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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留心作家的行迹丨大家

当代
08-13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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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学往深里理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所以有人问我文学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不出,只好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学是生命的闪电”:像生命里的放电现象,是一束强光,在瞬间爆发,源于生命最底层的激动和战栗。作品里要有这个。

——张炜《留心作家的行迹》

留心作家的行迹

张炜

任何一个勤奋的写作者,都会是一个嗜读的人,他们满怀着对杰作、对杰出作家的敬仰之情,一路走过来。关于阅读,会有激动人心的一些记忆。就这样,我们通过作品对作家越来越熟悉了,以至于觉得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师们就像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似的。有时还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他们写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塑造了那么多让人难忘的人物,思想是那样博大,充满激情的诉说犹在耳边——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离我们远去了呢?

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们恍若在世,仍旧活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让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言说。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文字太入迷了,不免有些恍惚,忍不住去想:如果他们出现在今天的某个场景里,会有怎样的表述、怎样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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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真的会怀疑:这么一个沉重的、伟大的灵魂,会轻易离开人世,到另一个飘渺的世界?他真的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归吗?我一直疑惑。有时候出差或旅行,有意无意地踏入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来到一些留下了他们痕迹的场所,比如说他们的故居、他们工作过的地方,立刻就变得屏息静气,蹑手蹑脚了——一厅一室、一件用具,都要忍不住细细地看,或者去抚摸一下……总觉得他们刚刚离去,这里分明还留有他们的体温和气息。

总之我觉得一些伟大的人物,很难从我们人世间彻底消失,他们或许仍然留了下来,在凝视我们,在关注我们的生活。

有一年秋天到蓬莱阁,第一次看到了阁上有个石碑,上面刻了苏东坡登阁时留下的手书:一开始写得比较谨慎,渐渐的,那种流畅与自由就出来了……苏东坡是多么让人心仪的中国作家,是最令我入迷的“屈李杜苏”中的一位,如果再加一位,就是陶渊明了。苏东坡的作品读得多了,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多么有趣的人,多么不可思议的天才。这儿仅仅有一个石碑,可是它果真刻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行迹,而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九百多年了。顺着它寻访,你还会了解一些苏东坡在胶东半岛的事迹。他在胶东生活的时间很短,但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物,每到一地都会有所作为。可是他的一生都不得安宁,往往是刚到一个地方上任,还没有把椅子坐热——有时甚至是正在赴任的路上,一道新的任命又下来了。这等于是催命。苏东坡后来到过杭州,修了著名的“苏堤”。他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当时极为荒凉的海南岛。

终于有机会到了眉山,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苏东坡的故居。那里可是他的出生地啊。怎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一个人,接近眉山时,一直让我压住了心底的一个惊叹。那天徘徊在大文豪的故宅里,看过老宅和古井,觉得处处不可言说,最熟悉又最陌生——那是因为梦中来到他的故乡很多次了。这一切当然是因为阅读——开始读文字和情节,最后感受的只是一个人,那就是作家本人了,是他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靠近,他就像活在我们身边。

从地理的角度看,离我更近的一个作家是蒲松龄。他是山东临淄人,那儿更早的时候是齐国古都。我从小听了太多的狐仙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有多少是来自他的手中、有多少是当地原来就有的。最早读的《聊斋志异》是开本很小的木刻本,一直读到现在的各种版本。书中的内容简直太熟悉了,因为它跟我自小经历的环境、跟那种生活氛围非常吻合。说狐讲仙这些事情在胶东一带太多了,我终于相信它们就是土地的原产,不过是由蒲老先生将它们记下来了。崂山上清宫那儿有一个边厢,很多人在那儿烧香烧纸。这个阴暗的小屋据说就是蒲松龄当年写作的地方。

在我眼里,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正合了一种文气。我宁可相信那种恍惚的道家气息与《聊斋》是一致的。作家与书的气质总是统一的,在我看来,蒲松龄一定多次来过崂山,并在这里有过长时间的留连。读他的书,觉得他的心理不是某一类作家那种阳光和明亮,不是那种感觉,而是一种幽暗阴隐的神秘。

