600亿元预期,但,姜文却从当年的宠儿成了如今的弃儿。

历史故事和人物,是用来敷衍电影故事的工具

2010年,全国电影市场票房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100亿元,是年年底上映的《让子弹飞》最终成了历史上首部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国产电影。四年之后,《一步之遥》同样选择在年底上映,在市场扩容后的最终票房却仅有不到5.2亿元,这一票房甚至低于备受恶评的《澳门风云》和《小时代3》。到了2018年,《邪不压正》的首周票房是3.11亿元,而稍早上映的《我不是药神》正式公映首周票房则超过了12.83亿元。

八年时间里,姜文故事的舞台从南方的小县城转移到花团锦簇的二十年代的上海再到七七事变前夕的北平,而《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之间更是从叙事上构成了一个闭环的联系。

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以1920年的阎瑞生案为原型,2年后,在北京以北,李天然的师父一家却遭逆徒朱潜龙及日本人根本一郎灭门,而就在李天然被蓝青峰送去美国后的1925年,历史真实人物施剑翘的父亲被孙传芳斩首曝尸。

此后,姜文的故事便和历史开始有了分野。

在现实世界里,施剑翘在1935年大仇得报并在1936年被民国政府予以特赦,而在姜文的异想世界中,施剑翘化身为裁缝关巧红默默潜伏,直到卢沟桥事件爆发时,她才终于有机会向同样胆怯懦弱一直为自己的逃避寻找合理理由的李天然袒露了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在姜文的故事中,真实历史中的故事和人物不过是用来敷衍电影故事的工具而已。

雍正皇帝画像

任何一个稍微熟悉清代历史的人在了解民国政府对施剑翘案件的态度后,都会情不自禁联想到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案。在曾静表示悔过认罪并写下《归仁录》后,雍正就赦免了曾静和张熙二人,并将相关文件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分发全国以正视听。吊诡的地方在于,在雍正去世后没多久,乾隆皇帝不仅违背了父亲的训诫将曾、张两人处以凌迟,还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进行销毁。

可以看到,民国政府和清代皇权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雍正对曾、张空前宽容的出发点是为了向大众证明自己的清白以及基于此的权利合法性,在《施剑翘复仇案》(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中,林郁沁(EugeniaLean)分析指出,当时中央政府的统治并不牢固,于是这个“正在试图合法化它的道德及政治合法性和威权力量”的政权为特赦注入了新的政治和道德色彩,将自己和群众的同情共情联系在一起。

在真实的历史中,无论再怎么威权的政权,它依然需要取得群众的认同或者至少不反对,这种统治基础无论如何是无法或缺的。于是,如何向群众巧饰和粉饰就成了一门专门的技术及艺术。

事实上,片中的两处死亡场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

李天然剧照

蓝青峰谋杀了亨德勒医生,而后在棺材前他痛哭流涕地向李天然一再声明大夫是自己谋杀的,而李天然亦涕泗交零地认定是自己连累了养父,讽刺的是,姜文扮演的角色愈是真挚直白地反复指出真相,李天然便愈加认定是自己的过错。

类似的设计在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中便已经有“打死我也不说”这样让人绝倒的段落,而在姜文的电影里,这一场景设计的残酷性和现实性在于,真与假、是与非在这一刻全部被消解。真相对于双方而言就好比是一个莫比乌斯环,两人的误解越深,他们的共识反而越多,于是,一个父亲谋杀了另一个父亲,李天然才能更加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作为儿子的职责,听从蓝青峰的指令去完成这个体制父亲赋予他的使命任务。

在这里,这门艺术的真谛便是说真话。而真相与真话往往并不等同。

而另一个场景更加直白。

根本一郎剧照

根本一郎见蓝青峰不愿与之合作,便下令当场击毙为蓝的情报网服务的三名洋车夫,其后,警察粉墨登场,立正朗声汇报锄奸成果,花枝招展的女记者鱼贯而出,拍摄已经被设计好的场景。一瞬间,为国家服务的间谍反倒成了汉奸,而助纣为虐的汉奸反而成了英雄。

艺术家的浪漫主义边界究竟在哪里

显然,谁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拥有了解释和阐释的权利,谁垄断了阐释的权利,谁便拥有了当下和历史,无怪乎克罗齐说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看到,持有美国护照的亨德勒大夫可以面对日军而不色变,却被民国政府的蓝青峰谋杀并冠以变态谋杀犯的污名,而他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威胁。

在这个中美日三角色的食物链条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正名”,这个“名”可以有名无实,可以名不符实,但是,却是时局和秩序最后的一层遮羞布。

而这同时也是姜文故事的持续推动力,蓝青峰是在国家大义的名号下杀人放火金腰带的,关巧红是在等待复仇的名义下追寻却又放弃复仇机会的,而李天然则是在服从组织安排顾及大局的名义下为自己的胆怯开脱的,而朱潜龙也有为师父复仇、依靠公开击毙囚犯的正义警察局长令名。

不独《邪不压正》而已,上溯到《一步之遥》,声名狂欢幌子底下就是生与死,而追溯到《让子弹飞》,整个故事就是建构在名实真伪基础上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一直存在于姜文的作品叙事之中,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扮演的老唐本来已经对房祖名饰演的小队长和他妻子的关系释然,但是,后者的一句话最终还是逼得老唐怒从心头起用猎枪击毙了小队长,而整个叙事都有意甚至刻意抵牾普通观众的认知和接受而呈现出一种迷离交错的姿态。

从某种角度而言,姜文身上都有着强烈而喷薄欲出的浪漫主义色彩。

但艺术家的浪漫主义边界究竟又在哪里呢?在混乱与过火的《邪不压正》中,姜文的浪漫主义遭遇到了现实主义的沉重打击。

姜文的《邪不压正》遭遇了市场惨败

历史上最好的艺术家或多或少总是有着反社会和反潮流的气质的,众所周知的是,姜文向来对评论家们嗤之以鼻,当我们严肃正经地讨论《邪不压正》本身的得与失时,这个成长于贵州喜欢吃辣的大院子弟或许只会嘲笑着暗自说道吹皱一池春水,看到观众、评论者们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自己设置的一个又一个迷宫与陷阱或者惶恐不安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老羞成怒饱以老拳,姜文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这个熟稔生于60后的男人也会赞同与人斗其乐无穷吗?

或许,姜文想对世界说的话早已经借《阳光灿烂的日子》片尾路路的那句台词道明了。

55岁的姜文早已经不再故意难为记者,他配合着宣传参与路演,参与到这个成熟世界的商业秩序和规则之中,他的电影里不再有对着镜子自说自话的马小军、不再有风骚的林大夫,他懂得投市场和投资方所好选用肌肉演员,他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努力让自己至少表现得不那么与众不同。

在55岁的时候,杜琪峰这一年没有作品面世,次年,这位倔强高傲的艺术家最终还是进入内地制作了合拍片,六年后,刚过了耳顺之年的他作为监制制作出了《树大招风》,其后,这部电影成了禁品。

在55岁那一年,邱礼涛再次拍出一部三级片,名字是耸人听闻的《雏妓》,这位曾经憧憬拍出《黄土地》、《童年往事》最终却以cult 片闻名的导演以罕见的态度和精神制作了一部真正尊重和讴歌女性的作品,香港著名影评人舒琪将《雏妓》评为2014年最佳港片。

三流的艺术家总是各有各糟糕的地方,而一流艺术家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

黄碧云说,艺术是一种处境与态度,并非职业,也不一定有成果;是那种矢志不渝;那种在不完美与缺陷之中,寻求和谐与完整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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