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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雇个洋保姆前,我们先去实地踩了点【深度】

方圆杂志
09-1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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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保姆乱象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日益严重,但出逃、盗窃等现象所暴露的,不过是这个地下市场的冰山一角。灰色之地多有枉法之举,不少外籍保姆饱受“黑中介”欺压,日子也并不好过。

“您好,我叫切里斯(音译),来自菲律宾,今年35岁,曾在新加坡工作2年、北京2年、阿拉伯3年。我可以做家务、带小孩、教小孩英语……”近日,《方圆》记者通过网络视频面试了一名菲律宾籍保姆。切里斯肤色偏黑,长得忠厚老实,是北京某涉外家政公司工作人员重点推荐的外籍保姆,也就是俗称的“菲佣”。由于会说流利英语、做简单中国菜,切里斯十分“抢手”,仅一个下午就接受了几名雇主的面试。

“现在,菲佣在北京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每新来一个阿姨,没过几天就被订出去了,如果有看好的,就赶紧过来签合同。”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菲佣,来自菲律宾的高级家政服务人员,因为其懂英语,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而被称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随着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富裕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多,对于专业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并且,由于本土家政人员的良莠不齐,菲佣的生存空间也有了进一步扩张。如今,以菲佣为首的外籍保姆已形成一个可观的地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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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目前外国人在华就业的法律规定,中国内地市场禁止外国人从事家政服务业,菲佣在内地从事家政服务属于“非法就业”,也就是打黑工。与此同时,一些中介机构应运而生。他们往往打着家政公司、教育咨询公司的旗号,铤而走险干起了介绍外籍保姆的生意。打黑工的“先天”违法性,加上“黑中介”的横行,都给外籍保姆市场带来了重重风险。

菲佣有独特的优势

提起菲佣,所有中介公司都能列出一箩筐优点:英语好,保姆专业性强自然不在话下,而且针对中国市场,菲佣还有独特的优势,比如在中国没多少朋友,人际关系简单;逢年过节,不会像国内的保姆需要请假回家;大多数不通中文,她们能很好地保守雇主家庭秘密等。

家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刘先生是一位外企中层管理人员。平时夫妻两人都忙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孩子,而父母年事已高,他不忍父母再操劳,所以便雇保姆管理家里的日常起居。起先,他也是找了一家所谓的高级家政公司,请来一位价格不菲的保姆,但不料这位保姆脾气不小,常常抱怨活多钱少,多次要求涨工资,还会和隔壁家保姆乱聊天,泄露家中隐私,所以很快便将她辞退了。

有一次,刘先生去香港朋友家,发现朋友家中请了菲佣,不但性格和顺,干活也十分利索,尤其英语也很流利,于是便动了请菲佣的念头。不过问题在于,菲佣在香港可以拿到合法的工作签证,在内地却没有正规的雇用渠道,刘先生只好找到中介公司,要求聘请一名菲佣。经过面试等一系列程序,刘先生与中介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雇用费一年大约花费9万多元,其中包括中介费1.2万元,签证费用半年1.5万元,一年两次就是3万元,工资每月4000元,一年4.8万元,合同履约金6000元,保险费一年1000元,体检、交通等杂费4000元等。

“我雇菲佣快2年了,期间换过一次人,虽然现在菲佣的价格比当初高了不少,但对菲佣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刘先生说,现在他雇用的名叫菲娜(音译)的菲佣,年近40岁,大学学历,英文流利,是3个孩子的母亲,此前曾在新加坡做过涉外家政。她会做一些中国家常菜,手艺还行,打扫卫生一丝不苟,家中少见灰尘,和孩子相处得也很不错。

此外,除了像刘先生雇用菲佣的情况以外,有不少家庭选择印佣(印度尼西亚籍保姆)。“印佣月薪要求相对更低,大概是菲佣的九成左右,签证更好办理,她们的服从性更强,稳定性更高,更吃苦耐劳,而且来华的印佣大多数通晓中英双语。”一位外籍家政中介向记者透露,不过,印佣在国内的名气没有菲佣大,被雇用的人数还是远低于菲佣。

