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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冰纯:公共性的消亡、关于“女子力”的反思与“精英中产的抗争” | 访谈录

“智识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

媒介研究学者孟冰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媒体与传播系副主任。多年来,她的研究基本围绕体制、技术、市场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展开。

在对版权、超女、双11、恶搞视频这些案例的分析中,她考察了当代传播实践中从微观到宏观,覆盖政府、大公司、个体的权力运作模式。在数字民权组织 EFF 创始人去世、脸书与剑桥分析丑闻曝光、“女神节”被创造出来提振消费的 2018 年,这些问题越来越无可回避。

她的大学时代与中国的市场化巨变几乎同时开始。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中国的经济引擎与官方哲学,意识形态论争从公共讨论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效率、技术、财富为关键词的实用主义。房地产崛起,互联网正在酝酿,阶层迅速分化。人们很少感到,“机会”离自己如此之近,尽管历史表明,真正“抓住机会”的只是少数人。

这些“少数人”的故事足以造就一个乐观主义神话。这是一个关于“发展”的神话,它赋予了“全速前进”不容挑战的魅力;这也是一个关于“消费”的神话,它将商品置于生活的核心,量身定制了人们的欲望与生活方式,像重写代码一样重写了人性。那些没赶上车的人,那些自认没有从中获益的人,那些不再快乐的人,被归咎于自身的愚蠢与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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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冰纯试图解释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媒介文化,以及创造这种媒介文化的社会背景。

很多时候,孟冰纯表现得比一些人更克制,比如她将柴静的《穹顶之下》称为“中产阶级出于自保的极有限义举”。她也不同意那种“智识上最便当、道德上最有利”的精英主义立场。

我们和她谈了一些“和生活有关的严肃的问题”,希望这些凝练但不简短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Q:好奇心日报

M:孟冰纯

1. 公共性的消亡,休闲时间和创造力的商品化

Q:从 60 年代例如居伊·德波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广告、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构建的“景观社会”有很深的忧虑。您觉得当前的文化景观可以用哪些关键词来描述?

M: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并不是从 60 年代才开始的,更早地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写的那篇文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他们作为二战流亡到美国的犹太学者,忽然面对美国的大众文化产业,处于非常震惊的状态。他们以为自己离开了纳粹的意识形态控制,但到了美国,他们意识到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对文化的塑造力量似乎并不亚于他们在德国经历的法西斯宣传。

如果我们要顺着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的思路描述当代的文化景观,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商品化。那本书里讲“景观”的时候,是讲媒介产品的商品化逻辑无处不在、包容一切,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媒介产品、媒介内容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并且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中流通。“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就是说它以营利为目的,“以商品的形式流通”就是说它被赋予了一个价格。以营利为目的生产出的媒介产品所需要追求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

但在现代数字媒体的语境下,商品化已经超出了产品和内容的商品化,还有很多其他维度。比如“休闲时间”。1970 年代,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斯迈斯(Dallas Smythe)就提出了“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的概念——当时他讨论的还是商业电视。他觉得北美商业电视的内容看上去是免费的,实际上却是把受众的注意力、休闲时间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当受众觉得自己在观看一个免费的媒介产品、在休闲时,“休闲”其实变成了帮电视台工作,休闲时间被商品化了,因为电视台是根据收视率收取广告费的。

在数字媒体的环境下,休闲时间的商品化就更加明显,比如你在社交媒体上所有的活动都会留下一个数字踪迹(digital trace),都可以被记录在案,被社交平台作为数据打包、分类,用来预测各种各样的用户行为,卖给广告商、政治营销公司——最近脸书和剑桥分析的丑闻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这种商品化的过程非常普遍,又非常隐蔽,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除了休闲时间的商品化,创造力也被商品化了。你看很多所谓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平台,像 YouTube,刚开始是用户生产内容,相应的话语是“大众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可以做自己的媒介产品,进入媒介生产和流通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了,每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故事”。

但这很快又进入了商品化的逻辑: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给平台带来流量,平台的广告收入大大增加;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越频繁,平台获取的数据也越多,由此进一步带来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商品化。在数字平台出现之前,这些信息和隐私是没有作为商品被分类、管理、交易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媒体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商品化的逻辑在不断扩张,扩张到对休闲时间的统治、对个体创造力的统治、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统治。