我由崂山到了蒲家庄,那里有他的故居:地上铺着青砖,泛着湿气。中国传统的乡间建筑采光不好,有些暗。小屋里有一个大幅的挂像,上面的老人长须飘飘,穿着官服——恰是他一生讨厌的那种仕人打扮。这让我想起一些文学通论,那里面谈到蒲松龄,总说他写狐写妖“高人一等”,说他“刺贪刺虐”。其实是赋予了很多阶级和社会的意义。但以我一个胶东人的眼光,以一个读者和作者的感受来说,觉得或许并非如此。相反,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兴趣写作,就是说他当时很喜欢记下这一类故事,并没有想那么多。对社会的牢骚固然有,那种愤愤不平之气文字里都有,但更多的还是趣味,是记录的兴致。这里,作家对于齐地风情、民俗传说的忠实书写才是主要的。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哺育了胶东一带的文化,而我却认为它是反过来的——是胶东一带的文化传统哺育了蒲松龄。我们常常会过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作家和作品,这就难以放松,不能作为一个很自然的生命去面对它们,也就不能好好地欣赏了。其实只有朴实了自由了,才能更真实地贴近这个作家,理解其作品的生命底色。

到了美国波士顿,不远处就是康科德小镇,那里是有名的自然生态作家梭罗生活的地方,也是爱默生的居地。那儿离声名远播的瓦尔登湖非常近——我急于赶到瓦尔登湖边,因为从很早就看过徐迟先生译的一部叫《瓦尔登湖》的名作。我曾经想象,梭罗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勇气,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却要告别城市文明、告别优越的物质生活,一个人到荒野老林里生活?他在那里开荒种地,与世隔绝,感悟人生,并将这一切作了详细的记录,写成了那部特别有名的人生启示录、自然生态文学的创始之作《瓦尔登湖》。他具体踏实地考察了一个人究竟应该从自然中索取多少,才算是一种合理的生活。他思考了很多形而上的问题。

不过,只有亲自踏上湖边,才能进一步感受那个人和那本书。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后来的人过分渲染了这个地方的荒凉和一个人的孤独。不管怎么说,梭罗的小木屋离那个小镇子很近,镇子上民风淳朴,风光秀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认为美洲欧洲那些很小的城镇真是太好了,那么美丽和安静,人要在那种地方生活,想堕落大概都很难吧。那些地方一片静谧祥和,没有急躁竞争的迹象,人的灵魂会比较安宁,可以静静地思考,思考一些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的事情,这时候整个人的生理指标也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来,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会是健康的。

瓦尔登湖漂亮极了,周边是密林,湖水清澈,一到秋天松林里还闪着一片片红叶。梭罗当年就在离湖边不远处搭了幢小木屋,除了钓鱼,还在林子里垦了一小片地。这在现代人看来,说到底还是神仙岁月。小木屋离镇子也就是半小时的路,他要经常去爱默生家——那是他的文学老师,去他那里谈天和吃饭,临走还要挟上一些吃和用的东西。爱默生的故居在那个小镇子上,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景点了。

梭罗的小木屋当然早就朽坏了,现在的一幢是后人依照原样恢复的,里面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还有一束野花,外面是他的一尊雕塑:伸着手,好像正在跟行人辩论。因为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怪异的、好辩的人。

他最著名的著作除了《瓦尔登湖》之外,还有一篇《论公民的不服从》——那是他结束了一年左右的林中生活回到镇上之后,因为没有像镇上居民一样按时缴税,就被依法关了起来——放出时,他当众宣读了一篇东西,也就是这篇文章了。其中说:“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做人,其后才是臣民。”还说:“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任务,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可见这是一位倔犟的人。他这个著名的“不服从”的理论,曾被印度的甘地反抗英国人统治时引用过,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名言。