《方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有聘请菲佣意愿的主要集中在外企中高管、外籍家庭等拥有中高等收入、英语水平较好的家庭。尤其是家里有幼儿的,希望能给孩子找个外籍保姆,但有的家庭因法律的明文禁止而最终放弃寻找,有的则通过朋友介绍或中介公司,仔细挑选一个合适的外籍保姆进入家庭。

平均每月花费一万元

如何雇用一个外籍保姆呢?《方圆》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知名家政公司,询问是否有外籍保姆,但对方均表示,家政服务人员均为中国人,没有外国国籍的。之后,记者通过网上搜索菲佣等关键字,找到了多家声称可以提供菲佣服务的公司。

几家菲佣中介的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示,雇用一个菲佣要走一些必需的流程,先由雇主提出对菲佣的要求,比如中英文水平如何、是否会做中国菜、是否有照顾小孩的经验等,接着中介会按照雇主要求,在菲律宾寻找合适的对象,一般情况下中介手里是没有“现货”的,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中介会让雇主和菲佣通过网络直接进行面试。如果雇主满意,中介便会帮助菲佣办理入境签证、购买机票。

不过,由于菲佣在内地从事家政服务属于违法行为,中介为菲佣入境所办理的几乎都不是工作签证,而是选择旅游签、探亲签以及商务签。前两者办下来较为容易,商务签证需要找代理机构,用工作邀请的名义,将对方以家教、翻译等身份引进国内。

记者在北京一家涉外家政公司询问雇菲佣相关事宜时,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拥有菲佣、印佣和黑人阿姨等几种外籍保姆,但与别家公司不同的是,这些保姆目前多数人都在国内,雇主可以对她们进行视频面试,如果选中了,很快就能见面签合同。

随后,工作人员给记者发送了十多名外籍保姆的视频资料,里面都是她们用英语做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年龄、国籍和工作经历等。这些人年龄从20岁到45岁不等,不少是大学毕业,在中国培训机构做过英语老师,既可以在学校做教学,也可以在家庭工作,会做家务和简单的中餐。

“现在雇主90%雇用的都是签证过期的阿姨,确实是‘没身份’,倒不是花钱的问题,因为工作签太难办了,旅游签和商务签续签起来也很麻烦。”在提及签证问题时,工作人员坦言,即使是“签证类型非常棒”的,也不是工作签证,而是黑人的学生签证,这种类型相对比较好签,但有些雇主不愿意选择黑人阿姨。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合同显示,雇佣服务为期一年,一方面是菲佣都希望从事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雇主家庭服务的质量着想,毕竟工作时间久了大家会比较熟悉,工作熟练程度也会有所提高。此外,在菲佣刚进入雇主家庭时,会有三个月左右的试用期,期间如果雇主不满意,便可以终止雇用。

至于价格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菲佣有签证的,需要交4万元中介费,印佣和黑人阿姨有签证的是3万元中介费,签证过期的是2万元中介费,工资均为每月6500元至7500元不等。如果只要求做打扫等普通家政服务,一年费用需要七八万元,如果要求菲佣照顾孩子、做饭以及打扫,费用相对高一些,一年15万元左右。

随后,记者再次咨询数家菲佣中介,发现报价水平相当,最低要价均在七八万元一年。但在缴纳费用时,几乎都要求先交一个预订费,也就是说在正式雇用之前,必须预付中介公司数万元的介绍费,如果保姆还没入境,还得加上对方的签证费、机票费。

对于记者表示未见到真人就付出数万元的担忧,中介明确表示,雇菲佣都是这样,不交钱没法把人接过来。中介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菲佣工资,加上签证费,再加上中介费,一年下来总共将近12万元,也就是说,请一个菲佣,雇主需要每月付出近1万元。

没“身份”带来不少风险

相对国内普通保姆,菲佣的价格的确高出许多,那么,如此高薪聘请菲佣,雇主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呢?