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公共性的消亡。在无处不在的商品化的逻辑下,个体和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了消费者和商品的关系。这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第一,消费者需要有一定的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因为文化产品是有价格的——付费观看、付费服务(pay per view,pay per service);第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者和商品是用完即弃(disposable)的关系。这要追溯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的媒体或者说信息产品是被过度生产的,生产出来的内容远大于大家能够消费的内容。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之一就是当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资本家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再投资再生产,那么这个链条就断了。

所以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这本书里就很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关系。你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来维持消费能力,需要制造一套话语扩张和强化消费的欲望,需要告诉大家对自我的定义也好(比如品牌与个性的营销话语),对社会角色期待的满足也好(比如做个好母亲就是为全家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对生活中任何困境的解决也好(比如购买情感和陪伴服务),都是要通过消费。现在的整个文化产业都在不断强化这种逻辑,你要更新换代,就像苹果手机一样,需要一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不断鼓励消费。这样,个体在想象和媒介、文化产品的关系时,他天然地会想象为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关系。

另外,数字媒体也带来了媒介化的问题。媒体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日常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主选举的社会,政客要为自己的 选战设计一个政策平台(policy platform),要想方设法说服自己的选民(constituency)。现在给政客组织选举的很多都是资深媒体人,因为政治选举是不可能离开大众媒体的,所有和选民的沟通都要考虑到媒体的逻辑。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你的政策是什么,而是你希望在选民面前树立什么形象。你需要考虑把广告投在什么平台上、这个平台的主要受众是什么。所以对媒体逻辑的考量已经渗透到政治的运作。

文化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媒体的逻辑带来了泛娱乐化的倾向。这和政治也是相关联的,很多时候政治选举都成了媒介景观、一个脱口秀一样的节目。媒体的逻辑能把任何严肃的公共议题都做成脱口秀、做成景观,哪怕人们有时会很认真地为一些事情争论,但一个兴奋点过去之后又会有新的兴奋点,每个兴奋点维持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当兴奋点在媒体上炒作的时候,人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议题背后的语境、历史、前因后果。

任何一个公共议题都可以被娱乐化,没有空间容纳认真、透彻的讨论,很多时候就成了站队、骂架。这和哈贝马斯当初期待的图景——媒体建构一个公共圈(public sphere)、大家能在其中进行商议、达成共识——相去甚远。

电视剧《黑镜》第二季 “The Waldo Moment” 一集中,节目组创造了一个虚拟卡通人物参与议员竞选,以口无遮拦的“率真”攻破了严肃的政治讨论。来源:豆瓣

再说日常生活,波德里亚讲过拟像(simulacra)与仿真(simulation)的问题,认为符号和现实、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了。本来,一个故事、一部电视剧是对现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你可以说这种再现是一种歪曲(distortion)、说它掩盖了什么、误导了什么,但这还是在承认符号和现实二元对立的前提下讨论二者的关系。但在二次元的世界——当然这是一个我非常不熟悉的世界,经常是听学生讲——能指背后还有没有所指,这个问题被悬置起来了。有个学生跟我说,她的硕士论文要做网游——你应该知道叫“恋与制作人”,其中有一个男生叫李泽言,这个角色过生日的时候,有女粉丝筹款给他买了一个霓虹灯广告牌,祝他生日快乐。我想这就像波德里亚当初说的,迪士尼主题公园的符号背后是没有所指,因为所有那些卡通形象本来就跟现实没有对应关系,那主题公园就成了符号的符号。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例子吧,也体现了媒介化与商品化之间的关联。

站在左翼学者的立场,这两种趋势带来的忧虑就是另类想象的匮乏。居伊·德波的悲观看法是,已经没有机会提出、发展另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是阿多诺、霍克海默批判文化工业的一个重点,大规模复制的文化产品制造了一种幻象。

你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媒介环境中,不知道该选什么好,有种 “spoiled for choice” 的感觉;但阿多诺说,你作为消费者的选择和自由都是在别人划好的边界之内的,你只是在这个体系提供的商品中选择,你甚至不知道是否还存在另类的选项。

2. 短视频的逻辑,以及,直播真的有“多样性”吗?