爱默生的住处是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生前曾经因为一场大火烧毁过,镇上人出于对作家的爱慕和怜惜,自愿出钱帮忙,又照原样重新盖了起来。爱默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超验主义作家”,我们许多人今天已经不知道这个“超验主义”是怎么回事了。爱默生是一个严谨的写作者,在美国算得上一位老派作家了。当年,他除了写作还要到国内外作大量演讲。这和我们今天的作家有点不一样,那时的作家很重视演讲,就像伏案创作一样认真。爱默生不仅演讲,而且还要分“系列”,有“冬季系列演讲”、“春季系列演讲”等等,一讲就是几十场。他讲的内容可能是非常开放、非常个性化也非常有见地的,或者跟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多少有点冲突吧,因为曾经有记录说,镇上的某些人还联合起来抵制他的演讲。但是作家照讲不误。我们今天从文章里看,爱默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地方,当时连这样的老先生居然也要受到抵制,可见民风之一斑,也可以想象当作家的不易。

类似的演讲者还有马克·吐温。吐温曾经有过经营实业的失误,把稿费投在自己并不太懂的事项上,结果赔了很多钱,最后不是用写作,而是用全国巡回演讲的收入填补了亏空。作家的演讲要面对听众,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直接发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传统。

其实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写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他没有办法在所有著作中将自己掩藏起来。所以我们看一本小说,一部文学著作,都会感觉到这个作家的存在。他的一生给人物画廊里留下了那么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可是最后“塑造”的一个“人物”却无处不在,这就是作家本人。他的所有文字都在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全过程,是这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在这些字里行间,作家的个人气质、灵魂、形貌和嗜好,都要无一遗漏地被镌刻下来。从这些文字符号中,我们会感受他的一切。

我们经常使用“伟大作家”这个概念,可是这样的作家是怎么产生的?当然是才华、经历、作品,这所有一切的综合。于是这就需要具备一些很重要的条件,比如活得相对长久一点,因为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展现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兰波是法国一个天才的诗人,可惜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而且19岁就写完了所有的作品,那绝对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超级天才。可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把“伟大”这个词汇放上去,又会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他没有展现出一个生命的完整过程。一个人从出生、到青年和中年,再到老迈,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认识是不同的。任何生命阶段都是不一样的,生命的感慨,会随着年轮的增加而改变,思想与艺术的含量也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作家年纪很轻就终止了记录和表达,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如果打开一个大画家的作品集,一幅幅看下去,从他年轻时看到最后,就会觉得他把自己的生命活画了出来,得知这个人怎样由稚嫩到成熟,再到生命力和艺术经验完美结合的时候,所达到的创作的高峰。翻到最后的页码,你会看到他的生命渐入老迈,没有力气了,但是雄心还在。凭借一生那么丰厚的阅历和创作经验,技艺愈加高超,仿佛变得更有勇气、也更加不守规矩了——他个人就是规矩,他的一切都是艺术。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看画家如此,看作家的全集何尝不是如此?伟大的作家有着怎样强悍的生命力,怎样利用时间——客观的时间和个体的生命之间发生着怎样的摩擦,真是一个谜,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作为凡人,难以理解天才的行为。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人的差异之大,往往就因为操着共同的语言、长了大致相似的形貌而被掩盖了。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政治人物列宁,他只活了五十多岁,且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动荡中度过的:流放、坐牢、暴动和革命。但是他的文字著作竟有六十多卷,每卷折合汉字四十多万,那就是两千多万字。多么巨大的劳动。他体量不大,可是生命力强大。另一个俄国人高尔基,同样不可思议。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迎回了自己的国宝,当时欢迎他的民众人山人海。他住到了一座别墅里,只有三年的时间。那个别墅的楼梯是用整块大理石雕出来的,扶手雕成了翻腾的海浪。里面摆了大量的书籍,一架架的书看得人眼花,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高尔基当年读过的。这三年恰恰也是他一生中最忙的时间:建立全苏作家协会,会见无数人士,接待工人和农民代表团、儿童与妇女代表团,以及国际友人,看看排得满满的活动年表,会觉得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可也就在这三年中,他读过了别墅中大量的藏书,而且作过详细的批语——我不相信,从中抽出几本,果真发现了一处处变色的钢笔字迹。同样是在这里,他还写下了长河小说,就是那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一大部分。我们心里不禁要问: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怎样利用时间的?时间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那些伟大的人物竟然神秘地使用了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谜。

