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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

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07-17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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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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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书中人物并不是通过“天”的艺术形象来认识“天”的,而是从对于“天”的崇拜观念出发来认识“天”的,他们对“天”的认识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义的。

《三国演义》第86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国家存亡系于天命。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4回)、“汉家气数已尽”(8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119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120回)。

点明“天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已在曹氏(80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他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14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于常”(80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91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93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108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10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60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89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93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104回)。可见刘备、诸葛亮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

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1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3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31回);刘备身处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64回)。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

《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80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93回)。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9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37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93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102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103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103回)。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为的人物,他都无奈于天意,难逃定数,其他凡夫俗子就更应顺从天命了。人的生死成败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数天意之下是难有作为的,这种消极的思想使《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三国演义》在强调顺天命的同时,还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只有顺人应天,政权才能巩固,功业方能成功,所以书中许多政要人物都大谈“顺人应天”。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策文就说这是所谓“应天顺人”(4回);王允假意劝董卓效“禹之继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说是“正合天心人意”(8回);谋士郭图劝袁绍联结刘备剿灭曹操,说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22回);阚泽至曹营下诈降书时对曹操说:“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47回);孔明等人劝刘备即帝位,也说是“应天顺人”(73回);孙权劝曹操“早正大位”,也说是“应天顺人”(78回)。书中三国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一再强调“天与人归”、“天人之应”、“应天合人”、“天心人意”,强调“上合天心,下顺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这种把“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汉儒和宋儒颇为提倡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类语》),《三国演义》中的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说显然是受汉儒和宋儒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天意”是通过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一套完整的预示体系显现出来的。书中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乾象变化,谣谶梦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

《三国演义》言及“夜观乾象”、“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多以星象天文预应政事大局和将帅杰出人物的吉凶。如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14回)暗应曹魏立国乃天意所定。又如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心中就想到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33回)。谯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就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91回)。至于描写孙坚、周瑜、庞统、关羽、张飞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将星陨落,诸葛亮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强调天人相应,而人则据天象揣知所谓“天意”。《三国演义》中善观天象、预测吉凶的人物并不多,以诸葛亮为最善,其他如谯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刘备、司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晓天文星象。

《三国演义》描绘吉凶之兆的地方约三十余处。孙坚、董卓、张飞、赵云、曹丕、孙权、诸葛恪等人之死均有凶兆,或“狂风骤起”、或“城门无故自崩”,或“江海涌涛”,非止一端。董卓将死,其母感到“肉颤心惊”(9回);关羽被害,刘备“自觉混身肉颤,行坐不安”(77回);张飞遇难,刘备也是“心惊肉颤,寝卧不安”(81回)。这种相关人物感官心态的反应,也是一种兆示。一般说来,《三国演义》言及国家、人物凶难幽微之时,往往都有凶兆。汉代桓灵失政,国祚将终,书中便言有狂风、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雌鸡化雄、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魏室衰败,则有阴风灭灯等凶兆。而天子出生出行,或朝代兴起,又往往有吉兆异兆相伴。例写曹丕出生,有“青紫色云”“覆于其室”(32回);阿斗被难,有“红光”相护等。书中一方面显示世事先兆,一方面也写政要人物寻求兆示以祈避祸得福。曹魏代汉自立,要报称有“凤凰来仪”、“麒麟出现”(79回);蜀汉立国,也称说有“祥风庆云”之瑞(80回)。把兆示作为说明本集团的封建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据。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等人很重视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何吉凶,而每一个兆示,在书中无不应验。刘备接应关羽,行间青旗倒卷,一鸦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诸葛亮占课知“长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将”,果然关羽攻取长沙,又得黄忠、魏延二位降将(53回);诸葛亮正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自东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树吹折,诸葛亮就占一课,便定“此风主损一大将”,果然应在赵云病重而死(97回)。借助占卜解释兆示,预测吉凶,在《三国演义》中也是事事必应的。《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占卜的高手,诸葛亮之外,还有孙翊之妻徐氏及吕范、庞统、管辂等。徐氏一日卜《易》,得一大凶卦象,劝其夫孙翊慎行,孙翊不听,结果被边洪所杀(38回);管辂堪为神卜,他应曹操之请为卜天下之事,预言:“三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后果应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正月曹操大将夏侯渊被黄忠杀死(69回);管辂又卜,劝曹操“未可妄动”,预言“来春许都必有火灾”,连一向多疑的曹操也信之不疑(69回)。占卜成为预言家们用无不验的预测吉凶的手段。

