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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入侵,他主张用儒学之“礼”来应对,结果被骂惨!

祥说近代史
09-13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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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因而认为“礼”在外交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外交事务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首先,郭嵩焘认为在外交中“礼”的核心是“信”和“义”。“信”和“义”实际上就是指在外交活动中要讲求诚信和诚意。

郭嵩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曾说:

“夷人之兵亦不易发,酝醜之久,激使一逞,必出兵费求和而后已”。

虽然单单只靠“信义”是不能将敌人拒之于门外,但西方诸国侵略中国也不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是要受到各种外部条件制约的。

在这些外部条件中,我们自己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是制约西方诸国的关键因素。

他主张朝廷因以礼相待,讲究诚信。不要一开始就带着欺诈的心理去和西方打交道,这样只会将事情复杂化,“而终反受其陵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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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外交事务中,郭嵩煮对自己的主张也极力坚持。1875年,英国人马嘉理与英国探险队在中缅边境会和,希望可以探索出一条从緬甸进入云南的陆路途径。

在户宋诃,马嘉理一行人于当地群众产生冲突,马嘉理首先用配枪击伤一当地群众,此举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马嘉里被激怒的群众当场打死。

“马嘉理案”发生后,时任云南巡抚岑毓英以“野人”劫财作为此案的调查结果上报朝廷。此举被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抓到了把柄,指责清廷在幕后故意指使岑毓英制造反英事件。

随后,威玛尔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交涉时,称要撤使、绝交和用兵。此案发生后,郭嵩焘随即上书弹劾岑毓英。

他认为岑毓英没有考察详情和仔细思索,凭借“虚矫之气”妄下结论,致使国家处于不利局面,蒙受损失,应加以严处,并希望朝廷能够通过主动处理岑毓英以平息洋人之气,争取主动,将损失减小到最低。

特别是在传教的问题上,郭嵩秦力主朝廷对传教士按约保护,严厉打击反洋教运动。

1862年,湘潭和衡州发生教案,郭嵩焘协助巡抚办理此案。郭嵩焘认为朝廷既然已经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就不应擅自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

此种暴力行为只会使中西关系进一步恶化,让西方得以把柄进行要挟。事关重大,朝廷应下令彻查,严惩恶徒,以此来杜绝此类事项的再度发生。

在其他事项上,郭嵩焘也同样主张应按约办事,遵守条约。如1858年,朝廷开放潮州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在1860年根据条约进潮州时却遭到了士民的多番阻难。

1866年,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随即晓谕潮州士民,通商是朝廷条约明确规定的,如果无理抵抗,就是违反圣旨,“条约所载,不得不服从”。

当然,郭嵩焘认为与西洋人打交道也不能一昧妥协,要做到不卑不允,以礼相待。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写道:

“待夷狄,刚则忿争以求胜,而急櫻其怒;柔则一顺其情以取媚焉,而卒为所狎侮。同为不知体而已”。

这句话表明了,郭嵩焘认为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过分强硬与过分软弱都是不可取的。过分强硬只会使矛盾激化;过分软弱只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妥协。只有不卑不充,软硬兼施,处理外交事务才会事半功倍。

但郭嵩焘自己也承认,要做到他所说的要求是十分困难的。他认为只有一腔热血和为人正直是不够的,还一定要“识体”。“识体”就是说一定要熟悉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因为优秀的外交官绝不可能是一些对外交毫无概念的人能够担当的。

来稿/高立群 运营/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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