现在对高尔基的评价不像过去那么高了,因为我们过去太多地宣扬了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后来就不再热衷了。人是很容易受世风影响的,都要跟着风向走,一个人不被街上的风吹透是很难的。可是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实际上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写得多么好,还有那么多杰出的长篇和戏剧,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师。

从高尔基再到托尔斯泰——我们读了那么多托尔斯泰的书,在我眼里这可是西方文学的第一人。托尔斯泰和关于托尔斯泰的书,我几乎将译文全读了。终于有一天,有幸来到了托尔斯泰的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这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这里发生了多少故事。托尔斯泰在这个庄园里过了最长的岁月,写出了最多的作品——我相信他的灵魂一直会在这里徘徊不去。走进庄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出很多。这里一切如同原来,房屋、道路、林子,到处都保存了托尔斯泰的秘密,留下了他的痕迹。他当年用过的东西,从一幅幅照片到日常器具,一切都在。我仿佛看到了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场景,他劳作的地方,还有他抚摸过的物品。就我所知道的一些细节,比如哪部作品在哪间屋子里写成,这会儿都一一对应,在心里默记。站在老人的房间里,你会觉得他刚刚起身离去。这种特别的感触不可言喻。

当时是一个冬天。俄罗斯的冬天多么寒冷。白雪覆盖了波良纳庄园、庄园里无边无际的林莽、一座座屋子。进入庄园的是一条长满了橡树和桦树的大道,当年托尔斯泰称它为“大街”。大街两旁的水塘结了厚厚的冰。

老人活了八十多岁,有人说如果托尔斯泰没有晚年的那次出走,一定会活得更长,留下的著作更多。越是到了晚年,他和夫人越是难以相处,最后,他终于要将自己毕生的求索付诸行动了——老人在深夜叫醒了最小的女儿,向她告别,然后乘一辆马车走开了。天太冷了,结果他在一个郊区小站里受了风寒,这里也成为老人的最后一站。

托尔斯泰一生写了多少著作?我们国内出版的是十七卷本的文集,可是苏联出版过100卷的《托尔斯泰全集》。按每卷35万汉字折算,去掉注解,也还有三千多万字。再看他一生的经历:求学,当兵,管理庄园,旅行和教学,耕种土地,且有大量时间在做一些公益事业,但是他竟然写出了三千多万字。这是怎样巨大的一种劳动,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他的写字台旁边摆着一张黑色双人皮革沙发。他就在沙发上出生,他的前辈也是在这张沙发上出生的,他的所有的孩子都是在这个沙发上出生的……俄罗斯人高大,应该睡很宽大的床才是,可是他们的床都很窄,让人担心他们一翻身就会滚落——可能在小床上生育不便吧,伯爵的几代人都在这个黑皮沙发上出生。这是历史的见证。这间屋子里实在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情感。在各间屋子里,会看到大量祖辈用过的小玩意,如一张圆桌、一辆童车、一张小床。写字台上的一套百科全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这是作家生前经常查阅的工具书。他在另一间拱顶小屋里写了《复活》,那时他大多数时间就伏在一个很小的圆茶几上,旁边的墙上还挂了镰刀和锯子,像是一个典型的农夫之家。我站在圆桌前,农具下,感受着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老人。

雅斯亚纳·波良纳庄园在图拉县城之南。托尔斯泰的另一座故居在莫斯科,有时他们全家要到那里过冬。从图拉到莫斯科步行要走三到四天,虽然当年已经有了火车,可是托尔斯泰为了磨练自己的身体和意志,直到老年还是坚持徒步行走,启程时带着水和干粮,一直走上三四天。为了在路上休息,他发明了一个拐杖,可以将下端插到土里当凳子坐。夜间他就睡在农户家里,与他们分吃自己的食物。在莫斯科故居的院子里,有一个很高的土堆,他让孩子从上往下滑雪,他自己也滑。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用一个有孔的木箱装起最小的女儿,用绳子拉着箱子在屋里走,走到一个地方就问她到了哪间屋子,跟孩子玩这种游戏。老人在寒冷的冬天也要坚持自己去井上取水,自己劈柴生火,直到了八十多岁还要骑马远行。