Q:您讲到用完即弃的消费品、“数字劳工”式的用户参与过程时,我想到的两个例子是直播平台和短视频。他们是否代表了当代文化生产的一些特点?

M:对,这两个都是挺重要的例子。短视频是挺应运而生的,它有一个技术的语境,你可以把智能手机看成一个整合的技术平台,你用一台设备就可以参与很多不同的活动,短视频当然与此有关;另外我也和很多短视频平台聊过,他们有一个考量:怎样才是视频的最优长度?他们发现很多人看短视频是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因此时间不能太长。这就已经给短视频能够呈现的内容、呈现内容的方式作出了很多规定:它应该是适于视觉呈现的,议题选择不能太复杂,复杂议题的论述必须尽量简化,比如一个调查性报道才能说清楚的问题是没法通过短视频呈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逻辑、媒体平台的逻辑、用户使用的逻辑已经对内容做了很多规定。

直播平台也是,它可以打着“赋权”(empowerment)、“让普通人发声”的旗号,跟 YouTube 这样的平台类似。同时它还可以声称自己具有真实性(authenticity),因为过去内容是专业人士生产、需要经过守门人(gatekeeper)的过滤,最终决定观众能看到什么;现在这个中间环节被拿掉了,大众直接面向大众发声。

但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多样性”的质疑。你会发现,直播平台上的那些红人,他们的形象、他们直播的内容并没有太多元。有一类是奇观式的,比如吃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展示令人咋舌的技能;还有一种是女性的表演、和网友的互动。“网红脸”的审美取向是非常单一的,这个词本身就是说:你想红就得符合某个单一的标准。而在女性的直播表演中还有很明显的情感劳动的成分,完全延续父权体系下的性别化的劳动分工。

主播粉丝活动。来源:@Today今日网红 3、数字媒体上的精准营销如何打散了共同体意识

Q:快手、抖音这样的平台之间似乎存在鄙视链,不同媒介的受众之间出现了某种壁垒甚至对抗,很难产生有效对话。您觉得这种分化的根源和影响是什么?

M:在网络兴起之前,文化产品的消费就一直具有阶级性。LSE 社会学系的 Mike Savage 在英国做的一个大规模历时性社会调查很说明问题。他们要研究英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问卷当中有关于文化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主要休闲活动是什么?是去听音乐会、听歌剧、看芭蕾,还是去酒吧、听摇滚乐、流行乐?可以说文化产品的消费一直是和阶层分化分不开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ou)的《区隔》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当然在英国,BBC 这样的公共服务电视有一个很强的使命,要有公共性、覆盖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它有一种公共使命感。即便如此,你问英国那些工人阶级,很多人还会说 BBC 就像牛津、剑桥一样,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文化机构。

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随着平台对用户行为习惯与偏好的掌握越来越精确,确实存在受众细分、碎片化的问题。媒介文化研究将其称为从大众媒体(mass media)向小众媒体(niche media)的转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个体和文化产品之间是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关系,那么生产这些商品的机构对消费者的特点和习惯掌握得越精确,就越有助于实现精准营销。他们的逻辑从来都是,我给用户推送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脸书和剑桥分析丑闻背后的逻辑。所有这些营销都可以被看成一种说服,而说服要最有效,就需要对说服对象有充分了解,知道什么样的修辞、什么样的言说方式能最大限度地说服 ta。

这确实带来你刚刚说的问题。就是随着营销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精准,公共性就丧失了。当公民的信息渠道完全不同的时候,就失去了进行讨论的基准点。拿美国选举来说,你在社交媒体上收到的信息推送可能和你的邻居、你周围的其他人完全不同,大家就像生活在一个个筒仓(silo)里面,想法被媒体的精准营销、政治营销不断强化。为什么 BBC 这样的公共服务媒体强调“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它认为民主政治要能够运作,就需要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信息来源大致相同,对公共事务起码在事实层面有共同的认知,有对于整个共同体的认同、责任感和参与感。但当数字媒体上的精准营销将这种共同体意识打得七零八散,大家就像生活在不同的话语空间之中。你要让这些人在一起进行政治商议,就更难达成共识,因为连最基本的起点——哪怕事实性的东西——都找不到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现在视假新闻(fake news)为洪水猛兽,因为这的确动摇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如果连事实层面的基本共识都找不到,就更不用说观点了。

今日头条地铁广告。来源:树影水心 / 知乎 4. “女神节”为何是性别政治的倒退?

