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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黄埔是一家”黄埔同学会的由来

1975年3月19日清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国民党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收听广播,当播音员说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时,整个礼堂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还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293名战犯获特赦的消息当时成为海内外舆论的热门话题,台湾把特赦令看作是新中国的宣传策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这些战犯不乏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有不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与留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层有着情感上的联系。

作为军官培养学校,黄埔的军事人才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抗战时,延安也曾建立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每年都召开黄埔同学聚会联谊活动,动员大家积极给敌占区的黄埔同学写信,大力宣传一致抗战,吸引了许多黄埔校友到延安参加抗战。

1979年,筹办过延安黄埔同学会的郑新潮手抄30多份《关于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前往北京,花费5年时间,找到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黄埔老校友提交《关于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与此同时,1984年初,宋希濂、蔡文治、李默庵和在美探亲的侯镜如共同发起成立“旅美黄埔军校同学及其亲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并发表《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宣言》呼吁:“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国至上,切盼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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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期间,侯镜如请邓小平之女邓榕介绍了黄埔同学及家属促进统一会的成立情况和意义,希望她回北京后,向邓小平报告,取得他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中国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1984年6月14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会长,程子华、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任副会长,黄埔老师聂荣臻、许德珩任顾问,黄维、文强为理事。

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在知道黄维特赦释放后,因熟知黄维为人刚直,写信希望得到应有的待遇。在黄维的介入下,1986年,74岁的周廷烈当上贵州省平塘县政协委员,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避免了晚景凄凉的命运。甄别老兵,也成为黄埔同学会的日常。

1985年初,由于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在国内黄埔同学比较集中的沈阳、西安、上海、南京和黄埔军校旧址所在地广州五市成立地区性黄埔军校同学会。

1987年10月14日台湾放宽往来大陆探亲后几天,徐向前以黄埔同学会会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话,表示“天下黄埔是一家”。邀请黄埔校友前往大陆寻根祭祖,探亲访友。到1988年,黄埔同学会扩展至全国。

1990年,黄埔同学会的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5月,台湾黄埔同学、曾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邓文仪率团访问北京。邓文仪回到台湾后,倡议成立与大陆黄埔同学会性质相同的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邓被推举为荣誉会长。

各地黄埔同学会成立后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经常参加政协的活动,统战部有时也单独召集黄埔同学们活动,主要目的是和台湾的黄埔同学沟通。

据说一位12期的同学向时任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12期)发过一封信,郝柏村用暗语回了一信,但并没有破译出它的内容。之后同学会活动几年,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徐向前逝世后,学生会的工作慢慢松弛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些地方的黄埔同学会就停止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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