他是富裕的伯爵,也是最朴实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他一生不倦地探索生活的意义,直到了最后的一刻。我们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是真挚和诚恳,他感到了什么就如实地写下来,作品从来没让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主义所累。可是与那些同时期的某些作家相比,他即便在形式上的探索也显得更有勇气。

有一位欧洲作家说过:世上有两种作家,一种非常聪明,什么都懂,是狐狸型的;还有一种作家是刺猬型的,只懂一件事情——他说托尔斯泰本来是洞悉一切的,却又像一只刺猬那样专注。是的,我们读过托尔斯泰的大量作品,再看他一生的足迹,会感受他的博大与专注,他对于人性、社会,对于全部的生命奥秘,无时无刻不在探索。他犯过很多错误,做过令自己痛苦的事情,这些都记在了日记里。他一生都在苛刻地追问,不仅向外探索,还要直指自己的内心。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是公认的现实主义者,但我们又会觉得他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浪漫的、诗性极为强烈的俄罗斯作家。看过《哥萨克》,那部写青年军官初历战争和爱情的一部中篇——很早以前就读过,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再翻,只想翻翻而已,可是看过了三分之一就再也放不下了。哥萨克青年的勇武和残酷,女人的爱情,敌人怎样过那条河,死亡的异族青年,枪口上的烟,濒死的眼神,兄弟收尸……吸引人一口气把它读完。伟大作品常有一种神秘难抵的力量,这往往是今天的现代作家所不具备的。

这就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托尔斯泰的生活道路、审美志趣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特别富有,终生都为自己的富有而痛苦,直到最后死在了冰雪小站上;另外一个却要挣扎在贫困线上,九死一生,赌博、酗酒,癫痫袭来口吐白沫……来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居,会觉得与原来的预想有些不同,这儿不像书上写的那样寒酸。一座公寓房,面积有一百五十平米左右。为了再现作家在世时的壁纸,一个地方特意挖了个洞,露出了当年的那一层。会客室、写作间、厨房,都非常好,写作室铺着红色的厚地毯,写字台非常漂亮。他就是在这个屋子里去世的——有一天写到半夜,笔握不住了,掉在地毯上,滚到了写字台的另一边,他弯腰去找笔的一瞬,胸部血管破裂了……太太将他扶到一旁的沙发上,直到在那里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犯癫痫时还很年轻。当时他刚刚写出了第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都说又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一颗俄罗斯文学新星即将升起来。当年的俄国文学界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开这么多的讨论会,也没有类似的文学组织,只有影响很大的文学沙龙,那大多是贵夫人们搞的,她们提供场所,不仅有钱,而且趣味高雅,能够把最有名的作家艺术家邀集一起,聊天喝酒,请诗人作家们朗读作品,品评一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邀请参加了,贵夫人对他极为赏识,将其引见给一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感动不已,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朗读了作品。可是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一次一个嫉妒者竟然当众污辱了他,这让他的自尊心无法忍受,结果当场昏倒在客厅里,口吐白沫,人事不省。之后,各种各样的打击还有很多。

后来他借书中一个人物之口谈到了那些铭心刻骨的感受。他说:当一个人奋斗的时候,要经历不知多少艰辛、多少不眠之夜,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注意你付出的这些生命的代价、这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劳苦——但是当你稍微有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又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磨难。嫉妒、诽谤,无所不用其极,它们永远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你的后背上,让你终生不得安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性的痼疾而痛苦,他告诫自己一定要终生远离所谓的“文坛”和“文学界”。他说到做到,一辈子再也没有与俄罗斯的文学人物们一起厮混,而宁可忍受最大的寂寞和最艰苦的生活。他与太太艰辛度日,时不时流浪,到境外到乡下,再转回自己冰冷的小屋。他只是伏案工作,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跟文学人士们接触,不到热闹的场合去。