Q:您提到的“精准营销”好像也包括针对女性的营销。很多商家通过互联网渠道展开了对女性的宣传攻势,比如“女神节”、打车优先派单等福利。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M:我写过一篇以双十一为案例作话语分析的文章,集中分析双十一前后媒体、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所谓“败家娘们”这个话语体系非常突出,马云自己在某一年双十一之后还发了一条微博,感谢中国广大的女性网民,因为他们消费不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老公和孩子,所以功不可没。我把这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父权资本主义”的典型体现。

如果要理清这件事的逻辑,可能要回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性政治、性别平等议题,以及这些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变化上来。社会主义时期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这有很重要的进步意义,它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走向职场,参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一个突破。当时存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导向,国家扮演了很重要、很积极的角色,而且国企不像市场化环境下有那么明显的性别歧视。

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国企改革之后,女性就业、参与生产活动出现了很大的倒退。因为当你用市场化的逻辑来算计劳动力的使用时,很显然使用女性劳动力是不划算的,比如存在产假的问题。还有一些工种认为女性不适合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逐渐退出了对于劳动和就业性别平等的干预。

与女性就业不平等相伴生的,就是强调让女性回归家庭,回归母职,而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这些角色都和做合格的消费者分不开。你看马云的话,就是说女性最重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她掌握家庭的消费大权,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家庭中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成了商业广告、消费主义话语的天然目标。

再回到性别政治的问题上,所谓“女神”这一套话语和社会主义时期相比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性别政治,它表面上说要膜拜“女神”、对“女神”尊崇有加,但这套话语分配给女性的期待是完全处在男性的凝视下的。你想“女神节”这种节日设定的女性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形象?完全就是把女性客体化,是将女性高度性征化(sexualised),来符合男性眼中的“美女”形象。

这套话语其实也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性别中性化话语的反拨。1980 年代关于“人性论”的大讨论认为过去压抑了所谓的“人性”,当时有一种声音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性就像一个铁姑娘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去性别化或者说中性化的,它抹杀了女性气质,它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专制政权对人性的压抑。但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说,后来所谓的“寻找女性气质”完全是倒退,它把女性气质和男性的差别定义为“柔美”:“解放”了的女性要用化妆品、用服饰找回和凸显自己的女性气质,这就退回到之前非常落后的性别角色、性别分工。另一方面,“女性气质”也和消费主义无缝衔接,只有通过消费、通过特定类型的商品才能维持和打造你的女性气质。所以双十一也好、女神节也好,貌似尊重女性,但实际上让性别政治甚至倒退回了封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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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些商家采用了“女子力”这样的修辞,通过肯定女性的经济自由、肯定女性享有欲望的合法性来确证女性的独立地位。您怎么看这样一种宣传话语?

M:很多西方女权主义者讲过“女力”(girl power)这个问题。这套关于女力的话语是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相关联的。这种逻辑一个是非常强调个体,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生活境遇负责,也就是所谓的自我责任(self-responsibility)。作为女性,如果你看上去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不符合通常设定的“女神”的形象,就是你没有尽到个体的责任,没有照管好自己(take care of yourself)。那么你怎样照管自己?就要消费,而且是“正确地消费”(the right kind of consumption)。所以个体对生活负责还是要通过商品来达成。

另一方面,对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认可也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西方所谓后女权的思想。它的意思是,我们已经不需要讲女权了,性别平等已经达成了,我们处于“后女权”的时代。但这套话语有两个问题。

第一,所谓“有吸引力的女性身体”、对女性欲望的彰显究竟是为了女性自己,还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凝视?真的是女性在张扬个性、作出选择,还是在迎合被高度社会化的男性欲望?