“态度好、勤快、会英语。”这是北京一位雇主对菲佣克瑞莎(音译)的评价。克瑞莎工作卖力,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雇主很是满意。但由于其入境时的旅游签证已过期,也没有及时办理新的签证,克瑞莎不想承担被遣返的后果,只能继续在雇主家里干活,整整3年没有回家。

“黑”在中国,成为“隐形人”,几乎是外籍保姆的常态。由于公安机关时常会清理“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而她们往往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排查对象之一,所以如何“安全”地生存便成为外籍保姆的重要课题。克瑞莎的雇主清楚地记得,在北京清理“三非”最严格的时候,出门买菜购物都由自己负责,带家里两条狗散步的,则是自己的丈夫。

另外,对于相当一部分雇主而言,外籍保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她们的劣势很明显:大多数人中国菜做得不好,与老人沟通不畅,最关键的则是没“身份”,有“跑路”甚至盗窃犯罪风险。

茱莉亚(音译)是一名菲律宾女性,2014年3月持旅游签证入境中国,签证过期后她并未申请延期,而是做保姆在中国内地非法居留。2016年1月28日,李女士通过中介公司雇用了茱莉亚为保姆。但试工一天后,李女士对其不满意,便准备停止雇用。茱莉亚心怀不满,遂窃取李女士钱包,盗窃现金1600余元,移动充值卡、购物卡若干。第二天,李女士发现钱包丢失后报警,民警将茱莉亚抓获。最终,茱莉亚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驱逐出境。

“保姆跑了。”温州的胡女士一想起家里跑路的印佣就糟心不已。2014年7月,这位保姆来到她家,刚开始表现不错,胡女士觉得自己找对了。没想到两个月后,保姆开始嫌弃胡女士家的别墅面积太大,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对于保姆态度的转变,胡女士并不理解,时不时便会埋怨几句。有一天,胡女士起床发现家里不见保姆身影,便跑到保姆房间查看,发现行李和人都不见了,这时才知道保姆跑路了。

随后,她联系深圳中介,要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拒绝退佣金和剩余工资。心有不甘的胡女士算了一笔账:支付佣金1.5万元,提前支付保姆6个月工资2.1万元,支付保姆飞温州的机票、在温州的吃用共花费4万元。近8万元的付出,只换来了保姆3个月不尽心也不称职的服务。

外籍保姆乱象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日益严重,但出逃、盗窃等现象所暴露的,不过是这个地下市场的冰山一角。灰色之地多有枉法之举,不少外籍保姆饱受“黑中介”欺压,日子也并不好过。2015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发生的一起菲佣出逃案件,就牵出了一条外籍保姆市场的灰色产业链。

外籍保姆市场催生“黑中介”

2015年7月14日,菲律宾女子米歇尔与另外5名菲律宾女性经过谋划,准备逃出位于丰台区岳各庄的小区住地,前往菲律宾大使馆求助。但最终只有米歇尔一人成功逃脱并报警。

原来,2014年底至2015年7月中旬,吕某和李某勾结国内及境外人员,以虚假邀请函骗取中国商务签证或者旅游签证,策划、组织6名印度尼西亚籍女性和8名菲律宾籍女性非法入境来华,准备让她们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在未找到雇主期间,这些外籍女子护照被没收,限制在屋内不许出门,直至米歇尔出逃报警导致案发。今年2月23日,李某和吕某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受审,目前此案尚未宣判。

“菲佣在中国内地不合法,但是又有着大量的需求,所以催生了外籍保姆市场的各种乱象。”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靖怡告诉《方圆》记者。可以说,内地所有的菲佣渠道都是地下秘密进行的,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黑中介”。这些中介一方面与境外联系,掌握相对稳定的“外籍保姆源”,并为她们办理旅游、探亲或商务签证以进入国内;另一方面在网上发布广告,吸引有需求的雇主。

今年8月7日,苏州市吴中区法院公开审理了王思敏等6名被告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这也是苏州首例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及印尼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我国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案件。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思敏认识了做菲律宾移民的张玲玲,由于张玲玲丈夫经常往返菲律宾,跟那里的中介也有业务往来,几人便相约一块做起了外籍保姆的生意。随后,王思敏在苏州开设了一家名为礼沁家政的公司,通过菲律宾中介为菲佣办理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入境,再将其介绍给苏州附近的雇主。由于市场好,菲佣的生意出人意料地红火,甚至还有印尼的中介主动联系王思敏做印佣业务。