他似乎知道自己的未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写出了那么多杰出的作品,直到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那一年,他获得的版税连俄罗斯的三流作家都不如。正像许多真正的杰作一样,它们没有相应的市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不停地写,在最急迫的时候甚至要雇一个速记员来帮忙。这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口述小说——我们知道口述一篇散文可以,口述一部长长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速记员在为他工作的过程中深深地爱上了他。曾经有一部电影描写他们的这段经历。速记员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在自己文学世界的情状所打动:他在屋子里走动,拍打自己的脑袋,有时候很长时间一个字也讲不出,有时候又会滔滔不绝;时而狂躁火热,时而冰冷阴郁。速记姑娘小小的年纪,面对着一个贫病交加的中年作家,简直惊呆了。她爱上了他。这其中稍微有一点怜悯,但主要还是被那种巨大的魅力征服了。她甘愿为他辛苦和献身,伴他度过了艰难的一生。

苏俄时期有两个了不起的女诗人,也有过类似的不幸,她们就是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这两位女诗人在中国风行过一段时间,那是八九十年代。茨维塔耶娃是性格更为激烈极端的一个,才华逼人,最后在不可忍受的流浪途中自杀身亡。阿赫玛托娃比她绵软柔和一些,却是同样地不幸。我听说她的故居就在圣彼得堡,到了那里,宁可不到冬宫也要去看一看。她是这样一个诗人,写下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究竟是怎样生活的?我想看到她喝水的杯子,她安歇的床……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不是她的房子,而是普宁的家,是当时她所爱着的一位男人的家,他是一位评论家。

当时的阿赫玛托娃独身一人,孤苦无告,想和普宁住在一起。她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也没有东西裹腹。这时候她去找了普宁,而普宁正跟自己的太太一起生活。但最后三个人还是住到了一块儿。这是高难度的家庭组合,不过三个人总算相处得很好。这个特异的诗人栖身之地深深地吸引了我。房子好像有一条细长的走廊,而后是厨房。一件件炊具,黑黑的锅子和炉灶。当年的器具都保存着,特别是有一件茶炊——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总是不停地写到茶炊,这是俄国人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件生活用品。在我看来,茶炊跟中国的火锅类似,只是造型不太一样,更挺拔一些。它有点像胶东人爱用的“烧心壶”:从中间点火,热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所以一壶水很快就烧开了,胶东人叫它“快马”。

我过去以为茶炊的用法,就是把茶叶放到里面煮,原来不是。他们的茶炊相当于今天的饮水机,只是用来烧热水的——家庭主妇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起茶炊。旁边另有一个茶壶,里面沏了浓茶,喝的时候先倒进杯子里一点,然后再根据个人的喜好从茶炊里加水。我注意到,阿赫玛托娃的茶炊放在了最高处,是银色的,闪闪发亮。

谈到俄罗斯的诗人,就不能不想到普希金。他的故居有好几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诗人的生命走向完结的那个圣彼得堡的居所。他为了爱情决斗,伤在腹部,被人送回了这间租来的房子里——他和夫人普希金娜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生活。他就死在这套堆满了书籍的屋子里,死前在一张红色的沙发上——呻吟了一夜或更长的时间,十分痛苦。普希金与一个法国兵痞决斗,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腹伤在今天可以送医院手术治疗,可那时候还不行,结果诗人是一点点流血而死。故居里还整齐地摆放了他决斗时穿的衣服,枪,背心的血迹还在。有人在他下葬前剪下一绺头发,也罩在玻璃小厨中,闪烁着永远的深棕色。

有一些生命多么神秘。前边说到的诗人兰波,他19岁就写完了自己所有的诗,完美异常,像《奥菲莉亚》,被一代代人吟诵。还有莱蒙托夫,这是另一位天才的诗人和小说家,像普希金一样死于决斗。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如果莱蒙托夫还活着,我完全可以不再写作了——在托尔斯泰眼里对方的才华无人能及。普希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翻译到中国来了,他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除了诗歌还有小说——我二十岁左右读过《上尉的女儿》,前不久想重温当年的感受,因为当时的印象还楚楚如新,今天再读,竟是同样地感动。时间过了这么久,我这期间读过了多少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文学,可是它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它逼到阴影里。普希金那么年轻就写出了这部杰出的中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完美得不可思议,那么朴素那么真挚,没有一个细节不可信,成为不可复制的、永恒的文学珍珠。