第二,对身体的表现、对女性欲望的张扬又是被商品的逻辑来塑造和统治的。所有东西——包括女权运动的各种主张——最后都可以变成一个商品。比如你可以有一个T恤,上面印着“这就是女权主义者的样子”(“This is what a feminist looks like”)。你的政治诉求、解放性的话语最后都可以像切·格瓦拉的头像一样,成为被大量复制的商品。

5.“精英中产的抗争”

Q: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些非传统的群体,比如女权组织、LGBTQ 群体、文青(hipster),他们通过线上或线下的聚集试图挑战当前的主流文化。您如何评价他们的社会参与?

M:我觉得评价这些也要看语境。如果是在中国语境下,这些组织从阶级、阶层的角度来说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可能是都市中产。尤其是 LGBT,我在 LSE 社会政策系认识一个研究中国 LGBT 群体的学者,他联络、访谈的这些 LGBT 人士感觉是一个非常精英的群体。当然,拓展言论空间、拓展身份认同的维度、价值观的多元是积极的。但我觉得这部分群体是比已经很精英的西方(LGBT 等)群体更精英的,当我们关注社会运动和抗争的时候,如果只关注这些群体,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忽略了大多数,忽略了阶级的维度。我们只是在关注精英中产的抗争,而中国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没有文化与社会资本,也不一定有媒介素养——在一些关键的斗争中不能很好地利用媒体发声。媒体也不关注这些,媒体本来就更关心都市中产的喜怒哀乐。

Q: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对异于城市空间的人群的生活状态似乎更多是用猎奇的方式观察和描述,比如对庞麦郎的描写、对快手这类平台的奇观式呈现。这是否标记了中国社会的某种碎片化?

M:这种猎奇的心态肯定是有的。中国的媒体经过市场化、商品化这轮改造(transformation)之后,它的站位、它的意识形态、它服务的人群、它的生产者和专业人士都是都市中产。它对底层的关注一定非常不够,而当它关注的时候,一是猎奇,一是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的心态,“弱势群体”这个称呼很能体现这一点。

悉尼科技大学的孙皖宁老师写过中国都市新闻媒体对农民工讨薪的报道,这些媒体平时很少关注农民工的问题,但一旦出现农民工站到房顶上威胁要跳楼这种非常景观性的(spectacular)、戏剧性的抗争方式,媒体就会关注了。我觉得商业媒体有很敏锐的嗅觉,他们会很快捕捉到哪些故事吸引眼球、哪些故事可以进一步强化媒体从业人员和媒体受众作为都市中产的优越感。这些都属于强化和确认现有阶级等级的故事,无论是对写故事的人还是看故事的人来说。但是你看范雨素一出来,有些中产知识精英就不舒服了,你一个育儿嫂怎么也读跟我们一样的书,用我们的这一套语汇,对我们的文化资本一点也不羡慕不膜拜,还不时讥刺几句呢?

截图来自:The White House / YouTube

西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西方精英也开始慢慢意识到,那种精英媒体机构和相当一部分的大众是脱节的。媒体把那些投特朗普的人当成“红脖子”,认为他们就是种族主义者(racist),而对方会把媒体和整个精英的建制(establishment)结合在一起。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到竞选后期,不管《纽约时报》和 CNN 这样的媒体揭批他什么,都没办法伤害到他,没法动摇他的选民,因为他的选民已经认定了,你们这些精英媒体机构就是和建制派是一伙儿的,你们这么说恰恰就是我们要选他的原因,我们就是要选一个把精英秩序打乱的人。所以说,媒体的精英主义及其带来的政治分化不仅是在中国,西方的左翼学者——像大卫·哈维、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都讲过这个问题。