通过该公司雇外籍保姆,客户首先需缴纳4.9万元中介费,然后按照每月5100元一次性缴纳其半年的工资,而外籍保姆拿到手的是每月1700元的生活费,其余的3400元则要上交给公司。仅一年时间,王思敏就介绍了200多名菲佣和印佣,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利润粗略估计至少有200万元。

在李靖怡看来,这些中介大多数通过做业务牟取暴利,有的则是纯粹的骗子,盯上了外籍保姆市场这块蛋糕,把这个本来就秩序不完善的市场搅得更加混乱。

2014年10月,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两位市民报警,称在聘请菲佣时遭遇诈骗。原来,报案的两人都经过一个叫曾某的本地男子介绍,雇用了一个叫米娜(音译)的女菲佣,双方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两年,并分别向曾某支付了8000元的介绍费,向米娜支付了4000元月薪。

但米娜在工作上并没有表现出一名菲佣的素质,而是在工作期间不断以逛街或旅游为由向雇主请假,最终销声匿迹。按照合同上的明文约定,雇主如对菲佣不满意,可在劳务合同签订后的2年内不收费,且随时安排其他菲佣替换。但事发之后,介绍人曾某却和米娜一样,仿佛从人间蒸发。

据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和所谓的菲佣相勾结,选择在高级小区物色对象,看到有带小孩的家长,就主动搭讪,极力介绍菲佣的优势。很多家长防范意识低,经过多番劝说后签订合同,犯罪嫌疑人会要求雇主支付介绍费、就业许可证费、居留证费、保险费等费用,而所谓的菲佣会要求雇主先支付几个月的生活费。等钱到手,菲佣就会找机会收拾东西走人,继续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

雇用双方权益均得不到保障

事实上,在众多涉及外籍保姆的案件中,如果是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受害人还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找到救济途径,但如果是跑路等纠纷,雇主只能吃“哑巴亏”。比如家中印佣逃跑的胡女士,本想让中介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应付着她。后来胡女士想通过法律途径,但发现保姆签证早已过期,属于黑户,雇用黑户本身就是非法的,救济无门只能自认倒霉,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在《方圆》记者调查过程中,也曾经向中介表达过对菲佣逃跑和没有合法身份的顾虑,但对方表示,如果害怕外籍保姆跑路,建议雇主平时可以自己保管好外籍保姆的护照材料,只在续签等时候再将证件退还。如果真的出现外籍保姆中途逃跑事件,中介还可以重新介绍一个,但之前支付的费用一般不予退还。至于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则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别说她是菲佣就好了,即使被查到,就说她是自己请的老师、家教或者朋友,只是在家里借住几天。

但如果被查到,真的能像中介说的那样,搪塞几句便能蒙混过关吗?事实并非如此,2016年1月,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查处了6起菲律宾人非法在华就业的案件,陈女士就是其中涉案人之一。陈女士作为一名菲佣的雇主,很满意菲佣的平时表现,但她没想到,自己雇菲佣的事情竟然被警方发现。案发后,不仅家中菲佣被遣送出境,陈女士自己也被要求承担遣送菲佣回国的1万元机票费用。

“对雇主而言,雇外籍保姆其实只是‘看上去很美’,一旦产生侵权纠纷,将很难通过正常渠道维权,权益保障基本无从谈起。”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官朱媛媛表示。

对外籍保姆而言,由于是“黑”在内地,自身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在北京丰台区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一名非法入境的菲佣在供述中称,雇主每月支付5000元的工资,但公司要扣除4000元,用来偿还护照、签证机票之类费用,实际拿到的没有多少。另外,自己的护照也被扣押,假如逃跑,很可能会被警察抓住。

一旦被发现,遣返几乎是所有“暴露”的外籍保姆的归宿。在前文提到的苏州和北京发生的两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嫌疑人被警方控制后,涉案的外籍非法来华人员均已被有关部门遣返。

本文刊登在《方圆》2017年9月上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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