普希金的巨大才能来自先天和后天的学习,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奇异人物,他极年轻时完成的东西,已经是这样地完美。他是一个传奇:贵族出身,流放,决斗……我们知道,作家和诗人身上的色彩可以使作品流传得更久更远,也许有时候作家真的需要“色彩”,我们所知道的许多中外作家都不乏“色彩”——可是我们这里谈的普希金是个例外,他仅仅依靠作品本身的强光也会在时间里闪耀。

说到“色彩”,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美国的海明威。他当过战地记者,得过勋章,伤痕累累,好几次婚姻,打拳酗酒,还是最好的猎手。海明威的传记特别好看,因为他这个人太有色彩了,永不安宁,最能折腾,在战场上折腾,在和平年代也是一样。他有过两次飞机失事——一次爬出来,另一次是飞机失火了,他在生死关头硬是用头把机窗撞破才逃出来。抗战期间他来过中国,见过周恩来和蒋介石夫妇。这个人脸上的“油彩”真的不少。

“油彩”也许是重要的。一个正常人走到街上,一般来说是没人多看一眼的,但是如果在脸上描一道触目的油彩,回头率就高了。有人认为海明威脸上的油彩也帮他夸大了文名,这种说法似可存疑。因为他的确有精彩的作品,它们令人百读不厌。

海明威最有名的故居叫望山庄,就在古巴,那是他买的一个庄园。古巴很难去,要坐很久的飞机,还要转机几次,而且故居也不开放。我被吸引,是因为关于那里的记载太有趣了。他在那个地方养了四十多只猫——他特别喜欢猫,可能一个硬汉才更需要温柔吧。这几十只猫让他喜欢得不得了,每一只猫的性格他都知道,他说有一只猫很想做人,人做的所有事情它都要试一下:喝咖啡,还嚼过海明威的药。他养了十几只狗,哪只狗死了,他就为它立上墓碑,上面刻了它的名字。我在他的故居前、在长满了棕榈和芒果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他的写作间和起居室都出奇地洁净,墙上是油画,还有他亲手猎来的大动物做成的一个个头颅标本。海明威的作品数量不多,大约有四五百万字。他对自己要求特别苛刻。我们当代的作家如果有海明威那么严苛,文坛就会干净许多。海明威可以把自己作品的结尾改写三四十遍。

他不仅是性格的原因,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清新,把职业作家的惯性写作破坏掉,才不停地折腾自己。我原来以为海明威就是外向的性格、不安宁的性格,就是愿意冒险,后来才慢慢有了另一些理解。他是一个有文学勇气和生活勇气的人,他的这种勇气更多地表现在文学写作上面。与他不同的是,很多作家有了名也有了时间和钱之后,就会进入一种惯性写作——一个人只要有了二十年以上的写作训练,只凭经验和技艺就可以随笔流淌出“不错的作品”:搭起故事架子,描绘人物形象,操弄老练的语言……但这样的职业化写作没有什么前途——文字陷入粘疲,再也读不到应有的激情,作品没有生鲜气,没有崭新的创造力和爆发力,更没有深刻的牵挂。当一个作家这样写了一些年头之后,最大的敌人就是惯性写作了,我们——包括我自己,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这种职业化的写作。职业习气不仅不是一个光荣,还是一个敌人。

因为文学往深里理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所以有人问我文学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不出,只好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学是生命的闪电”:像生命里的放电现象,是一束强光,在瞬间爆发,源于生命最底层的激动和战栗。作品里要有这个。而职业写作只是不停地重复过去,那是感动的记忆,以及造句的方法,所以我们才出现了那么多语言的垃圾,那么多枯燥的文字。有时候我们说到作家和作品的差异,有的平淡,有的激情义愤——这除了风格问题,后者更多的还是有生命的感动,这是很耗人的。谁愿意这样?这可能很累,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如果把文学只当成一个专业,当成完全可以传授的东西,像做木匠活之类,那就奇怪了。文学中可以传授的部分也有,但很少,而且不会是主要的部分。教会一个人感动,这很难。生命的底色是怎样,就会怎样,人的喜悦和愤怒不会适时而至,不会有一个熟练的套路。