你刚刚讲到的那些群体在中国兴起已经是晚近的事了。身份政治在西方 1960 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之后就已经兴起了。弗雷泽写过很多文章,论述身份政治的兴起是怎样消解了社会抗争中的阶级议题。哈维也讲过,身份政治的兴起给“团结”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独特的身份维度,那么政治斗争中还有没有一条基准线能够建立团结,而不是强调某一种被压迫的身份?温迪·布朗(Wendy Brown)也讲过,这好像变成了一场“受压迫的竞赛”:到底是我 LGBT 群体受压迫更多,还是有色人种受压迫更多?所以,身份政治的兴起对政治斗争的团结、诉求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弗雷泽就讨论过所谓的“认可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和“再分配的政治”(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之间的关系。她在 1990 年代身份政治已经如火如荼地“闹”过一轮之后就反思,认可的政治不能替代再分配的政治,真正解放性的政治运动(emancipatory political project)必须把认可的政治和再分配的政治相结合。

Q:您认为南希·弗雷泽的“再分配的政治”这一药方是不是抵抗商品化、阻止公共空间失落的治本之策?

M:从左翼的角度来说,今天我们需要警惕任何一个批判理论家、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个万灵药方、描绘一个蓝图,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不同地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和经历。应该警惕某一种宏大叙事,对任何进步政治和想象和设计都必须是高度历史化、高度语境化的。

但我同意南希·弗雷泽的这种讲法,她的出发点也是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家的立场。作为一个女权主义学者,我也很认同她所强调的“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应该结合在一起”。前两年她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是《女权主义如何成了资本主义的女仆》(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这就又回到你之前提到的,打着解放女性、解放欲望、追求“平等”的旗号的这套话语的危险性。一个人不仅有性别的维度,还有阶级、种族这些重要的身份维度。你作为一个白人中产女性,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一个中国女工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要为中国或孟加拉一个制衣厂的女工维护权利、帮助他们言说自己的政治诉求,就不可能只有性别的维度,肯定还有阶级和种族的维度,肯定牵涉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问题。

2014 年,Fawcett Society 发布了一款女权主义主题T恤。随后有媒体曝出,这款售价 45 英镑的T恤产自毛里求斯的血汗工厂。来源:@ELLEUK / Twitter 6、全球精英阶层在很多方面越来越趋同,国家的内部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化

Q:当代生活中很多个体行动是脱域(disembedding)的,全世界的人们好像都在采用同样的娱乐方式、同样的休闲方式,而不再强调各个文化有自己的语境和历史。

M:我觉得你的前提有一点问题。当你说大家都采用同样的休闲娱乐方式时,你所指的可能只是每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讲文化,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你永远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来强调全球的联通。比如大家都看日漫、看美剧、看好莱坞电影,而文化现象的评论者本身也是一个精英群体。这类群体从他们的日常经验出发很容易得出你所说的结论,好像有点世界大同的意思。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全球精英阶层在很多方面越来越趋同——包括意识形态的趋同、文化与媒介内容消费的趋同,甚至生活方式的趋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是和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相关联的。中国就不用说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大众媒体的中产导向,后果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无法发声;即使是在西方,特朗普、脱欧的例子也说明,精英阶层以为所有人的利益诉求、所有人对全球化的理解、所有人对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的态度是很正面的,以为他们应该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直到投票结果把他们惊醒,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在我自己的国家还有那样一群人,而我从来都不知道。

脱欧之后,BBC 做了一个专题节目,采访那些支持脱欧的人。你会感觉这些人好像之前都是不存在的,他们不在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的视野之内。美国的精英会说那些投特朗普的人被骗了,甚至说这里有一种“虚假意识”——虽然他们不一定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念,但如果你去看“那些人”消费的文化产品,他们日常接触的媒介内容和全球化的精英一定有非常大的差别。

7. 为何说“堵”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办法

Q:政治压力是否会加剧公共空间的失落,比如一些话题基本没有在公共空间中讨论的可能性?

M:当然。言论管制和审查制度当然也会改变言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是“the worst case scenario”,在政治控制和资本控制的挤压下,言论空间非常非常小。不用说中国特色的审查制度,资本对文化、对媒介的操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英美还要糟。英国还有很强的国家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

Q:政府以打击“庸俗”为名,整治网络空间和特定平台对互联网生态有何影响?

