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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灭亡前夕,北大教授开会讨论的都是铜臭!

1946年7月4日,在接到北大校长任命状近一年后,胡适从美国回到了祖国。

但胡适归国后不到一年,内战爆发,沈崇事件发生,北方学潮迭起。北大校长之任上的胡适,深感责任深重,但亦无可奈何。

1947年9月23日,胡适在北大召集教授百余人,开“教授会”,讨论大学十年计划。

席间,教授大多提不起精神,所谈之事尽是如何解决个人的生计问题,尤以向达先生为代表。

在会上,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胡适作为教授会的主席,闻听此言,心里颇为不悦。在当日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

“我作了三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吃饭问题,确实成为了当时北大教职员工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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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月下旬,一个叫汪振儒的教师写信给胡适,向胡适倾诉道:

“七月份的薪水,承校方的好意,在六月下旬便已预支完了。但到了本月中旬,虽是预支的,但也一样地用完,无奈只得再向学校打主意,拟再预支八月份的薪水一百万元。学校虽是经济困难,但仍体贴同人的处境,郑秘书长批准借四十万,心想总可挨到八月了不过事实是自批准到现在为止,已经近十天了,款始终领不到,因为学校同私人一样,也是穷到万分,实在再也挤不出钱来了。在个人方面以为学校既然肯借,早晚总可有钱,所以便一等再等,不想等到今天仍然无消息,而个人手中实存的现款,仅有一万四千二百元了,明天买了菜,就是想进城活动借款,甚至于车钱都没有了,觉得这真是一种笑谈。”

“笑谈”二字,虽然轻松,但却以一种幽默的语气透露出了北大教职工生活艰难、希望改善生活的真实心声。

正是考虑到担任北大校长之职上的诸多压力,而自身又难以摆脱,胡适曾经一度萌生了卸任北大校长,让傅斯年继任的想法。

1947年10月18日,胡适在中央政治大学讲演完毕后,张群请胡适吃饭,其间傅斯年亦在席。

饭后,胡适和王世杰一起,去傅斯年寓中相谈。席间,胡适专门论及卸任北大校长一事,并说“要把此大校长还给他”。

为此,胡适提到了自己的理由,他说,“前年我得政府电告已发表我做北大校长的事,我考虑后复电,曾说,孟邻兄参加政府是暂时的事;我回国后可代他脱离政府之日为止。”

虽然此前三月,胡适已向傅斯年提过一次,而且在去南京之前,和此大同人说要把北大还给孟邻,但傅斯年考虑到种种因素,终究未能答应胡适的要求。

当然,深处困境的胡适,并未忘记在其任内加强北大建设,并试图争取蒋介石的支持。

1947年参加国大会议期间,胡适在一次会晤蒋介石的茶会中,当面向蒋介石提供“改善今后大学教育应有十年计划之意见”。

胡适提议,“在前五年采取偏私态度,预先选择五所大学,予以充分经费,使其发展,成为全国全世界有名大学。再过五年,再选择五所优秀国立大学,再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

同时,胡适提出了首批列入五年计划的五所院校: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大。

为此,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够同意其加强北大建设的请求:加拨北大建筑设备费,共计法币一百九十二亿元,美金十万元。

但遗憾的是,限于国内局势的困境,蒋介石并未完全同意胡适的请求。在致胡适的回电中,蒋介石强调了政府的困难,同时亦酌情安抚了胡适:

“前据呈请加拨该校建筑设备费,计法币一百九十二亿元,美金十万元,当经交行政院核办。旋据呈复,令教育部于追加专款内统筹,不便另予特别补助。又经询据教育部呈报,本年度国立各级学校及研究机关建筑及扩充改良费分配于该校者为九十二亿元,尚差法币一百亿元,美金十万元,恐难应该校修建设备实际需要。现年度即将告终,国家财政艰难,外汇尤感窘困,该校所需各费,已令行政院与教育部在册七年度预算内体察该校实际需要,从宽核列。至目前该校修建设备所需差额法币一百亿元,如属急需,可暂由四联总处提先向国行借用,特准在明年预算内拨还。除分电行政院四联总处遵办外,特电知照,希後行洽办为盼。”

1948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蒋介石派专机赴北平,邀请胡适南下。12月15日,胡适在北大生日前两天,乘机离开北平,从此与北大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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