海明威有了文名之后,避免了惯性写作,没有安心于当一个职业作家。相反,他在努力忘掉老经验和老故事,警惕自己在工作中复制以前的感动。这真是了不起。

演讲也是一样,我如果没话可说,只重复以前说过的话,这样一开口就没劲。写作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作家总要依赖以前的感觉,这会是很痛苦的。海明威反复折腾自己,让自己活在更真实的生活中,使自己不断地“回生”,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生气勃勃的文字。他为了弄清一个细节,会把大量的时间投放其中,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靠体力劳动冲掉创作的疲惫,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实践观察生活。他弟弟曾经回忆哥哥怎样教他写作:钓到一条大鱼时很兴奋,海明威就问他最激动的是哪一刻?大鱼咬到钩子、突然拉紧的渔线、一溜水珠的颤抖……每个环节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海明威要求弟弟记住更准确和更具体的环节。在他眼里,让人感动的事物往往是由很多“点”组成的一个过程,作家就是要找出整个过程里某个最重要的“点”,那是一个“高点”。只要把这个过程认真总结,将每一个细部拆解开来,这个“高点”就能找到。这就是文学家的记忆和感知方式,这和平常人是不一样的。

保持勇气是困难的,作家有了一点名,住了像样的房子,体面起来了,“职业”起来了,也就不再是作家了。在生活上模仿成功的作家,就已经不是作家了。只想活得更好,只想精明,且把这些当成头等大事的人,就已经不是作家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作家愿意窝在屋里。有人说现在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听不到鸟叫了——一天到晚只围着电脑和书本转,最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几个朋友,所谓的“文学界”,从一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哪里还会听到鸟叫啊?他没有像过去的作家那样面对大海、高山和林野,走万里路的能力和志向一块儿退化了,我们不再知道也不再关心大自然,对给予我们生命的这个大背景已经浑然不觉了。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所以我们很少像19世纪的作家那样,有一只如椽巨笔,挥手就可以划出一道大弧——纵情山河,大江大海。一条密西西比河,唤起了马克·吐温和福克纳多少激情和灵感。我们视野不开阔,心胸又怎么开阔?你不能完全依赖现代传媒工具,不能完全听信于它。我们或许需要学习19世纪的经典作家,看看他们的气魄、眼光和高度。这虽然是不同的世纪不同的写法,但更是两种生命。

埋在现代生活里的人,神经质和变态绝不罕见。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的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奇高:住在高处,需要时下来钻进地铁,然后再爬上高处,而且要这样一生。这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怎么会正常?所以作家才热衷于写古怪的句子,声色犬马,暴力和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门,再好的房子没有门你也没法进去。所以文学阅读只能贴着语言走,不然就关在门外。所有语言都来自客观世界,个人跟大自然就是不停地命名和被命名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东西,要呼唤它就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它也就被命名了。一个杯子,一种感情,都有命名的过程。反过来我们对一些名字、一些称谓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也需要一点点地深入和感受,这就是“被命名”。就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实现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和表达。

作品的艺术和思想含量、道德伦理高度、精神质地,这些东西不能像水和油那样清楚地剥离,你不能说这块是思想、这块是艺术、这块是语言,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是浑然一体的,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可以说它的语言好,思想深刻,那只是量化的方法,是一种比喻。我们读作品的时候要感受它的浑然一体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它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可以茫然不查。我们还是能够感受一个杰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含量。

文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阅读。评论家和作家总是一起感动或厌恶。他们都要贴着语言走入文学的世界,表达出对文学的深爱。有人说爱文学还不容易吗?是的,并不容易。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并不一定爱着文学。做一个好的阅读者,一个好的文学编辑、评论家,就像做一个好的作家一样难。真爱是困难的。你可以观察,如果10年不够就用20年,最后你会得出结论:某人爱还是不爱文学。有的人只在需要它的时候才爱,有的人一度爱过。有的人虽然仍在从事文学,但心里早已充满厌恶。总之,爱文学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本文为2010年张炜在北大的一场文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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