M:我们在分析媒介治理时会讲到,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治理逻辑是不同的。比如,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定位是官方立场和政策的宣传平台,它具有很重要的宣传角色(propaganda role)。同时,政府在进行媒体管制时是一种非常家长制的心态。它把观众、网民当做小孩子,认为你“不知道”、你“分不清好坏”,很可能被包括庸俗内容在内的各种东西误导,而“我”作为家长,必须来承担甄别者的角色,“我”要把内容给你选好了。这可能是中国进行媒体管理的导向。

但是,对文化的管理来说,“堵”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办法。一个文化产品、一种思想意识,用“堵”的方式来管理是非常低效的,还会带来政策合法性的问题。互联网环境下更是如此,你去堵一些东西还不如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多元舆论场中,你有没有可能更好地建设你想弘扬的那种文化,有没有可能让你认为健康的文化产品被更多人喜爱、接受?

葛兰西(Gramsci)用的 “hegemony” 长期被翻译为“霸权”,其实这个可能有点误导。在中文语境下, ‘霸权’容易引起的联想是军事征服和帝国主义。但葛兰西说的 hegemony 强调政党的领导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全局的控制,可能翻成领导权更合适。这当中的共识与合法性不是完全依靠军事力量和暴力机器的。 马克思毕生都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制度,而对文化、意识形态的论述是比较薄弱的。葛兰西接过了这个任务,他对有机知识分子,对强制(coercive)与共识(concensus)的关系,对从运动战(war of maneuver) 到阵地战 (war of position)的策略变化的论述,都是和政党的领导权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堵”的政策出台越多,越是说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地位的薄弱。如果你真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建立了一个成功的领导权,比如好莱坞,你就可以不断吸收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化的东西为你所用,同时又不丢掉你核心的那一套东西。你觉得这个不可以有、那个不可以有,恰恰说明你处在一种捉襟见肘的状态。

今年 2 月从直播平台 YY 消失的主播李天佑。来源:@李天佑

8. 保持智识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

Q:如果商品化的逻辑如此强大,你觉得当前的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还具有能动性,能够去决定自己的生活?您在一篇博客里提到自己的写作方式都受到了微信的影响,更习惯于相对片段化的写作。

M:这个问题不能泛泛地回答,而要区分具体语境,区分不同的消费者。不同群体的媒介素养不一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和控制权也就不一样。另外,你可能也要留意具体情境下的能动性如何体现和发挥。因为我觉得在数字化的条件下,用户和平台、内容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流动性的(fluid),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都要视情况、视人群而定。权力的博弈是在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你要看哪一方、在哪一个时刻更有主动权。这是一个非常动态(highly dynamic)的过程。

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媒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我对用户的主动权并不乐观,不过我也不愿意说“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这样,基本就属于束手就擒了。

Q:作为媒介研究者,您在生活中如何应对媒介的统治力,又如何有效地运用媒介?

M:如果你这里说的统治力是借用福柯的 “governmentality” 这个概念的话,福柯所说的权力不仅仅是压制性的,更是建构性的,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机构性权力,更是渗透到微观个体层面,运作于话语的使用流通和主体性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代日常生活高度媒介化的语境中,资本和技术的逻辑交织形成的统治力无可逃遁。但是毛(泽东)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既然福柯把权力运作的场所(site)扩展到微观,那么反抗也可以发生在微观个体层面。

作为媒介研究者,我对媒介的基本预设肯定是批判怀疑的态度,那我也不觉得我可以以一己之力把媒介的逻辑为我所用。布迪厄写过“公知与媒体”的问题,其实公知说到底是服从媒体逻辑,被媒体逻辑控制的,而不是相反。

我作为个体可能有的反抗只是首先对媒介的统治力保持警惕,其次寻找机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接受你们采访。作为老师,我的职业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影响年轻人,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寻找批判反思的语汇,建立不同于资本和商业逻辑的另类想象。但即便是精英大学这种有着天然优势的话语空间也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也是在不断受到挤压和侵蚀的。所以我能做的可能也就是葛兰西的那句名言,保持智识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吧(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

题图来自:aphelis.net、《黑镜》

正念冥想成了一门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它因剥离宗教而流行,却成了一种宗教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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