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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改变潮水的方向:戴安娜与许知远

中国青年杂志
09-1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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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个热点人物值得一提,一是因为谈话节目《十三邀》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作家、书店老板和理想主义者许知远,另一个是在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再次成为文化焦点的戴安娜王妃。

同是热点人物,戴安娜与许知远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两个人被公众关注达到顶点的时刻,都象征着一个旧精英时代的远去——两者都是大众文化胜利的标志性人物,许知远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被一边倒地批评意味着大众文化的完胜,而戴安娜则是大众文化战胜保守皇室传统的符号人物。

许知远的天真与冒犯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时代中的精英文化被边缘化,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这次许知远被一边倒地嘲讽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嘲讽许知远的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文艺青年,除此之外没人知道许知远。

当知识分子都一边倒地嘲笑许知远的陈腐,意味着很多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哪怕是启蒙主义者也需要使用新技术,只有像马东一样不仅娴熟地运用新媒体,并且让自己融入新媒体的思维方式,不仅要理解大众文化,而且要把自身的价值观包裹上大众文化的外衣,才有可能得以最大的传播。

许知远在访谈或者写作中从来都不吝于对商业化、粗鄙化、庸俗化的直接批判。而这次许知远与马东的对垒,其实不是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而是两个知识分子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坚持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大众文化的姿态,一个则试图融入大众文化中进行价值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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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的《奇葩说》并不是《爸爸来了》那种彻底娱乐化商业化的节目,《奇葩说》至少前三季都可圈可点,马东显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去奠定了节目的底色:他并不拒绝商业化与娱乐化,但是与此同时又在节目中呈现多元化的思辨角度,展现有胜负但是无高低的观点,充分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的复杂而多层次的观念,但是又传播着明确的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

其实许知远与马东对抗的焦点不在于娱乐与文化,也不在于浅薄与深刻,而在于:形式上与姿态上区别,而在于对新技术的态度的区别——马东坚信新技术会改变一切,同时也在新媒体带来的新形式的节目中如鱼得水,但是最终也没有脱离价值取向而走向娱乐至死。

许知远不仅在最富争议的这一集《十三邀》里硬怼马东,他一贯风格都是如此,毫无顾忌的“尬聊”更像是他有意为之,那么聪明的人当然不是学不会循循善诱的“采访技巧”,大概是不屑于此。许知远的这种单刀直入、猛气横发的直男风格,加上缅怀文字时代,推崇理性、崇高与精致的古典气质,与这个女性化的互联网时代气质如此格格不入。

按照姜奇平的总结,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气质类似直男——崇尚文字、理性、中心化、一元论,那互联网的气质则变得女性化,注重体验性(各种网游和购物兴起),更加图像化(文字的衰败),更加情感化、去中心化、多元化。工业时代被边缘化的女性特征,在互联网时代成为主流,而很多右倾直男知识分子显然都像许知远一样,对互联网的女性化特征后知后觉或者不屑一顾。

许知远的天真还在于,他不相信新技术能够带来思想与文化的进步,由始至终都在抵抗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许知远坚定地认为曾经有过一个崇尚精致化的黄金时代:譬如80年代,又譬如宋代或晚明。他不明白以往的“向往精致化”的时代,仅仅是因为精英掌控着所有的媒体,大众没法发声,但是大众永远都是占据绝大多数。到了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有了发声的平台,大众从数量上碾压了所谓文化精英。以前看《故事会》与地摊文学的大众,能够在公共媒体上发出声音,并且与资本一拍而合,于是各种IP电影、烂俗综艺占据了所有主流板块。

许知远对于新媒体的批评当然有道理,媒体的特征会决定传播的内容,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只有碎片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内容才得到最大的传播,谁会抱着手机看长文做深思?许知远反复在节目和文章中批评的大众文化:无穷尽的选秀节目,互联网的煽情谩骂,书店里的成功学书籍,山寨手机里播放出来的流行音乐,大制作的IP电影……并不需要那么敏感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荒诞、浅薄、浮夸与无聊。马东、罗胖那些热烈拥抱新媒体与大众时代的人更不可能无所察觉。与许知远的区别在于,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改变潮水的方向。而许知远一意孤行地扮演居高临下地批判的角色,尽显知识分子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但是冒犯了已然是主流的大众文化,事实上,大众文化挟新媒体之势与资本之威,已然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对许知远几乎无异议的嘲笑,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那个落幕的时代里,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是受到赞誉的。马东和罗振宇等人却明白,倘若当代的文化精英需要发挥影响力,只有放下姿态,至少披着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外衣,而后才有人愿意听你的价值启蒙。

(十三邀第二季第一集:许知远对话马东)

戴安娜的自由与幻象

如果说许知远获得最大关注的一刻,就是古典知识分子在新媒体和大众化时代被彻底边缘化的时刻,那么戴安娜获得热烈追捧的过程,就是老派英伦风被新时代大众文化碾压的历史时刻。

戴安娜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兵荒马乱的80年代,彼时的英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人们也厌倦了每天出现在媒体上的手腕强硬的铁娘子和不苟言笑的女王,民众需要一个温和柔美的女性公众人物,来抚慰普遍的焦虑不安和对抗心态。戴安娜的出现恰逢其时,这个甜美温柔又高贵(至少看来如此)的女性迅速成为大众偶像,同时也成为民众希望撬动陈旧传统观念的支点。彼时的英国人厌倦了沉闷肃穆的精英文化,以及传统的内敛情感,人们渴望更多的流露情感与表达观点。

在戴安娜与皇室持续的纠结与对抗中,民众始终是她的拥趸。戴安娜死亡的那一刻,民众对僵化冷漠的皇室体制的不满彻底爆发,一个保守的旧英伦时代彻底崩塌。在民众呼声与压力之下,皇室开始了社会化,或者说现实化、世俗化的进程。英国人也变得更加勇于公开表达个人情感。

许知远与戴安娜成为焦点人物的背后,都是大众文化的胜利——不同的是,在许知远与马东的谈话节目所引发的争议里,大众文化碾压了精英文化之后显示出粗鄙的一面,我们可以说许知远保守固执,但是不能不承认他批评的大众文化的浅薄浮夸不无道理。而在戴安娜这一边,同样是大众文化,却显示出开放、自由、温情的一面,相比之下,皇室的精英文化显得不近人情和保守落后。戴安娜从成为王妃进入公众视野到香消玉殒,也是大众文化赢取了主流话语权的过程,人民要求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皇室,要求更多真实情感的流露,这完全违背了内敛含蓄的英国贵族文化,但是彼时彼刻大众文化的诉求却象征一个更民主、自由、开放的时代的来临。

尽管抗拒新技术和新媒介的许知远成为守旧顽固的象征,但是他那种堂吉诃德式的姿态也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中和或者说警醒。尽管人人都爱戴安娜,但是也不能说戴妃就是开放与自由的象征。事实上戴妃的商业化与偶像化、神圣化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选择许知远的一意孤行,或者如马东一般明白潮水方向无法改变而畅游其中,这都没错,但是重要的前提是,只有认识到大众文化的两副面孔,看清新媒体时代的真相,才谈得上真正做出选择而不是随波逐流。

原文载于《中国青年》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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