《三国演义》中有几位精于“数”学的高士,他们明于天命数学,预言吉凶前程无不准验。紫虚上人在刘备入西川前便预言诸葛亮与庞统二人的吉凶“定数”,说:“左龙右凤,飞入西川。雏凤坠地,卧龙升天。一得一失,天数当然。见机而作,勿丧九泉。”(62回),果然道号凤雏的庞统先卒于落凤坡。又如异人李意,当刘备向他问及发兵伐吴的休咎之时,他口不言语,却画了四十余张描绘兵马器械的图画,然后一一扯碎,再又画了一人仰卧地上,被人埋葬,再书一个“白”字,方稽首而去(81回)。行为虽似狂癫,实则天机深邃,后刘备被东吴大将陆逊大败于彝陵,损兵折将,终痛悔而病死于白帝城。而李意的字、画早已预示了刘备的结局下场。至于管辂预言夏侯渊之死、曹丕贵为天子;诸葛亮于摩天岭立石碣,言“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预言钟会、邓艾内讧身亡等均有仙机妙算之功。这些人物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了有超凡能力的半人半仙似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也是书中借以预示天命仙机的代言人。

《三国演义》中有十五六处人物梦境的描写,这些梦境都是人物吉凶之兆的幻想化的表现形式。吴太夫人曾在生长子孙策时,“梦月入怀”,后生次子孙权,“又梦日入怀”。卜者认为有此梦兆,“其子大贵”,果然孙策、孙权成就江东基业(38回);曹操修筑建始殿,伐梨树为梁,夜间便梦见梨树之神来报复,并言其数已尽,醒后就头痛难忍(78回);后主刘禅在成都,夜梦成都锦屏山崩倒,果然与诸葛亮病死军中相应合(105回)。《三国演义》中诸多梦境都寓有现实人物处境遭遇、吉凶祸福的暗示,也是作者于梦境中透露出所谓天意命数。

《三国演义》中引有谶语和童谣约十余处。这些谣谶之语多半都与天象、预兆、预言相配合,暗示人物吉凶或国家前程。如写庞统与诸葛亮际遇,引童谣云:“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63回)是暗示庞统将遇难,而蜀国只剩诸葛亮一位军师的结局。又如许芝等逼汉献帝禅位时,言过乾象之后,即引谶语云:“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80回)以此谶语证明魏当在许昌受汉禅。《三国演义》中童谣和谶语多数是预示人物吉凶,少数是书中人物借以为自己夺权作借口。

《三国演义》的描写中,重于天命,而轻于鬼神,故天命描写多,而鬼神描写相对较少。有身影出现的只有化作妇人状的火德星君(11回)、化作“弈棋者”的“南斗”和“北斗”(69回)、化作老叟状的“山神”等有限的几位仙神,都不是大仙,而是小神。火德星君使糜竺免受焚财之失;南斗和北斗使少年赵颜增寿;山神使中哑泉之毒的蜀兵得到解毒之法。他们各做了一件好事。又写冤魂向曹操、曹睿、诸葛恪等肆杀者索命,是表现暴虐者的报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位神魂显圣的人物,他们都是蜀国的臣将。关羽死后,一魂不散,常在玉泉山显圣护民,后其魂缠定吴将吕蒙,吕蒙因之而七窍流血致死,关羽报了杀身之仇(77回);关羽神魂又惊散吴将潘璋神魂,帮助关兴杀死潘璋(83回);伏波将军马援显圣,救助了在哑泉中毒的蜀军(89回);诸葛亮显圣,请求魏将钟会入川后“勿妄杀生灵”(116回),保护了四川人民。他们三人虽已为鬼魂,但仍是忠于蜀汉事业,爱憎分明。

《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得天书”、“行妖法”,以及呼风唤雨、飞砂走石之类怪异现象的描写,多属迷信妖妄、荒诞不稽之谈。

总括《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其基本内容是以汉宋儒家“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为基础,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情感、能明辨是非、有褒贬倾向,能对世事加以兆示影响,并最终主宰世间人事的精神本原;认为“天意”是人所不能违抗的,世事宿命天定,人只能顺天而行;国家政权和人事功业只有顺人应天才能存在和获得成功,否则就只能国破人亡。“纷纷世世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120回)体现了《三国演义》天命观的基本思想。

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看,《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相关描写显然是受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某些作品情节内容和艺术方法的影响。鲁迅在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时曾深刻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书。”(《中国小说史略》)《三国演义》创作明显受到志怪小说的影响,其部分题材即取自晋代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只是《三国演义》把志怪故事与天人感应观念,与史事记述相结合而已。在小说创作中搀杂天命怪异的描写,在《三国演义》之后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中,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作者:刘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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