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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二十二》上映,这是对“慰安妇”受害老人最后的深情凝视

中国第一部获得龙标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在完成拍摄两年后,终于得以公映。

《二十二》预告海报

之前我曾在不同的地方看过导演郭柯的采访,并对围绕这部影片的争议有一些了解。直到看过影片之后,才终于有底气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

虽然这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在公映后迅速上涨至8.7分,

但在几个月前,围绕韦绍兰老人拍摄的前作《三十二》的豆瓣评分为9.2,《二十二》的评分只有7.3。乃至专门有人在讨论版发帖问:《二十二》到底差在哪里?

《三十二》剧照

过于平淡、结构松散——这是此片为大部分人诟病的地方,仿佛导演欠缺处理这种明明很“有料”的素材的能力。

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相反,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在拍摄《二十二》时,导演对这个题材有了更成熟的看法,对自己的拍摄对象,也有不同的态度。

正如海报上写的,它是一部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纪录电影,而非扛大旗的历史纪录片。

于是我们看到老人们坐在家中,身边鸡犬相闻;看见儿孙们肆无忌惮地在镜头中打闹;看见无休止的洗衣服、做饭、吃饭等日常生活……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如果说《三十二》的张力来自于“自己流泪自己抹”和“这世界红红火火,吃野东西也要活下去”的两相对照,那么《二十二》的潜力,也许就在于对这个特殊人群去标签化的表达。这个过程在前作中已经开始,并在本片中得到了完善。

影片中涉及这些老人慰安妇经历的细节很少,并在她们表现出抗拒的时候点到即止。大部分时候,她们都在讲述自己的丈夫、儿女,回忆自己的父母和童年歌谣。她们有人孓然一身,居住在养老院,回顾自己当年的峥嵘岁月;有的由后代轮流照顾,表示有点钱花、有东西吃,就很幸福了。

在诗意、精致到每一帧都能当摄影作品的镜头下,观众们预设中的国仇家恨和血泪控诉,几乎未曾出现。无论是被频繁使用的框式构图,还是情感宣泄时的前景遮挡,影片全程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很多文章都提到了一个细节。有次有人拿了张80多岁的日本人的照片给王玉开老人看,本以为她会生气、难过,可是她笑了。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有了。

她们被掳去做慰安妇的日子短则三个月,长则两年。但在那之后,她们都度过了七十多年的漫长人生。大概,没有任何旁观者能真正了解这七十年给她们带来的变化。

甚至,其中一位老人在被问及最大的愿望时,是“中日友好,不要再有战争。因为有战争的话,会有更多人受害。”这种态度,想必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但这并不代表这部影片完全绕过了这些老人的苦。

在有媒体介入前,她们不约而同地在邻里和儿孙面前对自己的遭遇保持沉默;好几位老人都没有结婚或者丧失生育能力,孩子是收养的;有些老人家徒四壁,除了低保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有些志愿者送的爱心物资,到她们去世时都是崭新的……

导演关注于她们生活的细微之处,在大雨之中,雪原之上,将这种苦用温和、不惊动她们的方式表达出来。平缓而略带阴郁的镜头风格,代替了受害者揭疮疤式的直接诉说。

《二十二》剧照

这部影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在昏暗的房间从正面拍摄一个老人坐在长凳上剥花生(或者别的坚果)。这个镜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慢上摇,直到在砖墙上出现老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不依凭任何对话和故事, 这个镜头极致的日常感和世人加诸老人的身份放在一起,本身就非常有力量。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另一个对我个人而言十分震撼的段落,是片中提到的位于武汉市区的慰安所遗址。

《二十二》中拍摄的武汉市区慰安所遗址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文科生,我背过那么多战役的日期和名字,却对自己身边的这些建筑中的历史一无所知。而且一些老人依然居住在武汉。

这在令我感到愧怍的同时,切身感受到这个题材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边缘性。更别提之前某地将慰安所遗址作为妓院拆除引发的舆论风波。

这种边缘性在影片内外都有所体现。

除了影片中展示出来的一些老人生活的困窘,作为战争受害者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在画外,她们的遭遇也不能说符合她们的际遇。

据导演介绍,林爱兰老人曾是红色娘子军的一员,潜入日军为部队偷过子弹,并打死过两个日本人。政府因此奖励给她两个纪念章。后来,她被抓去做慰安妇,丧失生育能力,并被殴打至双腿残疾。

林爱兰老人和导演交谈

但林爱兰老人去世之后,坟头却只有一抔黄土。导演从老人的养女处得知,按照当地风俗,只有儿子或男性亲属才能为逝者立碑。经过多方联络,老人去世四个月后,终于有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老人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林爱兰老人之墓

可贵的是,导演在用影像记录她们最后生活的时候,最终放弃了将她们拖入主流人群对这个标签的想象,而选择为观众展现这些命途多舛的老人生命中真实的悲伤和喜乐、坚硬和淡然。

2012年,导演郭柯为自己的纪录片起名《三十二》,是因为当年中国逾20万慰安妇,仅剩32人幸存。

2015年,数字变成了《二十二》。

2017年8月14日,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海南最后一位慰安妇“含恨去世”的消息。至此国内“慰安妇”幸存者仅剩8人。《二十二》公映。

可以说,《二十二》是对最后一批幸存者的抢救性记录,而且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受害者的消费。影片以葬礼为始,葬礼为终,“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只留下为慰安妇诉讼问题奔走二十余年的志愿者一声叹息:“早知不会有结果,也许当初就应该不去打扰她们。”

《二十二》剧照

也许在所有老人都去世的时候,公义仍不会到来。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因为这部影片,她们生活过的痕迹不会再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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